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直奉战争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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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冯玉祥自身的原因

第一，挽回声誉的需要

冯玉祥为了谋求自存，便日益向掌握当时北京政权的曹锟靠拢。并于1923年6月13日帮助曹驱黎出京，《民国日报》在次日《黎元洪竟走了》一文中就指出“黎元洪出京之直接原因，由于冯玉祥于今日午后十二时三十分逼黎即刻离京，否则将令部队入城威胁也”［2］。此后，冯玉祥为了得到曹锟的重用，又曾多次帮曹锟收买议员，为曹锟贿选铺路。

冯玉祥的这一系列举动，引起了全国各界的不满。旅宁安徽学生团体致电冯玉祥称：“惟年来闻公政绩，未尝不引为军阀中之优秀者。满冀公始终自爱……乃自公入京以来，一切措施，渐失众望，然犹以为偶尔失度……不意此次曹欲攫总统，迫走元首，都门鼎沸，举国震惊。中外报纸，皆指公为曹氏之功臣，新华门逼宫一剧，在公固已尽职，不愧为曹氏之一走狗……军人之模范，更如是乎？呜呼，公其休矣”！［3］九江旅沪同乡会也通电谴责冯玉祥：“当视曹锟、张绍曾、冯玉祥、高凌霨……等为祸国罪魁，即为人民之公敌，一致声讨，共维国本”［4］。就连冯玉祥的“教友”、国民党的左派人物徐谦，也在表明态度的谈话中“责冯玉祥为成济……不听吾言，即为割席……”，并“责冯之拥曹，劝冯主张开和平会议。”［5］而冯驱黎的举动也引起了西人的注意，上海泰晤士报北京通讯社指出：“冯氏居常戴严守中立之幌子，以黎氏良友自命，乃至危急之际，竟出而叛黎……”［6］同时该报还揭露，“当冯玉祥得知曹锟、张绍曾与黎元洪的矛盾尖锐异常时，冯却说：‘余之机会至矣’”［7］他们甚至嘲讽冯“信用破产”。可以说，冯玉祥帮曹驱黎以及收买议员等举措，使冯威信大减。

但冯玉祥毕竟在军队中打拼了几十年，已经学得实用主义的某些权术。所以为了给自己开脱，同时也为了挽回自己的声誉，他在10月2日的一次讲话中为说：“吾国现在一坏至此，吾人若想国家日好，则非为国家流血，终必一事无成……今日吾国恶劣分子祸国殃民，除用爽快斩截手段之外，别无善法……”［8］452-453可以说，外界对冯玉祥的指责，是促使冯发动北京政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思想上具有进步性

冯玉祥虽出身于北洋军阀系统，但与直、皖、奉系等军阀相比，冯在思想上具有进步性。他认为“军不成阀，阀不代阀”［9］49，才可以“永绝将来隐伏之祸胎，确立健全民治之基础。”［9］42按照冯自己的话说，他这次政变，推倒曹吴，正是为了“使国人知武力之不足恃，以开根本改造之新机……为全国统一之先导，定邦国永久之大计，期以此次改革，完成历年来改革未竟之事业，解决历年纠纷之根本”［9］42。“吾辈非奉系，亦非直系，更非皖系，乃完全是国系，或国家有事，吾辈定效命焉。倘作一人一系之走狗，决不为也”［8］36。从参与滦州起义，中经反对袁世凯称帝，到讨伐张勋复辟，再到护法战争时期于武穴通电主和等，都反映了冯思想的革命性。

冯还具有一定的爱国思想。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之所以拥吴反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勾结日本，出卖中国主权。冯曾发誓：“今后我不当兵则已，要当兵，誓死要打日本，尺地寸土决不许由我手里让日本人夺了去”［10］24。所以,冯在他的自传《我的生活》中说到：“梁士诒的行为是我深所反对的，倚仗日本撑腰，腼然无耻地要出兵保护他，尤为所切齿痛恨。由于这个原因，我即毅然决心愿以全力帮助直系对奉军作战。”［10］329相比之下，吴佩孚则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前，慷慨激昂地高举着爱国主义的义旗，声嘶力竭地讨伐段祺瑞的北洋政府；提出了“罢战主和”的政治主张；还支持学生的五四爱国运动。他的种种表现蒙蔽了冯玉祥。但是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吴佩孚凶残地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通过贿买的形式帮助曹锟登上总统宝座，勾结英美帝国主义来推行其“武力统一”的政策等等。吴的这些举措激怒了人民大众，也令冯玉祥十分不满，“本年水旱各灾，饥荒遍地，正救死之不暇，竟耀武于域中，吾民何辜，罹此荼毒？天灾人祸，并作一时……决竟回兵并联合所属各军，另组中华民国国民军，誓将为国为民效用。如有弄兵而祸吾国、好战而殃民者，本军为缩短战期起见，亦不恤执干戈以相周旋”［9］38。

第三，个人野心的驱使

“今天回顾起来，我认为那次政变是冯玉祥将军受个人野心驱使并掺杂了他对吴佩孚将军的某些宿怨而贸然作出的行动”［11］276。个人野心是冯发动北京政变的重要原因。而冯氏的野心则体现在扩大地盘和获取政权上。

扩大地盘的需要。“冯在发动政变前，就曾向提出过奉军不入关的要求，目的也是为了在推翻曹锟吴佩孚之后，自己能够控制京津和华北的大部分地区”［12］248，冯玉祥在自传《我的生活》中写到：“只要你们的队伍（奉军）不进关，我们的计划必能顺利进行，推翻曹吴，是不成问题的”［10］329。领袖欲的驱使是又一体现。追随冯多年的鹿钟麟对冯的评价可谓中肯，“冯在北洋军人中是一个比较进步的人物……他的领袖欲也是相当强，以致遭到北洋军阀上层人物的歧视和猜疑。”［1］2顾维钧在回忆北京政变时，也指出冯氏领袖欲是政变发生的原因之一，“像那时期中国所有的实力雄厚的军阀一样，冯玉祥也是一个很有野心的将军，极欲获得政权，以统治中国。”［11］336而当时影响巨大的《民国日报》也认为冯玉祥和其他军阀无异，“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冯玉祥等……盖此一介武夫，毫无政治常识，而野心则大而无外。”［4］由此可见，扩大地盘和领袖欲的驱使，也是冯决意发动政变的重要因素。

二、冯玉祥与直系曹吴矛盾发展

第一，吴的骄横行为引起各界不满

第一次直奉战争获胜后，吴佩孚便目空一切，又和段祺瑞一样，做起了武力统一的迷梦。曹锟当上总统后，他更是意气骄横，野心勃勃，大有雄视中原、威加海内的气派。此时他以黄河流域为根据地，攫取直鲁豫巡阅使之职，复伸张势力于长江一带，指使萧耀南占据湖北，齐燮元占据苏皖赣，孙传芳占据福建，更唆使川黔军攻掠四川，勾结陈炯明、沈鸿英牵制广东，驻兵山海关、喜峰口以阻御奉军［10］359。他的武力统一的政策虽然遭到各方面的反对，但是他的穷兵黩武的野心并不因此而稍戢。首先，他策动陈炯明等进攻广州，并勾结英帝国主义唆使广州商团叛变，以牵制孙中山先生的北伐，同时指使齐燮元、孙传芳夹攻浙江卢永祥，以肃清在东南仅存的皖系残余势力［1］1-2。吴的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引起了皖系、奉系的不满和惊恐，同时也令冯玉祥十分害怕。

第二，吴处处对冯进行排挤压制，冯吴矛盾日益加剧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冯功劳甚大，因而得以出任河南督军。但是吴却派毫无功劳的宝德全为督办，并介绍很多人分任重要职务。冯对左右说：“这样办，要我这个督军干什么！”［13］53。冯用督陕时的人马接管河南，而对吴所介绍的人选一律予以拒绝。冯玉祥人河南督军后，河南的军务、政务一律不买吴佩孚的账。（吴佩孚）于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不仅在粮饷、粮秣、被服、住处上刁难冯玉祥，使冯玉祥所部重又沦为无衣无食无住之困境，而且扯由头，天天找冯玉祥的事，叫冯玉祥左右不是，无所适应，冯对此感到非常伤心［13］54。由于冯、吴性格方面的差异，使督豫一事成了俩人矛盾的导火索。“盖冯虽督豫，而吴固仍驻洛阳也。物莫能两大，况吴素性又颇傲慢，以冯久隶属下，遇事多自主裁，不加谘商，冯亦不愿一味仰承旨意，久之，彼此之间，自难免各不愉快。”［14］72

在吴的排挤下，冯很快就被调往北京，出任徒有虚名而无地盘的“陆军检阅使”，吴还命令冯只准将第十一师带走，而新招募来的部队一律由新任河南督军张福来管制。为此，冯愤愤地说：“吴佩孚此次将我调离，其用意即要置我们于绝境，使我们即不饿死，亦必瓦解”［10］341，这导致冯吴矛盾更加恶化。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冯玉祥被吴任命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趋赤峰，绕击奉军后路。冯玉祥的第三军所经之地，交通不便，地方贫瘠，给养难于筹措。越是往北行进，人烟越是稀少，困难也就越大。显然吴佩孚是有意识地借这次战争把冯部调离京畿，并把这部分力量消耗在荒寒贫苦的长城之外。但吴还不放心，除派王承斌同行，对冯监视而外，复令胡笠僧（胡景翼）率部相随；对冯加以注意，如冯有任何异动，即就近解决［10］370。

第三，直系人员过于腐败骄横

由于直系在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曹锟亦更加骄横。不仅为攫取总统宝座不遗余力，而且“日事奢华”、“克扣军饷”，冯对此不仅不迎合、不支持，反而劝曹“力为修德”，曹锟对他这种不肯行贿又好话直说的行为很不满［13］77。而冯也越来越看不惯曹的骄横。

曹的部下，在吴的影响下，常常给冯以刁难。尤其是直鲁豫巡阅使署军需处长李彦青更是经常借故克扣冯部的饷项和军需用品，使冯部的日子很是艰苦。举例来说，1923年6月22日，曹锟发给冯部三千支步枪、十八门陆炮和几百万发子弹。等到军需处领取时，李坚持没有10万元的贿赂，决不发放。10万元凑齐了，当日六点钟便接到李六（李彦青）的电话，叫派人领器械弹药去，恨得冯牙齿咬得格格作响［10］368。曹锟政府从意大利购买了大量的枪炮弹药，冯便派他的总参谋蒋鸿遇去见陆军总长陆锦，接洽领械。结果蒋在陆锦那里等了足足四个钟头，陆总长只是不见。而陆总长却与一个旅长在床上躺着抽大烟，谈古说今，没有完结［10］367。这令冯玉祥极为气恼。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在电文中对曹吴政府的腐败骄横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内则嬖幸用事，贿赂公行，淫佚自娱，上好下甚，财政则诛求无厌，吏治则纪纲全无，外复放任专阃，迷信武力”［9］49。按冯玉祥的话，曹锟的倒霉，大半因为他的干部过于荒唐之故［10］367。

三、其他方面的影响

第一，孙中山对冯玉祥的影响、感召

孙中山在南方经营的时候，就认为冯是一个可争取的对象。为此，孙中山对冯玉祥做了大量的工作，曾先后派遣徐谦、纽永键、李石曾、孔祥熙、宋子文、王法勤、丁惟芬等一大批国民党上层骨干分子劝导说服冯玉祥实行国民革命。可以说，正是由于受孙中山先生人格魅力的感召和“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冯玉祥才逐渐脱离了北洋军阀的阵营。

1917年冯玉祥在武穴向全国通电主和的举动，引起了孙中山的格外关注，为了争取冯玉祥，孙中山在给冯玉祥的信中高度评价了他的这一举动，“阅报见执事（冯玉祥）巧电，热诚护法，努力救国，不胜为民国幸。昨冬以降，南来国人，无不盛称执事为爱国军人模范……濒危之民国国脉，得以主持正义如执事者扶持之，俾免于亡，则国民必感伟功于永久矣。”［15］372

而冯玉祥对孙中山则是十分的仰慕。1920年冯在给孙的信中说：“中国已濒于危境，真正救中国者只有先生一人，百折不回，再接再厉，无论如何失败，而我行我素，始终如一，此种精神凡谋国者当为之感奋。”［16］297-298；并表示“私衷仰慕，已非一日，今欲追随，乞多指示”［16］298。冯还在他的自传《我的生活》中写到：“我把那份手书的《建国大纲》细细读了两遍，觉得太好了，太完全了，心中涌起了一种兴奋钦慕之情，无从笔述……我说这是我们中国唯一的对症药方，必定照着这样办，中国才能够成为自主的现代国家，卓然独立于世界，自从读了这个，我完全成为中山先生的信徒了。”［10］352

1923年10月23日，冯玉祥班师回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并通电全国，希望“全国贤达，急起直追，商补救之方，开更新之局。”［16］299同时又发专电给孙中山：“今幸携友军，勘定首都，此役即平，一切建国方略，尚赖指挥，望速命驾北来，俾亲教诲”［1］18。这都深受孙中山的影响。

第二，段祺瑞、对冯的拉拢和欺骗

《冯氏推翻政府之内幕》一文中，指出冯在战前已经与张段达成协议。“在此期间，冯玉祥与其同志屡开会议，同时又与段祺瑞有所磋商，或于军队离京前，双方（指冯与张段）已具大体协定，虽未决其必然，但一大部之军队，未赴热河，逗留后路一事，确为事实。军队落后，名为筑路，实未前进，以便离京相近也。”［17］可以说，协议的签订，使得冯发动政变有了相对轻松的环境。

知道冯和吴的矛盾不可调和，便和段祺瑞共同策划，拉拢冯玉祥。1923年冯和李德全结婚时，授意张学良派人前往祝贺，与冯玉祥搭上关系。以后，因冯部困难，又暗中给予接济。此外，还通过段祺瑞策动冯玉祥脱离直系独立。一番努力没有白费，与冯玉祥达成约定，一旦直奉交战，冯军与奉军相遇时，“均向天空鸣枪”，互不攻击［11］230。

为了促使冯早日发动政变，对冯采取了欺骗的方式。张的代表马炳南在会见冯时说：“只要推翻了曹吴，奉方的目的便已达到，决不再向关内进兵。”［10］372于是,冯坦白地对马表示：“我已经和北京方面几位将领有所接洽，只要你们的队伍不进关，我们的计划必能顺利进行，推翻曹吴，是不成问题的！”［10］372并提议说：“将来我们事成之后，拟请孙中山先生北来主持大计。”马答曰：“这完全不成问题，一切悉听你的主张，我们无有不赞成的。”［10］372但是事后张食言，不但将大批的奉军调入关内，而且将冯玉祥步步进逼，将京津的大部分地区据为己有，联合段来排挤冯。为此冯后悔莫及，冯玉祥多年后回顾当时的情况说：“局面急转直下，演变至此，糊糊涂涂混下去，岂不是为强盗、马贼当伙计，如此一想，不由得我对新局面万分消极。”［11］248

段祺瑞自从直皖战争失败下台后，就一直寓居在天津。他是一个不甘蛰伏的政治野心家，遇到时局动荡的时候，就会寻求机会，以图东山再起。段深知冯与吴素有芥蒂，于是派贾德耀来来拉拢冯：“将军若能顶起大梁，合肥（段祺瑞）定可鼎力相助。到那时，大局自然会归老兄掌握。”［18］159这使得冯玉祥极为高兴，“请转告合肥，果然大局属我，我一定请合肥等有德望的人来主持大局。”［18］159

曹锟贿选总统后，段祺瑞在反对曹吴的传檄通电中，斥责“曹锟、吴佩孚、曹锳等目无政府，兵胁元首，围困京畿……严修战备，拆桥毁路……有岌焉将坠之惧。”［19］177同时对自己大肆吹捧，“本上将军，束发从戎，与国同其休戚。为国家统兵大员，义难坐视……由祺瑞躬亲统率，护卫京师，分路进剿，以安政府而保邦交。铲除奸凶而定国是。”［19］177文中，段祺瑞还“慷慨激昂”地呼吁：“其擒斩曹锟等献之军前者，立予重赏。各地将帅，爱国家、重风义，遘此急难，必有履及剑及兴起不遑者，祺瑞愿从其后，檄到如律令。”［19］178可以说段祺瑞的态度也影响了冯玉祥。

第三，孙、张、卢三角反直同盟的作用

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的，锐意整军经武，想着卷土重来；皖系残余的浙卢，处于重重包围之中，亟谋找一条出路，以图自存；而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也正在奋力迈进，进行着倒直的运动［10］359-360。于是，1923年孙中山与、卢永祥取得联系，倒直吴的三角同盟形成。在孙中山给的信中，便提到此事，“雨亭总司令（）大鉴，自去年陈炯明听吴佩孚嗾使叛乱于后方，致我北伐之师中道挫折，因而致奉天师旅亦不克扫荡燕云，擒斩国贼……一年以来，屡蒙我公资助，得以收拾余烬。由闽回师，又得滇军赴义，川民逐吴，遂将国贼在西南之势力陆续扑灭，而广州根本之地，得以复还，此皆公之大力所玉成也……而吴佩孚、齐燮元近日济以大帮饷弹，逆贼乃得倾巢来犯……幸将士用命，将敌人主力完全击破，广州得以转危为安。从此，广东内部平定可期，而北伐计划亦可从此施行矣。故特派叶誉虎（即叶恭绰）前来领教一切并详报各情，到时，幸赐接洽为盼，并候大安。”［20］171-173另外，在孙中山的电文中，也多次提到了反直同盟一事，“现在皖奉两方面已商议妥当。只要东江肃清，决不停留，即行北伐（曹吴）”［15］512、“文于六日亲至韶关誓师讨贼，督饬各军急速进行，不变初态，以践前约。贵军（奉军）精锐，未失所望，乘时反攻，使其首尾不能兼顾。彼虏既疲于奔命，则最后胜利，仍在吾人也。”［15］141

在三角同盟的影响和孙中山的劝说下，冯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1923年12月，冯的夫人病故时，冯对孙的代表马伯援说：“目前直系兵力数倍于我，如冒险行动，必遭失败，待时机到来，我一定有所举动，请将此意转达中山先生。”［1］3-4到这时，冯的政治思想已日益倾向于革命方面。冯看到反直阵线已经形成，更加增强了推翻直系军阀集团的信心。于是，他除了积极训练部队以加强军事力量而外，并且积极地争取同盟。

综上所述，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绝不是偶然的，它是由各种原因交互影响促成的。虽然冯发动政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个人私利，但我们应当注意到，冯发动的这次震惊中外的“首都革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

但是，纵观冯玉祥的一生，他在很多重大事件的处置上都有虎头蛇尾的特点，如护法战争时期，冯于武穴通电主和后妥协退让，再到北伐后期放弃“三民主义”、进行“反共”都体现了这一点，而这在北京政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毅然反戈一击，举兵夺取了北京政权，表现了不凡的魄力，但随后就开始瞻前顾后，摇摆不定，最终和奉军及段祺瑞达成了组成执政府的政治交易，拱手将政权交出［21］55。使得这次政变的积极作用大打折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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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M］(第68辑《民国政史拾遗》)．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

［摘要］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忽然从前线班师回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囚禁了总统曹锟。这次政变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冯玉祥策划已久的。促使冯发动政变的原因很多，既有冯玉祥自身的原因，又有直系曹吴方面原因，同时其他外部因素也有一定的促成作用。

［关键词］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北京政变；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