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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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恩文本与后人的解读

纵观一个多世纪以来，正统马克思主义传承、演化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流变，都有其内在“文本”的原因与外在“解读”的动力。

所谓文本，系指马恩原著与未发表的文稿。依其时间顺序与相应的性质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841年至1842年，此时马克思尚属青年黑格尔派。其主要文本为其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差别》。这一时期，马克思尚未从唯心主义的藩篱中解放出来，但其思想已初具批判性、革命性与实践性。

第二阶段为1843年至1847年，此时马克思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及共产主义理想。其主要文本有《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哲学的贫困》等，以及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这一时期，马克思认为不是如黑格尔所说国家决定了市民社会，恰恰相反，是代表现实物质关系的市民社会决定了国家，并由此引申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马克思还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础，而社会的阶级对立导致人的劳动、人的实践之异化；只有扬弃这种异化，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他还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一些学者也把这一时期称为青年马克思。

第三阶段为1848年至1883年。其文本有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及《资本论》三卷，其中第1卷在马克思在世时于1867年出版，第2卷和第3卷在其去世后，由恩格斯整理和增补，分别在1885年和1894年出版。这一时期，马克思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进而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还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政权。一些学者把这一时期还称为老年马克思。

第四阶段为马克思之后的恩格斯阶段。其文本有恩格斯著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在这一时期，恩格斯在宣传、捍卫、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深入研讨了自然辩证法。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着重阐述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的文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恩格斯于19世纪末发表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去世后，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又先后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显然，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理论家没有看到后三个文本。当时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以及列宁或者没有看到这三个文本中的某一部分，或者忽略了这三个文本所阐述的思想。

应当看到，马克思的文本既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又具有发展阶段性；既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又具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与个性。于是，由于侧重不同阶段、不同个性的文本，便成了马克思主义内部争论和分野的原因之一。如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总体把握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同时，更注重马克思后半期关于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人的异化、实践哲学等人本主义的学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主流派则标榜人本主义，奉马克思前半期的文本，即人的异化学说、实践学说为圭臬，而忽略了马克思后半期的文本，对恩格斯、列宁的文本则持批判态度。当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也有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争，他们将这一争论标榜为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恩格斯之争，而后者所注重的是在马克思后期文本及恩格斯文本中所蕴含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精神与思想。直到今天，一部分学人提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依然包括着文本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运动之所以会出现低潮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被异化了，需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上，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但说到底，文本的选择与侧重，疏离与回归，还是由价值取向所导引的。

马克思主义的演化与分化更主要原因还在于一代又一代革命领袖、学人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不断解读。所谓解读，就是人们总是以其当时所具有的知识结构、价值取向来理解、诠释马克思主义文本。尤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不断地付诸社会实践，人们更是以自身的社会实践来解读马克思主义，这之中也包含了发展马克思主义。

例如，传统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解读便迥异。传统马克思主义系指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列宁所处的俄国之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由于其亲身经历并领导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使他愈加重视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所谓列宁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帝国主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建设社会主义理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等等。而当时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伯恩斯坦、考茨基，由于其所处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历史条件，由于其从事议会斗争的实践，当然也由于其个人性质方面的原因，便主张议会斗争、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及社会和平主义。后至20世纪，一般来说，经历过武装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革命领袖及相关学者，或处于不发达地区的共产党领袖及相关学者，大都奉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并有所发展；而处于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的共产党领袖及相关学者大都奉行修正主义。

20世纪，在西方社会更有一批共产党人及理论工作者标榜新马克思主义，并形成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两大流派。这两大流派的产生有着西方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这一时期，西方社会一方面科学技术、商品经济高速发展，使人类具有前所未有的主体能力与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又使人日益趋为经济动物，普遍地平庸化，陷入了文化困境。于是，与之相适应，人本主义、科学主义成为两大主流思潮。人本主义发端于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继之有海德格尔、萨特、雅斯贝尔斯、加缪等。他们以不同的视角，从不同的层面，展示现代人的困境、人的存在与本质及对人的终极关怀。于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以西方人本主义的文化结构来解读马克思主义；而一些原人本主义者也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汲取思想养分，最后皈依马克思主义，从而形成了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主义相异趣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其依次出现的流派有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为代表的非传统马克思主义，之后又有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生活批判理论、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赖希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等等。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诸派别尽管在具体问题上也有歧见与争论，但其共性在于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的解读，进而倡导扬弃异化，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其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西方另一个主流思潮是科学主义。其代表人物有孔德、维特根斯坦、波普、库恩等。他们企图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和实证的精神从事哲学以至人文科学的研究，从而拒斥形而上学。也同样在这一背景下，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以科学主义的知识结构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从而形成了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其主要流派有以德拉·沃尔佩、科莱蒂为代表的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二者均把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视作自然历史进程，企图以科学实证的方法来求其结构与规律。

在中国，由于近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由于中国革命经历了武装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之道路，因而中国革命领袖一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其具体形式为思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易言之，思想是用中国革命的实践解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结果。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序列中，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思想都是重要的阶段。应当看到，斯大林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在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当剥削阶级或统治阶级还没有文明化或理性化时，当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获得劳动者的一定程度解放时，这一理论无疑是有其先进性与合理性的。但由于这一理论结构与内容固有的强制性、暴力性、排他性，每每容易、甚至可以说是必然要走上极端主义及其在政治上所表现的极左。从而超出了度，走向自己的反面，甚至酿成灾难。所谓的斯大林主义及其实践和中国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便是明证。还应当看到这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极左阶段，在经济学上每每表现为绝对的计划经济，在认识论上表现为一种机械的反映论，在唯物辩证法上表现为一种线性思维或线性运动，在历史唯物论上表现为一种绝对的自然历史过程法则及决定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表现为铁的五种社会形态的演化规律，等等。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极左化及其实践，导致在20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和马克思主义走向低潮。但低潮亦有低潮的功能，高潮往往被胜利冲昏头脑，进而极左，就会“物极必反”；低潮就会痛定思痛，就会反思、自我批判、博采众长，从而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就有可能在将来“否极泰来”。于是，现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及相关学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历史条件下，在建设初级阶段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运用20世纪后半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发展所能提供的知识结构去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

二唯物史观的真理性与合理性

所谓真理性，系指主客观的统一，系指人的意识反映了客体的本质与规律；所谓合理性，系指意义、价值指标是否适应人类社会或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一般认为，唯物史观有三个层次的内容，即低层为某些个别、具体问题的结论；中层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模式；高层为这一史观的本质精神与基本原则。对人类社会历史全过程而言，其真理性、合理性也是依这个顺序递增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与一般原则高度抽象，具有最大时空范围内的涵盖性与适应性。这种本质精神与基本原则从理论上可以将之归纳为若干相对独立的内容，据我个人理解有三：物质的统一性；发展演化的辩证性；人的主体性。但在实践中三者又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统一的一个结构或系统。

关于第一点。现在许多学者在其马克思主义哲学探讨中讳言“物质”，以示与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划清界限。然“历史唯物主义”之“物”、“唯物史观”之“物”与“物质”的关系是自不待言的。而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把握这一“物质”概念。我们不能从抽象的、孤立的对立上去理解、把握“物质”及“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从而说明物质的统一性；而只能从物质运动中、进而在物质性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来把握“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来阐述物质的统一性。而且“统一性”的概括较之“第一性”、“决定性”有更广泛、深刻的内涵。总之，这里是在从与第二、第三原则的联系上，来说明第一原则的。

物质的统一性原则似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说明。其一，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人与人类社会是物质演化链条中的一环，或者说是物质演化高级阶段的产物。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其二，构成人类社会本体的人与人的实践活动其基础是物质性的。关于人，马克思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显而易见，人的基础是物质性的。同样，人的第一个实践活动，也是基础的实践活动，也是物质性的。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79页。)显然，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社会实践，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也是基础性的。马克思将之抽象为社会存在，其主要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总和又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

其三，意识是物质生活实践的产物。马克思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意识又是要借助于物质才能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还具有‘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对此段文字，马克思加了边注：“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这是受他们的肉体组织制约的，人们的意识也是这样受制约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81页。)

正是基于以上的研究与认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

关于第二点，实质上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唯物史观突出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体现历史辩证法。

其一，人类社会实践是主体的能动过程，是主体见之于客体的对立统一的运动过程。而直观唯物主义者或唯心主义者每每执著于一端。马克思批评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页。)

其二，马克思善于把人、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抽象成“关系”或“关系”的集合。而“关系”就是对立统一，就是辩证发展。马克思认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能够“生产”，而“生产”则表现为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因此，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社会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社会联系。他指出：“不论是生产本身中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精神——它们的真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注：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1844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页。)生产关系的演化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化。他指出：“因此，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注：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49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5页。)而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理论模式，亦表现为关系内部之对立统一与关系和关系的对立统一。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对立统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对立统一。

其三，强调运动的普遍性、永恒性。马克思指出：“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工业的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工业产品，等等。”他还认为：“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9、142页。)等等。

关于第三点，人是历史的主体，而人的活动即实践则表现为是历史的本体。以下依次论析此历史的主体与本体。

其一，人是历史的主体。人是历史的出发点或第一个前提。前引马克思语：“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人与社会是统一的。马克思认为：“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123页。)人又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7年3月22日前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页。)人又是物质生产的基础。马克思指出：“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300页。)

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为历史的主体，在于他有其本质力量、主观能动性、实践能力。三者似为不同的提法，但其内涵是一致的。人的本质力量首先在于他们能进行生产活动，这也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其还表现为如前引马克思所谓的“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社会联系”。其还表现为人是有意识的。马克思指出：“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人的本质力量又表现为人的能动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的发展过程是一个“能动的生活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加的脚注(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从根本上讲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人的本质力量又表现为人的激情。马克思认为：人“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9页。)。正因为人的这种本质力量使人具有社会实践能力。这在下面还将详叙。

其二，人的活动，亦即人的社会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身。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而人的一切社会活动、甚至人的社会生活又都是社会实践。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他还认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正因为实践的这种重要性，所以人的本质可以从人的社会实践能力去理解，人的主体性原则也可从人的社会实践性原则去理解。

唯物史观最高层次的三个原则还构成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与基本方法，即唯物辩证的历史方法。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世界观，同时又是方法论。这里就不详加论析。唯物史观之所以为唯物史观在于它的本质与精神，亦即最高原则与方法。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卢卡奇以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的一些研究成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命题的‘信奉’，也不是对‘圣书’的解释。与此相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指的只是方法。”(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页。)当代中国学者衣俊卿以为：“马克思的学说的确博大精深，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需要我们从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角度去加以理解和发扬光大。但是，就更好地发挥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和现实的生命力而言，我们的着眼点应是马克思学说的深层本质精神，而不是其具体结论。”(注：衣俊卿等：《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648页。)当然，不同的学者对这一最高原则与方法会有不同的总结。

基于上述认识，唯物史观理论的存在范围与发展空间就是极为广阔的三项最高原则所统摄的范围与空间。所谓唯物史观性质的理论，就是贯彻这三项最高原则的理论。所谓具有唯物史观性质的理论，就是包含有这三项最高原则的某些因素的理论。所谓发展唯物史观理论，就是在这一广阔空间中所进行的理论创新。

三唯物史观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理论模式之性质与特点

唯物史观的中层为人类社会发展理论模式。应当说，这是迄今为止最有效地阐释人类社会的结构与机制的理论模式，它无疑具有大限度的真理性与广泛的合理性。但也应当看到，作为人类社会宏观理论模式，不是简单地用考证的方法或科学实验的方法能证实或证伪的。它只有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尤其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加以验证。而且，这种理论模式的真理性与合理性最易在其深层的精神原则、在其所遵循方法、在其理论架构的特点上反映出来。这里，着重论析其两个本质特点。

其一为在这一理论模式中充分贯彻着上述三个最高原则。关于这一模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完整的表述：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

显然，这一叙述的字里行间，这一理论模式的架构充分贯彻了唯物史观的三个最高原则，或者说这一理论模式体现了三个本质特点，即物质的统一性、发展的辩证性、人的主体性。

关于物质的统一性，即上述引文所谓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关于发展的辩证性，这一理论所阐述的人类社会宏观发展规律，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作用与反作用的演化规律，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立统一的、作用与反作用的演化规律。这一理论注重阐述“关系”。关于人的主体性或实践性，这一理论揭示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载体就是人，人的社会物质活动构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运动。或者说，前者是历史的具体，后者是理论的抽象。对此，马克思还指出：“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300页。)

其二为这一理论模式在架构上的开放性、兼容性。详言之，首先，这一模式之基本概念具有合理的抽象性；其次，其架构具有立体性，其演化具有辩证运动性。

关于第一点。从人类哲学史、思想史上考察，古往今来优秀、合理、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理论体系，其基本概念或逻辑的出发点，都具有合理的抽象性。所谓合理的抽象性，系指一方面其有明确的或较明确的指向，另一方面其又是对这一指向广阔领域的理论抽象。明确的指向性，为这一理论的可社会实践提供了前提条件；而抽象性则创造了其兼容的空间。如老子的“道”，儒家的“礼、仁”，程、朱的“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萨特的“存在”，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合理抽象性。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架构之最基本概念生产力、生产关系则具有大限度的合理抽象性。其表现为：一方面这些概念明确指向社会生产、社会生活领域，从而使这些概念及其所演绎的理论具有确定性、社会实践性；另一方面其又是对这一广阔领域高度的理论抽象，从而使之具备最大时空范围内的适应性和对之进行多方面、多层次解读的兼容空间。关于前者自不待言。关于后者，就在马克思那里，他自己对这两个概念就有多方面、多层次的阐释。如对生产力，就有劳动生产力(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页。)，活劳动生产力(注：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04页。)，死的生产力(注：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9页。)，特殊的生产力，主观的生产力与客观的生产力(注：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5页。)，一般生产力，直接的生产力(注：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8、219—220页。)，社会生产力(注：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68页。)，联合的生产力(注：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528页。)，个人生产力(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0页。)，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注：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3页。)，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资本的生产力(注：参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259、260页。)，实际生产力，物化生产力，潜在生产力(注：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7、211、270页。)，等等。而对生产关系则有，一定的联系和关系，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注：参见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年12月下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4页。)，社会生产的关系，经济关系(注：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8页。)，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注：参见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页。)，交往，交往形式，一切物质交往(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83、130页。)，社会生产方式(注：马克思认为：“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3页))，历史的关系(注：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5页。)，等等。马克思有时还把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并列使用(注：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10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94页。)，把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并列使用(注：参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473页。)，等等。

正因为如此，之后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才更有可能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整个唯物史观作新的解读与发展。

关于第二点。在上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引文中可以看出，这一理论模式是一个基础与上层建筑、作用与反作用的多层次架构与系统过程。易言之，其具有结构的立体性与发展的辩证性。这就使我们能借助这个理论多角度、多层次地观察社会结构，动态地、辩证地考察社会演化。马克思、恩格斯就是这样做的。如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演化与取代的规律性描述，就是因角度与层面的转换，有本质一致而表现形式不同的诸种描述。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首次提出人类社会经过的五种所有制形式：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产阶级所有制、未来共产主义所有制。1859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书在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时，也阐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依次出现的社会形态：“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在1886年出版的《资本论》中，马克思充分论证了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此为“五形态说”原形。后斯大林将之固定化、普遍化。

几乎于此同时，马克思还提出“三形态说”。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写道：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许多论著认为，“三个形态说”是马克思成熟的思想。这在《资本论》里也有所阐述。在《资本论》第1卷“商品拜物教”一节中，马克思从剖析价值形式的资本入手，把整个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直接的社会关系、物化的社会关系、自由人联合体。这同“三形态说”是一样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除上述两种主要划分外，还有一些次要的划分。如以阶级斗争为着眼点或标准，把人类社会历史上的生产关系划分成对抗形式和非对抗形式(注：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以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生产力为着眼点与标准，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形式与资本主义社会(注：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册(1863年7月—1864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4页。)；以社会文明的程度为着眼点与标准，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史前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注：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特点，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公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和共产主义公有制社会等(注：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1页。)。

显然，上述种种划分是从不同的角度、层面观察历史结果。它们虽貌似不同，却本质一致，是互相说明、互相补充的。当然，人类社会各个部分的发展历程，在总的趋势上是一致的，而具体阶段的表现形式和细节又可互不雷同、各有特色。一般来说，对一种将阶段分得过细的划分，可能在内容上更为具体，但其所代表的普通性与一般性就受到限制；反之，一种将阶段分得比较宽的划分，可能在内容上比较简单、抽象，但它更反映出普遍性与一般性。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三个形态说”是值得认真地加以研究的。

总之，这种多角度、多层面地看问题，既是唯物史观解读的空间，也是唯物史观发展的空间。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社会形态，我们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仍具有生命力”、“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等新观点。

四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唯物史观的生命力还在于它是一个开放的理论系统，从而具有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机制。在人类思想史上，诸思想体系及其物质外壳既有属于开放的系统，又有属于封闭的系统。所谓封闭的系统，系指这一理论系统没有长时间，更没有广泛、深入地与外界进行物质与信息的交换。具体而言，这种系统由某位哲学家、思想家一次性完成，就终结了；或者由几位旨趣相类的哲学家、思想家在某一历史阶段完成，就终结了。封闭的理论系统每每表现为其学院式或象牙塔式的特征。其一般不整体地、长时间地、主导性地付诸社会实践，即不会成为那一时代的主流政治或主导的价值观。它只是在成为人类、人的知识结构、认知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之后，才间接地参与社会实践。如中国的老庄思想体系、墨家思想体系、杨朱思想体系、名家思想体系，西方的苏格拉底思想体系、亚里士多德思想体系、黑格尔思想体系、费尔巴哈思想体系、康德思想体系、尼采思想体系、罗素思想体系，等等。

所谓开放的理论系统系指这一理论系统不间断地且广泛、深入地与外界进行物质与信息的交换。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儒家思想体系、基督教思想体系、伊斯兰教思想体系等则属于开放的思想系统。这种系统之所以保有开放性或交换性，在于其具备下列特点。

首先，这一理论体系必须是实践的理论体系。理论之冲破象牙塔、学院的禁锢，摆脱纯意识之形式转化为社会物质力量，是通过实践实现的。社会实践的本身就具有主客体之间、主体内部各部分之间、实践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广泛联系，就存在内部发展的动力，从而构成开放的系统。一般来说，理论体系的核心或原生态表现为哲学。哲学之付诸社会实践又演化为政治，付诸历史实践又演化为民族文化。当然，这一实践还有量与质方面的要求。即这一实践不是短暂的、片断的、浅尝辄止的，而是长期的、广泛的、深入的。这样，这一实践每每有千万、亿万民众参加，亦即这一学说有千万、亿万信仰者；这一实践每每延绵数百年、甚至数千年。

其次，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广泛的、长时间的社会适应性。这种适应性主要表现为，其核心概念或逻辑的出发点既深刻地反映了人的本质、本性又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兼容性，从而既具有长时间合理性又具有解读和发展的空间。

再次，有生生不息的一代又一代学人、思想家薪火传承，宣传诠释，发展创新。正因为这一理论体系长时间地代表主流政治、主流文化，必然有政治的力量或传统的力量制造或驱使一大批学者对之阐释研究；又因为这一理论体系广泛、深刻地参与了社会的实践活动，与时推移，会有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对之开拓、发展。

如儒家思想体系，既作为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付诸社会政治实践，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而付诸中华民族的生活实践。其具有千万、亿万信仰者自不待言。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或逻辑出发点首先是“孝”，其次是“礼、仁”，三者均以其独特的角度与层面深刻地反映了人的本质、本性与人类社会的演化趋势，又具有某种抽象性，而且“孝、礼、仁”的三级架构具有某种立体性、兼容性、张力。这样，都为后人创造了解读与发展的空间。

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迄今为止最具有实践性的思想理论体系。其在19世纪中叶产生伊始就不断地被付诸实践，20世纪更是广泛、深入地付诸世界范围的社会实践，形成世界工人运动，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和最终形成社会主义阵营。其之有千万、亿万信众更不待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和逻辑出发点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既从正面的角度、最主要的层面反映了人的本性、本质，人类社会的本质，又具有某种抽象性；而其关于人类社会结构、机制的理论模式亦更具有立体性、兼容性与张力。这些都为后人提供了解读的空间和发展的空间。开放的系统较之封闭的系统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是一次性地完成就终结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丰富，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问题、个别理论、观点可能陈旧过时，甚至经实践检验是错误的，但马克思主义体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可以纠正它，改造它，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产生出新的理论生长点。

综上所述，由于唯物史观最高原则的大限度的真理性、合理性，由于其理论架构的立体性、兼容性，由于其动态运作的开放性与社会实践性，使这一理论在其发展演化过程中能在批判社会历史的同时批判自我、在超越现实社会的同时超越自我，从而永葆其存在的理由与旺盛的生命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唯物史观在20世纪蔚为人类思想文化的主流思潮之一，那么在21世纪它将与时更新，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这一主流与导向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