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票号盛极而衰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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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票号自身的弊端是票号在清末盛极而衰的内因

在内部组织上，一个严密控制的组织,必然导致自闭,而这种自闭将给它带来灾难。例如，最初制定三年不准回家的规定，是受交通条件限制的无奈之举。可是，后来火车、轮船方便了，票号总部不顾各地员工的苦苦请求，仍然固守这一陈规，导致人才大量流失。为了实施有力的控制，票号等级森严。票号里70%的职工地位低下，他们在学徒期间只有饭吃，没有工资，劳动强度很大。学徒期满后，一年工资是几两、一二十两。一份协成乾票号光绪32年的工资单显示，工资有36个等级，其中14%的职员是没有工资的学徒［2］。剥削严重，制度不健全，屡屡出现战乱中员工携款而逃的事件。另外，票号东家生活腐败堕落，纸醉金迷，吸食鸦片，不理号事［3］58，如此不务正业的所有者无法使票号延续兴盛。

在业务经营上，票号墨守成规，其经营方向不能适应时展之需要。票号经营存放款的传统，历来强调信用而不重抵押，一旦遇到动荡局面，公私存款不得不如数退还，而贷放给钱庄、商号的款项，却极易成为坏账，无法收回。票号比较保守，1903年，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时，曾招山西票商经办天津银号，晋商不肯。1904年，鹿傅霖任户部尚书筹办户部银行时，力邀山西票号入股并出人组织，也遭拒绝。1908年，山西票号内部有人提议合组银行，遭到总号反对［4］559。老号总经理和股东们反对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不识时务、泥古守旧，以及各怀私心，难于理解有限责任。票号拒绝任何改革终至失败。比如国内电报通达后，曾一度不准使用电报汇款。在近代工业已经兴起的形势下，仍窖藏白银不敢向产业投资［3］，从而失去了广阔的获利渠道。

二、战乱纷飞、财政困难及国际贸易逆差是票号所处的不良宏观环境

从中法、中日战争到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略，可谓内忧外患，战乱纷飞。因为经济决定金融，所以清末的票号的发展必然举步维艰。战乱直接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和贸易发展，也因此间接影响到金融业，包括票号业的经营与发展，同时战乱有时还会直接侵袭票号业。例如1900年7月，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八月攻占北京，京、津票号纷纷撤庄回乡，途中又有遭遇银两被抢、账簿丢失的不幸。再如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继而各省响应，清军反扑，土匪蜂起，社会混乱，许多城市发生焚烧抢掠，殷实商号和金融业受灾最重。天成亨票号仅汉口、成都、西安3处被抢现银100多万两，共计亏损200多万两。日升昌票号仅陕西、四川就损失30余万两，放款无法收回，损失300万两以上［3］58。由此可见战乱影响票号之惨重。

清末天灾人祸接连而至，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势衰微孱弱，财源日益枯竭，开支不断扩大，财政极端困难。财政的突出开支有庞大的军费，巨额的战争赔款等。清政府在资金紧迫之时往往对票号施加压力。曾国库的志诚信票号在庚子以后把业务重心移至北京，该号尽收国库余资，贷放南省，辛亥革命中清廷用款刻不容缓，在应收款400余万两、应付款200余万两的情况下，因周转不灵而宣布倒闭，号中经理人员连同股东均被押入大牢［3］58。清政府为了解决军饷匮乏的问题，增设厘卡，提高厘金征收率，并命令货捐局严追捐银。这阻碍了商业流通，加剧了“钱荒”，将许多商号推向破产，进而恶化了票号的业务环境，并危及其放款的回收。

中日甲午战争后，贸易逆差开始急剧增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3年内，中国贸易逆差总额达1.6亿海关两，为此前37年入超总额的6倍多［5］。多年连续贸易逆差对中国经济运行极为不利，恶化了票号的经营环境。

三、现代金融机构的竞争抢占了票号的市场份额

光绪末年，中国通商银行、户部银行、交通银行及各省官银钱局号相继成立。中央一级的官款及大宗汇兑相继脱离票号，各埠私人银行、钱庄林立，都以高额利息吸收存款。从1897年到1911年，国内一共设立了官商银行17家，都以开展汇兑为主要业务。它们大都尽量降低汇费，通商银行不赚亦要做。1906年户部银行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经清政府批准：凡设立户部银行或支行的地方，“应行汇解存储款项，均可随时与该行商办。”［6］181这使票号所周转的运营资本在数量上大为降低。1908年设立的交通银行在第二年收汇1970.05万两，其中工商业款占77%；交汇2074万两，工商业款占91%［6］183。而这两笔工商业收、交汇兑原本是各票号经营的。因此，就公私款项汇兑变化来看，票号受国内银行和官银钱局的打击不小，市场份额大为下降，至清亡时它的汇兑量减少了四分之三。

19世纪末外国银行在华业务迅速发展，不仅垄断了国际汇兑业务，也极力挤入国内汇兑，与国内钱庄票号相争。“近来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设银行，西商［指山西票号］之利，稍为所夺。”［6］184试以天津汇兑情况的变化为例：天津对上海的棉纱款项的汇兑，年约1000万两。其中由外国银行经办的即占半数，钱庄、银号占30%，票号仅占20%［6］184。与此类似，许多通商口岸的汇兑业务被外国银行大量侵占。外国银行还在中国发行钞票、吸收各种存款，这也是其控制晚清金融业的重要内容及表现。到清末，发行的钞票总额约4000万元［4］578，并进一步插手票号的存款业务。晚清政局之动荡，也使得大量官僚、地主、买办、商人将资金转移到外国银行以求荫庇，这就缩小了票号资金来源，从而大大削弱了票号的经营力量。

银行具有票号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因为银行是有限责任的公司组织，资本比较大，以法人资格经营，管理科学且主要做抵押贷款。因此，票号的市场份额下降实属必然。另外，随着近代交通事业逐渐发达，火车轮船已经通行，邮

局、信局也承做汇兑业务或以减费兜揽汇兑，由此进一步减少了票号的市场份额。

四、屡次爆发的金融风潮促使许多钱庄纷纷倒闭并殃及票号

晚清屡次爆发金融风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六次：1860年、1871-1873年、1878-1879年、1883年四次金融风潮、1897年股票风潮、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4］571。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几次金融风潮中，外国在华银行利用晚清金融市场中银根紧张的局面拒不接受中国钱庄庄票，不予贷款，反而强行收回钱庄、商号所欠款项，使钱庄纷纷倒闭，也牵累到票号经营。所谓“上海市面钱庄倒闭，牵动汇号，以致金融阻滞，周转不灵”［6］185。以下举两例说明金融风潮对钱庄与票号的影响之大：

1883年爆发的金融风潮是19世纪影响最大的一次，是由胡光墉囤积生丝投机失败引起的［4］573。胡从商致富，在晚清金融领域极有影响，他所经营的阜康银号和通裕等票号几乎在全国各省都有分支机构。他1881年囤积生丝，受外商抵制。1883年上海丝价暴跌，胡亏损巨大，进而引发挤兑风潮，阜康总号及其各地分号同时闭歇。外国在华银行拒绝贷款，钱庄受沉重打击。据统计，在这次风潮中，上海南北市大钱庄从年初78家到年终只剩下10家，且波及全国其他许多大城市的金融市场。因为钱庄向票号借款数量巨大，钱庄倒闭使票号也深受其害。

在1910年，上海发生了橡皮股票风潮。风潮的起因，是英国人麦边在上海开设了一家“橡皮（橡胶）公司”，发行股票，他大造舆论，鼓吹经营橡皮可获巨利。1909年世界橡胶涨价，于是购买橡皮股票的人大增，许多商人向钱庄贷款购买，钱庄本身也投以巨资，橡皮股票遂上涨20多倍。麦边趁机将股票全部卖出，卷款潜逃，股票价格一落千丈，大批钱庄与票号因此倒闭［7］。有人估计，华商在这次橡皮股票交易中，投入了上海市场的金额约为2600万-3000万两之谱［6］169，投入伦敦市场的约为1400万两［6］169。因此，投入资金的总额约在4000万-4500万两左右，从而上海钱庄手中可以调动的资金几乎完全被橡胶公司所吸收了。其后果是正常的贸易强烈地感到缺乏资金的支持［6］169。到了1910年9月，正届每年缴付庚子赔款的期间，当年应支付190万两。不料蔡乃煌所掌管的道库竟是“库空如洗”；而上海市面因正元等钱庄破产而资金紧张，蔡所拨给源丰润等庄号的官款一时也无法收回。迫于政府压力，蔡乃煌只得向贷用官款的钱庄限期归还借款。这迫使源丰润周转失灵，于1910年10月8日宣告清理，其在北京等地的亏欠公私款项达2000余万两①。延至1911年3月下旬，又有李鸿章之子李经楚经营的大票号义善源受源丰润银号倒闭的牵累，虽经各方罗掘，尽力支撑，终以负债1400万两而破产［8］，其19家分号也随之闭歇。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全国响应，各省票号毫无准备，放款无法收回，挤兑成风，在兵乱中受损惨重。而由于各省官钱局滥发纸币，湖北、河南等地立即出现挤兑风潮，票号为顾全信誉，尽力维持兑现，收进大量纸币。这种纸币在民国初年兑换现金必须贬值折扣，往往不及原来价值的一半，票号损失严重。据统计，革命兴起时即倒闭的票号有17家，革命后接连倒闭的有3家，以后几年又倒闭2家［1］694。票号从此一蹶不振。

在晚清时期，票号对国内国际贸易的结算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清末票号的发展面临着内忧外患，因为其自身的弊端，不良的宏观环境、现代金融机构的竞争和金融风潮的影响，票号盛极而衰。

①参见《东方杂志》第7卷，1910年第10期，130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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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晓焱，童元松．金融市场学［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7：11．

［8］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上海钱庄史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88

［摘要］清末票号盛极而衰，年存放款及汇兑额逐年降低，究其原因有其自身的弊端、不良的宏观环境、现代金融机构的竞争和金融风潮的影响。

［关键词］清末；票号；盛极而衰；汇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