清代地方经济发展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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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和城乡市场网络体系三个方面考察清代云南经济的发展和特点。从整体上看，云南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与市场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是一个经济结构变化重组的过程。

云南是人类最早的栖息地之一，地形复杂，山地众多。除滇池、洱海附近以外的广大周边地区，四处丛山密布，峡谷纵横，交通状况十分不便，社会生产的发展颇受限制，直至17世纪的康熙年间，云南还是一个半开发地区，大片可耕地尚未开垦。但随着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实行，清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整统治政策以适应生产关系变化的需要，使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得到长足发展，云南经济发展在清代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一、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

乾、嘉、道三朝期间，云南的人口数量空前增加。号称“盛世”的乾隆五十一年（1786），云南人口为341.3万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首次突破600万，而咸丰元年（1851）就达到了740.3万人。在外来的汉族移民和当地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下，山区土地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雍正二年（1724）全省有农屯田地72，176顷，雍正十年增至88,389顷，乾隆元年增至90,638顷，乾隆三十一年又增进到92,537顷，嘉庆十七年达到全省田地最高额，即93,151顷。嘉庆十七年全省田地数额是雍正二年的1.3倍，是明万历六年（1578）田地数17,993顷的5倍多。从明万历六年到清嘉庆十七年的200多年间，共增加田地将近8万顷。从这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窥见云南农业在量上的进步。

（一）粮食作物种植的变化

明代在云南实施屯田，大量汉族移民迁入，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经验和耕作技术，使明清云南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生产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在耕作方法上由原来的“二牛三夫”改为一牛或二牛牵引，由一人或二人驱犁耕作。此后，内地农作物的优良品种在云南被推广种植，内地的先进工具也被广泛应用，根据季节实行小春、大春两季轮种，每年可收小春旱季作物和大春水稻两熟，这种生产技术已和中原无异。

云南省传统的农作物种类很多，这在各地方志中都有记载，如云南府以稻、麦、粱、稷为主，包谷、黑豆、红豆、菜豆、蚕豆、豌豆等次之，“谷凡百余种，以香糯稻为最；蚕豆熟最早，滇人尤重以为粉，豌豆亦洗粉，并食其蔓，名豌豆菜。”永北直隶厅有“香谷米、白粘谷、红粘谷、玉谷米、乌脚粘、麻粘谷、半边粘等”，糯米有“鱼眼糯、虎皮糯、鼠牙糯、柳条糯”，豆类有“蚕豆、黄豆、青豆、白豆、黑豆、绿豆、扁豆、豌豆、架豆、饭豆、四季豆”等十八种。昆明冬吊米、广南八宝米、西双版纳紫米、景东香稻都是有名的品种。尽管稻谷种类多，但由于云南是一个山地面积占总面积84%的省份，因此总产量很低，不能满足全省几百万人口食用，在这种情况下，玉米和马铃薯的广泛引种就显得意义重大。

玉米和马铃薯都属高产作物，耐旱耐涝，性喜沙土，最适宜于山区种植。玉米和马铃薯在明代由美洲传入我国，先在沿海地区引种，以后传入内地各省。明末清初，又由内地的汉民传入了西南地区，康熙时在云南各地得到普遍种植，并逐渐取代了低产的山地传统粮食作物燕麦、荞子等，而成为偏僻山区农民的“终岁之粮”。玉米、马铃薯的引种使得“云南农业经济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云南农业经济史上的一次大飞跃。”

粮食种植结构的上述变化，适应了清代人口急剧增长对粮食的需求，使口粮紧张程度得以缓解，同时由于玉米、马铃薯的传入，使原来不适宜种植稻麦等作物的山区、沙地，能够得到开发利用，山区农业生产由此进入一个新台阶。

（二）经济作物种植的发展

清代云南商业性农业的发展颇为引人注目，这突出表现在茶叶、蔬菜、水果、棉花、鸦片等经济作物的种植经营上。

云南种植、生产茶叶的历史年代久远，是茶叶的原产地之一，尤其是现今思茅、西双版纳一带具备了茶树生长的良好生长自然环境，有树龄达一千七百多年以上的野生的“茶王树”和树龄达八百多年栽培茶树，产“普洱茶”的六大茶山，即“攸乐、蟒支、革登、蛮砖、倚邦、漫撒”就出在这里。除上述六大茶山外，勐海县的南糯山、布朗山、西定山、巴达山也是历史上著名的茶山。进入清代，种茶的种植技术越来越发展了，从最初不事耕作的野生茶发展到了除草、施肥、剪枝，精心护理的茶园。这些茶叶大都运往下关经过加工精制成下关沱茶、饼茶，远销川、藏各地。江城在清代也是云南优良产茶区，江城居民十之八九种茶，茶叶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

章青琴：清代云南经济的发展随着城镇的大发展，清代非农业人口日益增多，对蔬菜等作物的需求日渐扩大。于是在各大中小城市附近，开始出现许多专门种植蔬菜、瓜果以及花卉的农户。

不少地方也种植靛，据康熙《新兴州志》载：“青靛课税，染布靛缸课银，无定额，按季汇解”。由此可知，清代新兴种植靛，加工成染料。棉花种植这时也得到推广，因为“种棉之利，较种植他项利更加倍。而其地择干阜，又不侵碍水田”，永北一带，“该府悉心董劝，及此五月内外，倘可种植棉花，亟令广购棉子，先于金沙江畔，给民种植，收成以后，仍纳棉子作课，再行散给民间。有自行购棉种植者，如其广播，亦照上农之例恩与嘉奖。”烟草在清代也有种植，“滇省土黄丝烟，产量以通海为最，次为永昌、新兴。……”。

清末最受人瞩目的经济作物种植是鸦片，“滇中之地土与气候，适合于栽种鸦片，故产出烟土，其质素实较他省所产者为强，远出省，极易销售。因此，云土之声誉与价格，能日高一日，农人以有利可图，遂尽力栽种。本来一亩地能产烟至百两上下，售于市，得八、九两银，较种豆麦，获利倍屣，谁又何乐而不为。……是则，农人方面，每年当能有六、七百万两银之共同收入也。故尔，在光绪末叶，滇中农民，凡有田耕种者，经济无不充裕。”

同粮食作物相比，经济作物的商品性往往大于自给性。绝大部分经济作物都需要通过商业渠道出售，因此与市场的联系较密切。从经济效益而言，经济作物一般都要高出粮食作物几倍。之所以大量种植茶叶、果类等，一方面固然是受山区地理条件所限，另一方面则是在高额的商业利益下的一种必然选择。随着商品性农业的发展，这些作物也更多地脱离了自然经济的领域，开始走向商业化发展的道路。

二、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清代，云南的农副产品加工业大力发展，其中以纺织业，食品、矿物等的加工最为普遍。

清前中期，云南的纺织业比内地要落后一大步，但随着内地人口的大量涌入，纺织业受到普遍重视。如罗次最初“民风浑朴，逐末者少，耕凿而外，别无他业，仰事府育，俱取给田间。……不知织纺”，康熙五十年（1711），“署县梁衍祚捐资教民织纺，今亦稍有成效。”通海坝子的纺织业，据《续河西县志》载：“河西向以出产土布著称，过去海禁未开，缅甸棉花输入，家庭妇女大半以纺纱织布为业。……平均每户至少有木制纺车、织机各一架，多者四五架。在农村中每一住宅上下堂屋，几乎摆满织机。……河西布成为出产之大宗，全县妇女有百分之七十以纺织为业。”石屏“妇人习女红，勤纺织，每深夜犹闻机杼之声。”大理政权也非常重视手工业特别是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它把大批的石磺运往缅甸，换回棉花，从保山聘来汉族技师，教民织布。因而，不仅大理城的手工纺织业盛极一时，十分之七八的人民从事这项手工业，九街十八巷都可听到机杼之声，就是城外各村，手工纺织也很发达。到1900年前后，云南的纺织行业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资本规模已达到300——350万海关两以上的水平。

清代云南的食品加工业也有很大改进，酿酒业进一步发展，《道光云南通志•食货志》上载的酒类就有烧酒、白酒、黄酒数种。楚雄的滴酒（后称吕合酒）、鹤庆的干酒、蒙自的高粱陈酒都非常有名。光绪十三年（1887）蒙自私营酒坊所产高粱酒就达50吨。通海的酱油，“每年销十余万斤”，可见其销量之大。火腿则以迤东之宣威，迤西之鹤庆最为著名，“每年销数甚多。”此外，制糖业、榨油业等行业在清代都有发展，为市场提供了众多的生活用品。

云南矿产资源蕴藏丰富，是著名的金、银、铜、锡等矿产产地，伴之而兴的是矿产品的加工。昆明三牌坊的金银首饰，二纛街的铜、锡器，猪集（珠玑）街的铁器等都很有名，金铜制品、斑铜、乌铜走银等是其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翡翠玉雕业以腾冲为中心，腾冲占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乾隆年代，腾冲已成为珠玉宝石的集散地，从清道光而延续到光绪初的著名侨商“三成号”经营的也主要是玉石。

云南药材资源丰富，土产山货繁多。仅大理府太和县就有药177种，药材成了云南各地城乡集市常见的商品之一，也是内地商人到云南采购的主要商品，其中最常见的有茯苓、麝香、三七、雄黄等。云南的山货主要有香菌、木耳、核桃等，常与药材一道被销往省外和东南亚。

农村家庭手工业、副业的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拓宽了道路，为农民增加了财源。它是农民在土地之外的价值创造，是取之不尽的剩余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农民投入家庭手工业劳动创造产品通过市场流通网络实现自己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需，反过来，家庭手工业、副业也进一步推动城乡市场的发展。

三、城乡市场与商品流通

（一）农村集市及作用

云南农村市场的称谓有：街子、会、场、摆、市、镇、集、市集、街市和街镇等，大多数地区称街子，相应将赶集称为赶街子，农村集市分布很广。我们主要从市场的发展程度上来考察清代云南农村市场，主要有集会集市、定期市和常市三种类型。

集会集市，这类集市间隔时间长，延续日期长，规模较大，参加人数多，尤其是职业商人包括长途贸易商人卷入其中，往往与少数民族的节日有关，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贸易形式。如彝族的“立秋会”、“三月会”、“花街”、“花会”、“山街”、苗族的“踩花山”，壮族的“陇端”等民族节日都已形成集会集市。这类集市的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形式。还有一些是庙会，主要缘于各种宗教，原始崇拜、民间信仰等，较著名者有大理三月街，鹤庆松桂会，丽江骡马会和邓川的渔潭会。

定期市。定期市是清代云南农村中最常见的一种贸易形式，一般在经济较为发达、商品生产已有一定基础、村寨比较集中的地区，“街期各处错杂，以便贸迁”。如西双版纳的佛海（勐海）、易武、澜沧的上允、盈江的蛮允、陇川章凤、瑞丽的弄岛、勐连的糯福等，有固定街场，有规定的赶街时间，赶街的人多为附近的农民，农兼商及少数行商，从事少量的商品交换，如疏菜、水果、禽畜、小土杂、小农具等。云南大部分地方的这类集市皆以十二生肖或天干地支命名，如昆明“大板桥、小板桥、官渡、小街子、龙头街、马街子、恢湾，普吉等街，多以逢子午辰戌日为街期，交易多为农产品及砖瓦窑器、纱帕、斗笠、竹器等”。

常市，常市是在定期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较发达的农村市场贸易形式，这类市场不间歇地每天都有交易，并有较多的固定店铺，如丽江城西关外“有集场一所，宽五、六亩，四面皆店铺，每日巳刻，男妇贸易者云集，薄暮始散”。这种定期的集市贸易从市场经济考察是一种进步。

（二）商业城镇的发展

在农村商品经济和基层市场发展的基础上，清代云南商业城镇开始崛起。随着经济的发展，云南对外商业联系的加强，很多原作为行政中心的府、州、县增加了经济功能。也有不少城镇的商品集散、中转功能日益增强，逐渐超越了其政治、军事功能，使得这些城镇逐渐演变为商业城镇。

以下关为例，清代下关是普洱茶的加工地和商品重要的聚散地，雍正至道光年间，下关迅速发展为滇西的商业重镇。随着商业的发展，下关的集市由明代的十天一街缩短为六天一大街，两天一小街。下关是典型的货物中转城镇，每年有大量的茶叶，红糖、瓷器、烧酒，火腿等集中待运藏区，藏区的毛织品、药材、沙金、马匹等货物，在下关等地销售后运往全省各地。附近各县之地方产品及农副产品，也多往下关推销。当时，昆明、临安、鹤庆、腾冲、丽江等地商人陆续到下关定居，开设堆店和商号，据统计，堆店有七、八家，商号有30多家，商业往来主要是四川和西藏两地。1885年中法战争特别是蒙自于1889年、思茅于1897年、腾冲于1902年先后开埠以来，英、法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特权，将各种洋货由缅甸经腾越运到下关，然后转销滇西北和昆明，商号也由1875年的40余家发展到80余家。

云南矿藏丰富，由此出现了因矿而兴的城镇。清康熙至道光间实行的“放本收铜”政策，吸引了全国许多省区绅商及矿工入滇，使得东川、个旧等矿区城镇发展起来。这些矿厂所在地区，在未经移民开矿之前，大都是荒僻冷落，寂无人烟的地方，但开办矿厂后，当地面貌焕然一新，“远人鹜利纷沓至，远甓芟茅安井臼，顿令空谷成市廛，铃驮骈阗东毂走。”白盐井在开发前，“土瘠民贫，不事纺织，多以卤代耕”；由于盐矿的开采，至乾隆年间，白盐井的商业贸易已十分繁盛，“商贩往来，车马辐辏，视附近州县，颇觉熙攘。诚迤西之重地，实财富之奥区也”。因矿所以成市，原因在于各矿场除了集中大量矿工外，还往往聚集有许多买卖人，向矿民出售各类货物，“凡外商之来井买盐者，恒多挟其地之所有，到井销售”。

交通也是城镇兴起和发展的关键，地处交通要冲处所，因商旅往来其间亦多成为商业市镇。云南府属昆阳州，因其在通都大邑，物产丰铙，招徕各地商贾，“县城凡大商贾，多江西、湖广客，其领当贴，设质库者，山右人居其大半”。弥渡因“百货俱集”成为重要的商聚。沾益城为道往乌撒必由之地，水陆交道便捷，至“平畴万顷，民物丰埠”，形成重要的市镇。地处极边的麻粟坡，嘉道咸间，不少内地商客前往，城中建有川黔、江西、湖南等会馆，是滇南重要的边境城镇。清朝末叶，河口地区还是一个荒芜之地，人烟稀少。辟为商埠后，洋货开始源源不断从越南海防竟河口涌进省内，河口从一个人烟稀少、偏僻荒芜的地方，一跃为繁荣的小商业市场。

这类商业城市和单纯的政治城市不同，它的兴起真正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有较强的经济性能，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M］.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

［3］白族简史编写组.白族简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4］秦树才.云岭金江话货殖［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5］杨聪.大理经济发展史稿［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