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兵制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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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帷幕，作为社会制度文化的兵制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和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被迫进行了近代化的沿革。在两次鸦片战争，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下，八旗、绿营经制兵制被勇营兵制所取代，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仿照西法编练了新军。近代兵制的沿革推动了近代中国军事近代化进程，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各层面的近代化转型。

［关键词］近代兵制；沿革；历史轨迹

军队是国家独立自主的保证，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军队的建设，为保证军队建设的顺利进行和军队战斗力的充分发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军事力量的组织、管理、训练、储备、征募等法规，由这些法规确定下来的制度就是军事制度，简称兵制或军制。兵制的主要内容包括：“军事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军事指挥系统、军队编制、动员体制，兵役制度、军官培养制度，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和军队各项工作、管理制度，以及人事任免、奖惩等等”［1］1。近代中国兵制的沿革是中西文化冲突的正面战争以及西学东渐引发并驱动的。同时，近代化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加速了近代中国兵制沿革的速度；反过来，近代兵制的沿革也影响到近代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系统地研究近代中国兵制沿革的历史脉络以及特征规律，可以为今天军事制度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制度建设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

一、近代中国兵制演进的历史轨迹

1840年的鸦片战争宣告了中国一个古老时代的终结，也拉开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序幕。近代中国兵制在西方殖民者的武装侵略面前，在要求镇压人民起义的任务面前，被迫走上了曲折的沿革之路，而影响近代中国兵制沿革的因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首先是八旗、绿营的衰败奠定了近代中国兵制演进的逻辑起点。清朝前期的经制兵八旗和绿营将士素质逐渐低下，军队训练荒疏；另外，绿营兵“差操不分”，“只知有差，不知有操”［2］，日为繁重的差务奔走不遑，无顷刻之暇，根本顾不上操练，战斗力下降。这为“湘勇”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其次，战争是近代中国兵制演进的直接动因。推动近代中国兵制演进的动力主要不是来自于军队自身的要求，而是源于战争的需要和压力。战争给近代中国的军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危机和挑战，直接推动了中国兵制近代化的沿革道路。在近代中国兵制演进的历史轨迹上，太平天国运动和甲午中日战争是两次极具里程碑意义的战争。再次，西学东渐是近代中国兵制演进的“外部催化剂”。西方的先进军事武器、军事制度、军事思想等，为近代中国演进中的兵制注入了资本主义近代化因素，加速了兵制演进中的近代化历程。

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近80年的近代历史上，中国兵制的沿革共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一是八旗、绿营兵制；二是勇营兵制；三是新军兵制。

八旗、绿营兵制是清朝前期的主要武装力量，即所谓的经制兵。进入近代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清朝居于统治地位的武装组织，捍卫着清王朝的封建政权。不过，八旗兵在入关后就已开始腐化，至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时已是腐朽不可用了。从此绿营成了国家军队的核心主力，清朝的前、中期至太平天国运动的这一时期在兵制史上称作为“绿营时代”。绿营也疏于训练，“差操不分”，逐渐衰败、废弛。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沉重冲击下，这支经制兵已是强弩之末，不战自溃，呈分崩瓦解之势。“待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再破清军江南大营，尤其是同治四年（1865年）新捻军击毙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之后，清朝原有的武装力量基本被扫荡殆尽”［3］36，清朝统治者十分震恐，屡次颁诏，号召各地官绅筹办团练，以团卫地方；另拨专款给八旗、绿营招募乡勇，以充实军力。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湘、淮军镇压了太平军及各地农民军后登上了历史舞台，逐步成为清王朝的军事支柱，这是中国近代兵制发生新变革的开始。从此至中日甲午战争，勇营兵制成为这一时期国家兵制的主体，这在同治、光绪两朝近30年的时间被称为“兵勇并存”的时代，或者称为“勇营时代”。

勇营成为支撑清王朝统治的主要武装力量，并以一种新的兵制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主要原因应归之于曾国藩的兵制改革和湘军的建立。

咸丰三年（1853年）春，谕令湖南巡抚传旨，命湖南在籍礼部侍郎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足本全集》奏稿卷一）曾国藩不拘泥于过去办团练的旧规，改弦更张，“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4］训练出一支新的地主武装。这支军队的兵源主要来自湖南宝庆府和长沙府，所以称之为“湘勇”或“湘军”。

湘军由步军、水师、和马队三个兵种组成，编制都以营为组建的基本单位。营以上设统领，统领所辖营数由几个到几十个不等，分别冠以不同的代号，如鲍超字春霆，所以他率领的部队称“霆字营”；各统领由大帅指挥。大帅依靠一个庞大的统帅部实施军事指挥和提供后勤供应。统帅部包括营务处、粮台、厘金、制造、支运和转运等局。

“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受其播惠，平时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二十八卷）湘军兵必自招，将必亲选，饷必帅筹，所以兵为将有，兵随将转，是以募兵制取代了八旗和绿营的世兵制。其编制则以各级将领为中心，统领招募若干营，自拣营官，营官又拣哨官，如欲更换统领，亦即裁撤全军。

湘军选拔各级将领，除以宗族、同乡、亲属为主外，重要的统领多用文人，甚至营兵文人也占有半数。湘军选勇则是仿照明代戚继光之法，重在籍贯户口；此外，曾国藩特别重视地域原则和私谊，来加强军队内部上下左右的联系。湘军在财政权方面，也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对于湘军军费，国家财政并无专门的拨款，开始主要靠官绅捐输或劝捐；后来主要由户部、工部指拨驻地附近的丁漕、饷盐、关税等税收，并经与地方督抚协商来谋求解决。

安庆战役以后，曾国藩逐渐认识到湘军暮气渐重，积习日深，士气已减，已显露出强弩之末的景象，故决计“创立淮勇新军”以“济湘军之穷”。（江世荣《曾国藩未刊信稿》）李鸿章以安徽当地士绅张树声、张树珊、周盛波、周盛传、潘鼎新、刘铭传等地方团练武装为基础，加上在淮南招募的淮勇组建成6500人的淮军。淮军的建制脱胎于湘军，其营制、饷章和筹建方法均是以湘军为样板，军营风气也一脉相承。李鸿章向洋人购买洋枪、洋炮在淮军中筹建了两个新兵种：洋枪营和洋炮营。1875年清政府筹办新式海军，建成了北洋水师。它从初创之日起一直控制在李鸿章手里，并是按照勇营兵制编制的，是淮军的主要军事组成部分。

勇营兵镇压了农民起义，维护了清廷统治，清政府决定仿照湘军编制来改造绿营，建立一种国家勇营武器——练军。首先在直隶绿营中编练，后来各省相继编练，全国练军总数与同期绿营兵相比约是1∶3，仍为少数。编组练军成效不佳，保留了一小部分湘军分散驻防各地，将其正式列入国家军事编制，成为国家的常备军，称为“留守勇营”，简称“防军”。至此，勇营兵制完全取代了绿营兵制，成为国家正式的军事制度，由曾国藩发起的这场兵制变革最终完成。

1894年中日甲午一战，清军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灭，这无疑是对淮军为代表的勇营兵制宣判了死刑。清朝统治者以为日本取胜是因为“专以西法取胜”，决定仿照西法编练一支新军。

编练新军是从胡燏棻创建“定武军”开始的。胡燏棻在天津南70公里的小站招募壮丁组成10个营，从编制到训练方法，都模仿西法，即所谓“新军”，号称“定武军”。“袁世凯接办后，改‘定武军’名为‘新建陆军’，裁汰老弱，加以整顿，又扩充步兵二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兵力达七千人。并拟定新军《练兵要则》、《营制》、《饷章》等”［1］522。新建陆军的总部机关设有督练处、教习处、粮饷处、军械处、转运局、侦探局等机构。

与此同时，张之洞在江宁（今南京）创练了另一支新军——自强军。自强军主要参照德国营制，并聘德国人为教习来训练，其编制比中国传统的编制要合理、科学得多，但是仍残留有勇营制的痕迹。为了在中国各省建立新军统一兵制，“光绪三十年（1904年），《陆军营制饷章》、《陆军学堂办法》经清政府批准颁行，奠定了新军兵制的基础，成为我国近代军事史上两项重要的军事章程。”［5］按照章程规定，国家常备军的编制两镇为1军，两协为1镇，两标为1协，每标为3营，每营4队，每镇还辖炮队1标，马队1标，1个辎重营，1个工程营。步、炮、工兵每队均为3排，每排3棚；马队两排，每排2棚；辎重队3排，每排3棚。常备军的编制与中国传统营制已大不相同，成为一个步、骑、炮、工、辎各兵种协同作战的单位，这是一种适应战争形势需要的近代化编制。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多为国内武备学堂的毕业生，间有少数学习军事的留学生。集兵方式采用募兵制，在体格、文化程度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新军兵制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促进了近代中国军事的近代化。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清末新军逐渐转化发展为各地军阀，兵制大都是延用的是清末新军的军事制度，当然也有一些变化和发展。北洋军以师和混成旅为独立单位，这是清末新军的镇和混成协演变而来。袁世凯在世时，北洋军直接听命于他和他的陆军部。袁死后，北洋军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及一些地方军阀势力。此后北洋军在后来连年混战中，各派势力此消彼长，但军队建制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

民国元年（1912年）八月，袁世凯颁布了陆军军官制度，即仿清代军官3等9级制而演化成“上将、中将、少将、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等，从此，中国正式采用军衔制，同时还把清末新军中的镇、协、标、营、队、排改为师、旅、团、营、连、排、班［3］144。根据陆军制定的编制，每师辖步兵2旅，每旅2团、每团3营，每营4连；骑兵团则每团3营，每营4连；炮兵团则每团3营，每营3连；工程兵营则每营4连；辎重兵营则每营4连。这种编制基本上奠定了我国现代军制的基础。

二、中国近代兵制发展演进的特点和规律

兵制的沿革是近代中国制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中国社会近代化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1.近代中国兵制沿革过程中的近代化趋势

近代兵制沿革是在中国社会近代化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近代化奠定了兵制近代化转型的基础，并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洋务派掀起的洋务运动为军队购买使用西式武器提供了政治背景，使之成为可能，这些先进武器的使用是近代兵制在沿革中近代化开始的标志。洋务派创办的军用工业为军队提供了新式的军事武器，民用工业为军队提供了后勤保障，军备学堂为军队提供了优秀的军事指挥人才，这些内部推动力更是加速了近代兵制的近代化转型，使勇营兵制向兵制的近代化迈出了更大的一步。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编练的新军从编制到训练方法，都模仿西方，还聘有洋人教习。另外，国内各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和一些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在新军中担任中、下级指挥官，提升了军队指挥官的素质和作战的能力，进一步实现了兵制的近代化转型。

2.近代中国兵制演进中的被动性

近代中国兵制在演进中的被动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近代中国兵制如同其他社会制度层面的转型一样，“是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和侵略下，被迫中断自身历史的发展进程，移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而开始由传统向近代化转变”［6］，而不是自觉主动进行的。二是来自战争的冲击，包括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战争和太平天国以及各地农民起义，为了抵御侵略以及镇压农民起义而被动地去应对改变，不是兵制内部的需求。近代中国兵制近代化转型的被动性还取决于缺乏调控能力的中国社会，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冲击和国际环境影响下，被动地进行近代化转型。在这种背景下，兵制的演进也只能在战争，特别是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刺激下，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被动地逐步迈向近代化。

3.中国近代兵制演进中走向私家化

近代兵制沿革中军队走向私家化滥觞于曾国藩创建的湘军。湘军创建时，以宗族、同乡、师生、亲朋等封建宗法关系为纽带作为招募兵勇的原则。实行兵必自召，将必自选，薪饷自筹，经过由上到下的层层挑选，在湘军中逐渐形成了每营只服从营官一人，每军只服从统领一人，营营彼此独立，互不统属，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的封建家长式的管理体系，别人根本无法调遣该军，从而开创了“兵为将有”、中央兵权移于将帅的先河。脱胎于湘军的淮军，比湘军私家化的性质更深。因为淮军的招募制度上略不同于湘军，不像湘军只募湖南山农，淮军士兵成分庞杂，多无家室之累，又不特重乡土观念，其统帅多出身行伍，视军队为晋升之阶，不愿轻易脱离，因而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同时又加深了军队的私属性。李鸿章为了保住在清廷中的高位，牢牢抓住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军权，军队私家化得以恶性发展。袁世凯编练新军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他坚持对将士灌输“忠义”的封建伦理观念，“凡兵丁入伍之初，必须择忠义要旨，编辑歌诀，由将弁等分授讲解，时常考问，并由各将弁各据所见，随时诲勉，务令人人通晓大义。”（《清朝续文献通考》兵之）他还通过广收门生、义子等封建手段把军事学堂毕业的高材生网罗到自己门下，以培植个人势力，建立一支忠于自己的私家军。

三、中国近代兵制的演进对社会变革的影响

军队是社会系统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近代兵制的沿革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变革在军事上的反应和结果，不仅推动了近代中国军事近代化进程，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各层面的近代化转型。

1.兵制沿革影响到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动

八旗和绿营兵制之时，军队驻扎在全国各地，总督、提督总管军政，布政使主管军队财政，兵权和财权是分开的，皆直属中央。在兵制的沿革中，无论是勇营兵制中的湘军、淮军还是后来的新军都是粮饷自筹，即使由国库指拨或各省协济的款项，也都由统兵将帅发放，兵权和财权合一后的军权落入了领兵大将手中。自湘军以后，清政府把用人大权也逐渐下放，文官、书生纷纷带兵打仗，很多将领都被保举获官职，陆续补授地方实缺，其中湘军中就有一大批幕僚和将领，如李翰章、刘蓉、郭嵩焘等都官至督抚，在全国各地逐步形成了一股军、政、财、用人权合一的地方势力。面对地方督抚权力的逐渐增大，跋扈日甚，而中央权力日益削弱的形势，清政府只得腾出“直隶总督”的位子以解决“內轻外重”的问题，直隶总督的位子从此也就成了湘军、淮军和北洋新军的专席。随着兵制的变革，朝廷中央权力逐渐下移到地方，满清贵族的权力向汉族官僚地主转移，也加大了对清王朝中央集权的离心倾向，使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逐渐解体，另外，创办的近代军备学堂和派遣的留学生，为中西文化交流创建了平台。无论是军事学堂的学生还是出国留学的青年，他们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民主思想，其中一批人还成了近代中国社会最早的觉悟者，积极投身于民主革命活动。

2.兵制的演进推动了近代中国文化教育近代化进程

近代中国兵制沿革中的近代化对西方的先进科技、新式武器和各项军事体制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强了西学东渐和中西文化的交流，推动了近代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化转型的进程。在近代兵制的沿革中，为培养所需军事人才而创建了各种军备学堂；军备学堂的教学内容大都以近代科技知识为主，很多学科和课程设置都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出现，且多是聘请外国教官和老师；在教学方式上突破了传统模式。这些前所未有的变更冲击了传统教育，成为近代中国教育体制变革的先声，推动了教育的近代化。另外，派遣留学生不只拉开了中国留学教育的帷幕，还培养了一批社会所需的近代人才，也大大推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和中西文化的交流。

3.近代兵制的沿革为中国近代工业文明揭开了序幕

在近代中国兵制近代化沿革的进程中，清政府为推动军队装备近代化以“自强”的口号创建了一大批近代军事工业，“从1865年到1890年，洋务派在全国各地共创办了21个军工局厂”［7］。这些军事工业的建设改善了军队的武器装备，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清朝的国防力量，而且对后期兴起的民用工业也起到了一种开路和引导作用。18世纪70年代后，为了解决清政府兴办军事工业和建立新式陆海军等各方面所需的财政困难，洋务派以“求富”为目的兴建了一大批民用工业，其中包括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企业以及航运、铁路、邮电等交通运输业事业，“在洋务运动期间全国共建立近代民用工业167家。”［8］这些为军队而创建的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都采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化大机器生产，为中国近代工业文明开启了大门。

［参考文献］

［1］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军事制度［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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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锐.中国军事史略［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

［4］张玉田，等.中国近代军事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221.

［5］史仲文.中国全史（1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92.

［6］陈国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研究(绪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9.

［7］李侃.中国近代史（第四版）［M］.北京：中华书局，1994：133.

［8］徐泰来.洋务运动新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