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英苏关系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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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法西斯入侵英国盟国波兰，又挑起苏德战争，促使英、苏先后加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来，开始了英苏两国在二战期间的新关系。由于休戚相关的利益，出现了两国关系史上短暂的“蜜月”，其特点是：既合作又斗争，在合作中有斗争；既协调统一，又矛盾分歧，在统一中有矛盾，但以伙伴合作关系为主。其矛盾随着战争进程而变化，大战末期愈演愈烈，从而形成战后的“冷战”关系。本文拟就英苏战时的关系作一简要论述。

一、共同的敌人、相同的命运，奠定了英苏合作的基础。为了战胜法西斯；两国间进行了广泛的协作与配合。

二战初期，希特勒利用苏联与西欧国家之间的不和，通过“闪电战”方式，迅速占领了欧洲十余个国家，直至威逼英、苏心脏——伦敦、莫斯科。这样，英苏面临着共同的选择：要么被法西斯打败，要么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德国。德苏开战当天，登基伊始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就表示，鉴于国难当头，英国要义不容辞地援助“俄国的危难”。因此，以德苏战争为契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维护自身利益，英苏相互放弃了一战后久有的敌视态度，以打败法西斯、重建世界和平为目标，进行了广泛的战时合作。表现在：

（一）经济上力所能及的相互援助。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当天晚上9时，丘吉尔在广播中声明，英国将给予苏联以“任何经济和技术上的援助，只要我们能办得到和对苏联有利”⑴。次日，丘吉尔审时度势，果断指出：“我们将尽一切力量帮助俄国与俄国人民。⑵”旋即双方举行了协商、洽谈。1941年7月12日，英苏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对德作战中联合行动的协定》，双方保证在对德战争中相互给予各种援助和支持。同年8月中旬，双方又达成贸易贷款和支付协定，英国向苏联提供了急需的军用物资、一次性贷款1千万英镑，而苏联则向英国提供了短缺的原材料，以助其扩大军工生产。到该年底，英国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向苏联提供了669架飞机、487辆坦克及其他武器，并与美国一同向苏联供应了价值约10亿美元的各种物资150万吨。到1943年底，英国向苏联共提供了1．877亿英镑的援助。

史学界过去认为英国对苏援助甚少，不及美国，因而无足称道，而笔者则认为二战期间的英国援苏意义非能等闲视之。

其一，英对苏援助不及美国，这是由其实力决定的，但英国提供的援助却是自觉主动、力所能及的。当时，大英帝国危机四伏，英伦三岛朝不保夕，对苏援助必然受到限制，但其援助却富有诚意。1941年秋，英国供应部官员哈罗德·麦克米伦说：对苏援助是“我们的圣经”，“我们保证兢兢业业、逐字逐句地予以执行”⑶，表明了英国援苏的原则立场。1942年上半年，丘吉尔演说时坦率表示：“如果考虑到俄国为消灭希特勒、为我门共同的事业所做出的一切，我们为俄国所做的事太少。⑷”丘吉尔的歉疚之情表明了援苏的诚意，但却感到力不从心，因此，英国便设法促成美国对苏更多的援助。美国1942—1943年对苏440万吨物资援助计划的成行，就是由于英国坚持的结果。且在美国实施对苏联一千多万吨物资援助时，英国克服重重困难，承担了运输、护航的主要责任，贡献非小。

其二，英国援苏更坚定了苏联抗德信心，促成了苏联与英国关系的改善，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形成。在美国参战前，英国援苏消除了苏联对西方持有的深刻的不信任感，这种援助不仅解决了苏联前线的部分急需，更促成其与伦敦诸国流亡政府关系的改善。同理，互援是双方力量与信心的支持，对于双方坚决不妥协的对德斗争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政治上磋商协调达成谅解与合作。

大战期间，两国以求同存异为原则，通过首脑或政府要员间的沟通、会晤、磋商等方式，共同策划了打败法西斯的方略，实现了两国政治关系的转折和发展。期间，仅斯大林和丘吉尔间的往来信件就达504件⑸。在1941年7月签订的《英苏关于对德作战联合行动的协定》中，双方保证不单独对德停战或媾和，直至彻底击败德国，这成为两国关系的转折点，标志着英苏结成了事实上的反法西斯同盟。同时，由于苏联转入反法西斯洪流并成为事实上的抗德中坚，加上英美的协调，流亡伦敦的九国政府也迅速与苏复交。同年9月，英苏等11国在伦敦举行同盟国家会议，共同声明遵循旨在维护和平、正义，彻底摧毁纳粹的《大西洋宪章》的原则。这样，由于包括英苏在内的盟国的共同努力，反法西斯的战时大同盟得以形成，它体现了英苏及诸盟国的共同意志，也成为战时合作的大舞台。此后，英苏政治协商不断加强，1942年5月下旬莫洛托夫应邀访英，签订了有效期为20年的《英苏同盟合作互助条约》，它规定：两国在对德作战期间互相支援，非经双方同意，不得单独缔结任何协定或和约，初步达成了开辟第二战场的协议，并约定战后共同行动保卫和平。这一条约加强了两国的政治团结，其国家关系得到了空前发展。之后，通过1943年10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同年的德黑兰会议，两国关系得到了巩固，表明英苏等“盟国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巩固和持久了”⑹。更为可贵的是在整个战争中，两国始终遵循了通过协商解决分歧、促进合作的原则，第二战场的开辟、联合国的组建、惩办战犯、德国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波兰重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先后在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及波茨坦会议上得到了解决。尽管当中亦有不快及至龃龉，但能求同存异，奠定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

不仅如此，英苏还就有关实质利害冲突问题理智地达成妥协。如两国首脑在1944年10月通过谈判就巴尔干势力划分达成了秘密协定，即英国在南斯拉夫、匈牙利享有50％、在保加利亚享有25％、罗马利亚享有10％、希腊享有90％的影响，其他部分归苏联享有。这反映了双方在巴尔干地区的军事平衡，但这种平衡是在苏军已进驻罗、南的情况下做出的让步。丘吉尔认为是苏联给予英国的“特别的诚意”，“信守自己的义务”⑺的表现。因之，英（美）苏合作实现了共同的战略目标，不因矛盾打破战时合作。

（三）军事上较密切的战场配合。

德苏开战后，英国即从海上加强了对德国的封锁，组织北非战役，打击法西斯的北非力量。1941年冬，德军猛攻莫斯科，锐不可当，莫斯科岌岌可危。北非英军为了配合苏军行动，迅即向利比亚德意军发起“十字军行动”，促使莫斯科的部分德军移师地中海，隆美尔非洲军团又深陷利比亚沙漠之中，从而减轻了苏军压力，使莫斯科绝处逢生、化险为夷。尤其是1942年秋的阿拉曼战役与斯大林格勒会战密切配合、相互照应，沉重打击了德国法西斯。英军还参加了西西里岛战役及对意大利南部的进攻战，对于肃清德意北非军队、促使意大利退出轴心国，以分散牵制德军起了重要作用。1944年，英美盟军诺曼底登陆成功，使德国法西斯处于腹背受敌态势，有力地促进了苏军的反攻进程。同样，对于苏军而言，尽管主要是在本土作战，但它抗击的是最凶恶的法西斯——德国，牵制了德国法西斯军队主力，因此，对英国无疑是直接和最有力的配合与支持。“这场战争使英国无论在宗主国，还是在中东，都有了必要的喘息机会，以便整顿自己的武装力量”⑻，使英伦三岛在不列颠之战后能“风平浪静”。大战后期，苏军以风卷残云之势横扫东欧德军，消灭了德军有生力量，配合了第二战场的成功开辟，使英美军队迅速推进德国腹地，对于最终摧垮法西斯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双方上述积极举动及重大胜利的获取，英苏首脑曾互相予以热烈的赞贺和高度的评价。

英苏军事配合不仅表现在军事行动上，而且还表现在战略方针的制定、重大军事行动的统一筹划部署上，如英苏美三国外长曾共同拟定、谋划过击败德军的计划。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合作是英苏二战期间关系的主流，由于合作而加深了理解与信任，由战前的对手转为盟友，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反法西斯力量。

那么，英苏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各异，积怨已久，为何能在大战中共释前嫌，携手合作呢？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它们同轴心国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所致。就苏联方面而言，德国的背信弃义，撕毁了签订还不到两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苏联不得不重新审视其二战初期的外交，终于对西方民主国家有了新的认识，并意识到法西斯是不共戴天之大敌，大战是民主与专制的殊死大搏斗。为了扭转德军闪击下被动挨打的局面，最大限度地争取盟友，孤立并打击法西斯，苏联愿意且必须与英国等合作互助。特别是就英国方面而言，援苏对其“命运”更为重要：首先，德苏战争爆发时，德国占领了欧洲大部分地区，震醒了英法绥靖政策的迷梦，使大英帝国面临着德国法西斯的全面挑战；德国入侵利比亚，对大英帝国中近东殖民地和海洋交通线造成了直接的威胁；德国同时还加强了对伊朗、伊拉克的经济渗透与侵略，形成了对英国势力范围的全面争夺；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危及了英国亚太地区的殖民地与自治领……帝国大厦行将倾覆。丘吉尔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感到处于危如累卵境地的英国，应该利用德军主力远离英国的有利时机，加强本土和中东防御；同时通过援助苏联、鼓励苏联的对德行动，以牵制德军，防止德国打败苏联后再挥戈西进，直捣英伦三岛。其次，援苏有助于维持英苏战时同盟，冰释苏联自30年代后期集体安全努力失败后对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深重顾虑和敌对态度。再次，可以一箭双雕：一方面可利用苏联力量击败德国，掘法西斯之墓，减少英国的牺牲；另一方面可使苏联在对德战争中削弱，“躺在手术台上”，从而为英国继续执欧洲大陆之牛耳，乃至主宰世界事务扫除障碍。因而，英国主动援苏，甚至亦不惜作出牺牲、付出代价。深谙韬略的丘吉尔真切地道出了其援苏主旨之一：“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为了我们的利益的事。”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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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的国家利益与战争目的，决定了英苏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其缓急程度随着二者所受威胁之变化而变化。

苏联参加二战的目的是：打败德国法西斯，捍卫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建立有利于自身的战后安全体系。英国参加二战的目的是：铲除德国法西斯，借机削弱社会主义苏联，重振大英帝国雄风，建立以英国为主宰的欧洲新秩序。二者在打败德国法西斯这点上是共同的，这是携手合作的前提和动力。但二者国家利益不同，意识形态有别，积怨已久，陈见颇深，因而在其合作的统一体中，不可避免地存有矛盾与分歧。随着战争主动权移至盟国手中，矛盾也初显端倪，待胜局已定，矛盾亦愈演愈烈。反映在盟国三强中，在一些利害冲突上，英国或单独或联美抗衡苏联，从而播下了战后不和的种子。具体表现在

（一）关于第二战场问题。

开辟第二战场是对德作战之需要和英美应尽之义务。面对德军的凌厉攻势，苏联在1941—1942年间强烈要求并一再敦促英美盟国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苏军压力，加速对德战争的胜利。对此，英美均以各种理由拒绝，直至1943年底的德黑兰会议上，三方才达成于1944年夏天实施的协议。但在登陆选址上，英国又与苏、美相左，反对苏联主张、美国同意的从欧洲西岸登陆的作战方案，单独炮制了所谓“打击鳄鱼腹部”的“巴尔干方案”，旨在先于苏军进入巴尔干。第二战场的迟延开辟固然有其客观原因，但不可否认受制于英美的政治战略：苏联是英国强大的政治宿敌，其在战争中所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使英国忧心忡忡，它认为苏联必定成为威胁它战后左右欧洲大陆的最大障碍。因此，英国指望苏德相互厮杀，两败俱伤，从中保存自己实力，以获取战后有利的国际地位。“巴尔干方案”更反映了战后英国要称霸欧洲的意图：希望打进巴尔干后可以跟南、希、土及中东、北非连成一气，保住东南欧势力与东地中海及中东的传统利益，以使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经地中海，到苏伊士运河，达远东的大帝国生命线，牢牢控制在英国手中。因为英国的这一如意算盘，也将损害美国的战后利益，故美苏联合抵制，使该方案流产。

“英国人和美国人非常精明，直到他们认为军事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才渡过英吉利海峡，在诺曼底登陆”⑽。1944年上半年，当苏军向西推进，席卷东、中欧时，英美盟军马上开辟了第二战场，并迅速向西欧强攻，旨在打败德国后，“占领更多的地盘”⑾。二战甫停后，英以所占地盘与苏联讨价还价，这一“冷战”事实证明英国始初削弱苏联的动机。如同斯大林指出，英国在第二战场问题上的态度，是其自拿破仑战争以后，无力只身介入欧洲事务，便采取先让别人打，待大局已定，再安稳介入，坐享其成的策略。19世纪晚期的德国首相俾斯麦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的政策永远是这样：在欧洲大陆上找一个用自己的拳头去保护英国利益的傻子。”⑿二战中英国的对苏外交仍受这种半个多世纪以来政策的影响。

（二）关于对德国处置问题。

首先，在分割方案上双方分歧相距甚远：英国始初只主张鲁尔、莱茵国际化，将南德与奥、匈等中东欧国家建立一个多瑙河联邦；苏联则坚持对德进行分割占领，主张使德国成为非工业的农牧业国家，以防德国的再生与东山再起，消弭其安全的隐患。在莫斯科三外长会议、德黑兰会议与1944年丘吉尔访苏时，英国一再抛出自己计划，均遭苏联否决。雅尔塔会议上，英国新抛出的消极分割方案与苏联的积极分割方案直接顶牛。因此时大战指日可胜，英国已在考虑如何利用未来的德国对付战争中不断强大起来的苏联了，正如美国外交家波伦指出的那样：丘吉尔觉得“欧洲需要一股力量来消除苏联的势力，实际上是赞成让一个统一的德国和法国担当起这项任务”⒀。后因德国投降在即，战局已定，分割之势不可逆转，双方才认定了分区占领的事实。

其次，围绕德国的赔偿问题，苏联谋求德国最大限度的赔偿，以避免像20年代那样，不但对德制裁不力，反使德国经济迅速复活，因而，苏联提出德国赔偿200亿美元，并应享用一半，其中10％－15％应从西方占领区获取。英国虽也期望获取赔款，但反对苏联方案，它唯恐把沉重的赔款强加给支离破碎、千疮百孔的德国，会引起革命、社会骚乱，更不愿苏联获利太多。为此，斯大林与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发生舌战，在波茨坦会议上相互指责乃至嘲讽，后经讨价还价才达成妥协。但是，德国问题一直成为战后苏与英（美）矛盾、“冷战”’的焦点之一。

（三）关于波兰问题。

波兰沦亡后，其国土分别被德苏占领大战后期，波兰的复国与重建被提到日程并成为盟国关注的焦点，苏英尤甚。苏联总结历史经验，认为波兰是其安全带上关键的一环，极力谋求以使波兰成为自己防德的屏障，避免在未来的战争中再度成为德国直接进攻的目标。斯大林认为，“波兰应当是强盛、又友好”的苏邻，他想以德国领土为代价换取苏联东方战线的合法化，并认为：“这关系到俄国的重大利益。⒁”而英国却“希望看到波兰成为一个对抗苏联的‘欧洲斗士’，或至少不依附苏联”⒂。可见双方战略大相径庭。因此，围绕波兰问题英苏经过多次谈判，针锋相对，鸿沟颇深。其中波兰领土与政权问题是矛盾的核心。关于重建后的波兰政府．英国只承认流亡政府，诋毁、抵制苏联境内的临时政府，而苏联则坚持由其支持和卵翼下的临时政府为基本力量组建政府。双方不可更改的态度在雅尔塔会议上充分展现。关于波兰东西疆界问题虽达成妥协，但关于其西部疆界划分，以尼斯河的东端或西端为界，仍各自固执己见，互不相让，成为一个历史悬案，使得波兰疆界问题又成为自18世纪以来骚扰欧洲的一个不安定因素。

上述英苏在德、波问题上的矛盾，从根本上反映出两国不同利益与战略目标。谙熟政治韬略的丘吉尔深深懂得：欧洲是大国争霸的重点，英国未来的争夺对手必定是苏联，要使对苏竞争取得优势，确保英国在欧洲的盟主地位，必须穷其所能，遏制苏联在东欧的势力，因而在地理位置上对抗的起点越靠近东欧越好。1942年10月，丘吉尔在致外长艾登信中说：“我们必须承认：我的思想主要在欧洲，恢复作为现代国家和文明之母的欧洲的光荣。假如俄国的野蛮主义蹂躏了欧洲古老国家的文化和独立，那将是一场不可估量的灾难。⒃”其与苏联争夺欧洲的野心跃然纸上。“霸王计划”实施后，英国急切想闯进中欧、遏制苏军，连罗斯福也承认英国“迫切地想打进中欧，使红军无法进入奥地利与罗马尼亚，假如可能的话，甚至连匈牙利也不让红军进入”⒄。这是世人皆知的事。那么，苏联谋求东欧的势力范围，是想利用其在战争中膨胀的实力向欧洲心脏地区伸展，进一步拓宽势力范围，以便在与英等西方国家的未来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因而在德波问题上，苏联原则坚定、态度强硬。德波问题成为战后冷战的“潜因”。

（四）对伊朗和阿富汗的争夺。

1941年8月，苏英军队分别从北南对伊朗实行军事占领，并迅速肃清伊境内德军力量，以打通一条通往苏联的军事物资补给线。10月，双方又共同努力进军阿富汗，驱逐了轴心国势力。此后，又成立了中东补给中心（TheMiddleEastSuppleCentre），统一协调、管理、筹划和解决中东补给。但苏联出于国防安全需要，还欲使南邻的土耳其、伊朗受其卵翼，因而对其伊朗北占五省实行文化政治合二为一，加强军事控制，使之“纳入他们安全体系的‘铁幕’之内，对英美文武官员接替上述地区，甚至是为了办理与共同的战略部署密切相关的事务，都面有难色”⒅。英国则千方百计试图冲破苏联竖起的“铁幕”，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前，一再拒绝通过伊朗给苏联援军，企图借机取代苏联控制伊朗。此后，双方形成僵持之势，并针锋相对地角逐伊朗的石油开采权，这些都预示了战后双方化玉帛为干戈的“冷战”关系。

综上所述，共同的命运、别无选择的战争处境，促使英苏二战中的全面合作；而不同的战略利益使两国又矛盾斗争。法西斯大敌当前，民族存亡攸关的现实使合作成为主导，成为任何一已私利不能打破的主流。二战中的英苏关系说明：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国家，在共同的。根本利益的选择上，可以求同存异、携手合作、平等互助、互利互惠；但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始终是高于一切的。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合作只能以平等、互惠为基础，不允许搞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这也许是当前我国在对外开放中以资借鉴而不可忽视的。

注释：

⑴⑻1941年6月23日《泰晤士报》。转引自秦衡允等译，[苏]费·格·特鲁斯基：《英国现代史》，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49页。

⑵⑹⑼方连庆主编：《现代国际关系史》（1917—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66、471、555页。

⑶麦克米伦：《战争狂飚（1939—1945）》，纽约，1968年，第100页。转引自时殷弘：《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对苏租借援助》。《上海学刊》（南京）1996年第3期。

⑷戈尼昂斯基等编：《外交史》卷4（中译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32页。⑸张海麟等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与教训》，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

⑹W．H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他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819页。

⑽B．L．Montgomery：ThepathtoLeadershipLoudon.1961．P.P.201－204。

⑾刘陵、洪育沂主编：《国际关系史简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59－260页。

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缩微胶卷、苏联、第一部分，942—1946》，转引自《世界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5期，第38页。⒀波伦：《历史的见证》，纽约，1973年，第183页。

⒁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6页。

⒂安德尔斯：《流亡的军队》，伦敦，1949年，第210页。

⒃解力夫：《临危受命——丘吉尔》，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70页。

⒄朱贵生等编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8页。

⒅乔治·柯克：《战时中东》，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