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思想产生的主观条件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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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伦理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和实践基础，是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是历史的必然，但也离不开个人的主观条件，它与的个人修养和努力是分不开的。文章对伦理思想产生的主观条件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关键词]伦理思想；主观条件；探讨

关于伦理思想产生的主观条件，笔者曾公开发表文章作过初步探讨。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观条件对伦理思想的产生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以民为本，忠心报国

14至15岁时，读了一些早期改良主义者的著述，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读了这些书，开阔了视野，萌发了爱国思想”。后来，又“读了一本关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对国家前途感到担忧，开始意识到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职责”。特别是1910年4月，湖南长沙饥民暴动惨遭镇压的事件，对触动很大。面对社会黑暗、列强人侵、民不聊生的严酷现实，决心走出乡关，求学报国。1910年秋，17岁的“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在离家时，抄写一首诗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以表达一心向学和志在四方的决心”。从此走上了一条充满坎坷和艰险的报国为民之路。

在旧中国，从1840年英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之日起，各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相互勾结，把中国一步一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外反动势力在中国横行无忌，为所欲为，整个中国四分五裂，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坚苦卓绝的奋斗，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摆脱了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命运而站立起来。

在古老的中华大地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是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主要根源，为了实现中国人民几千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领导了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和实施，逐步埋葬了封建剥削制度，广大农民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彻底翻了身，当家做了主人，广大农村出现了“莺歌燕舞”、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水患不断。以黄河为例，黄河向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无论是决口，还是改道，其造成的灾难都不可言状。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所编《人民黄河》的统计，在1946年前的三四千年中，黄河决口泛滥达1593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历史上黄河水灾波及的广大地区，约为其下游的25万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黄河溃决和改道之时，“饿殍载道”、“尸骸遍野”，甚至出现“倒毙之尸，半被饥民割肉而食”的惨状。把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早在1934年就作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论断，新中国成立后，在的号召和领导下，千军万马投入治理水患的伟大斗争，治理淮河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引黄灌溉济卫工程等重要水利工程的胜利完成，减少了水患，改善了民生。

十分重视人民来信，反对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他强调“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找到了“跳出人亡政息周期率”的一条新路一民主，虽然这条新路走起来十分曲折艰难。

1976年7月，唐山等地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强烈地震，这时已重病缠身。但是，对“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并且哭得十分伤心，等等。

时刻想着人民，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始终坚持“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思想来源于实践，“忠心报国、一心为民”的生动实践，为伦理思想的产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胸襟开阔，远见卓识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面对任何复杂问题和新的问题，始终坚持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实事求是地寻求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这充分体现了的无私品格、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降大雨，一位县长不幸被雷电击毙。一位农民“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保卫部门要追查这个农民，加以阻止，并说要想想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了群众的反感”。后来检查发现，由于公粮征多了，人民负担太重而不满。于是决定减征公粮并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陕甘宁边区军民迅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大大改善了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密切了军民关系和党群关系，为胜利度过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作出了积极贡献。

1956年下半年，出现了经济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情况，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一些干部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罢工、罢课事件，使矛盾激化。这引起了的严重注意。他指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同时，反对用武力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1949年刚刚建国时，坚持把旧人员即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政策。认为，人家没走，拥护我们，不管他们要骂人，只好收。不收他们还是要吃饭，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去抢或偷，用破坏的方法，我们的代价就会更多。他强调，“人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民有利的”。把旧人员包下来，管他们吃饭，虽然在财政上带来巨大负担和压力，但“提高了人民政府的凝聚力，使天下大定，人心归一”。

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面对强敌敢于斗争，无所畏惧；同样，为了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他也敢于与宿敌握手言和。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为称霸世界，它对华实行了一系列敌视政策：“扶蒋反共”、占领台湾、对华“遏制”、侵朝侵越等等。对此，领导中国人民，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取得了伟大胜利。然而，随着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新的战略格局的形成，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对外战略，成功导演了一场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以小球推动大球，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与尼克松举行了历史性会见，签定了“中美联合公报”，为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础，并有效遏制了另一个超级大国在全球的扩张。

从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的不满、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复杂矛盾，到对旧人员的安置和适时打开中美关系大门，都生动地反映了具有大海般的胸怀和惊人的远见与智慧。这对伦理思想的产生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主观因素。

三、清正廉洁。永葆本色

深知，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能否以身作则、为政清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成败。新中国成立前夕，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始终严以律己，言传身教，堪称全党清正廉洁的楷模。在战争年代，他与战士们同甘共苦，据李银桥回忆，进京时“没有一件像样的新衣服”，“挑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在1949年6月新政协会议筹备期间，穿补丁衣服见了许多民主人士。“客人们穿得都很好，惟独(穿的)是旧衣服。”在和平建设时期，同样深居简出。三年困难时期吃定量，不许用公车接子女上学，不许家人、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搞特殊化等等，都是他践行无产阶级道德规范的生动事例。直到晚年，他还向全党各级干部强调，权力是人民给的，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仅实现了“立功”、“立言”，而且实现了“立德”。

四、嫉恶如仇，铁腕治吏

解放初期，在帝国主义和台湾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大陆的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恶霸等各种反动势力，不断制造混乱和破坏。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破坏工厂、铁路、仓库等设施，杀人放火，烧毁民房，抢劫粮食、财物。1950年这一年，在新解放区有近四万名干部和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分子的气焰更加嚣张、活动更加猖獗。面对国内外敌人的猖狂进攻，在指导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开展并领导了另一条战线的斗争——国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提出，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指出：“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在运动中，特别强调，“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应做适宜的处置，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在镇反运动中，目标明确，态度坚决，立场鲜明，大张旗鼓，发动群众，严格政策，重视策略，除恶务尽，反对草率。认为“除恶就是行善”。镇压反革命，是一项为民除害、伸张正义的事业，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不仅领导人民与国内外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取得伟大胜利，而且对共产党内部可能出现的贪污腐败现象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早在1944年4月，延安《解放日报》就根据的指示全文转载了郭沫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之后中央又决定将其作为全党的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目的是要求全党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被胜利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白成的覆辙。进城前夕，向全党发出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正如所预言的那样，确实有一些党员干部进城后经不起种种诱惑，腐化堕落，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党面临被腐蚀的极大危险。于是，发动并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认为，大小老虎(“老虎”是当时人们对贪污犯的称呼)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为患无穷。这一时期，他思想高度集中，心情异常激愤，每天批阅大量“三反”报告，对运动严加督促，勤加指导，雷厉风行。透过这些，不难看出对贪污腐败的深恶痛绝及反腐败的坚强决心。

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是“三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第一大案。处决共和国第一大贪污犯刘青山和张子善的枪声，在我党差不多敲响了30年的警钟。“‘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和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雷厉风行的反腐举措、除恶务尽的反腐力度，有效地遏止了党内贪污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总之，在镇压反革命和反对贪污腐败的斗争中，表现出极大的魄力。他的嫉恶如仇的精神和铁腕治吏的决心，在伦理思想的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

此外，博古通今，学以致用；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热爱和平，不畏强权等独特品质，也融合在一起共同铸就了伦理思想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