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建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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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怀指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全力以赴地进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建设。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在院第五次史学理论座谈会、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和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第二届理事会暨第十二届学术研讨会等不同场合，先后就如何理解和实现史学研究的创新体系、为什么要重视和加强史学理论的建设，以及应当怎样对待唯物史观遇到的空前挑战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现将他的这三次讲话合并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摘要题】史学理论

【正文】

一

“建设史学研究创新体系”的提法，是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的“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中引申出来的。因此，我们要理解和实现史学研究的创新体系，首先应当全面准确地理解“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含义，切实弄清楚这一蓝图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和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一要求在体制、机制上的创新和在政治、组织上的保证。从我院向党中央的工作报告中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指的是：通过建设“六项重大工程”，形成“五大研究中心”，充分发挥“四大作用”，（注：“六项重大工程”指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课题研究和理论创新工程，重点学科建设工程，人才队伍建设工程，网络信息化建设工程，国际学术交流基地建设工程；“五大研究中心”指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研究中心，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中心，国际问题理论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四大作用”指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的作用，党中央、国务院智囊团的作用，人文社会科学交流中心的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代替的作用。）把我院建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才荟萃、学科布局合理、体制完善、机制灵活、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在国内位居前列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从这一指导方针、目标和任务出发，我认为我院各史学研究机构要建设史学研究的创新体系，应当努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更有力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研究领域中的指导，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把我院各史学研究机构和刊物建设成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坚强阵地。除了有关专家学者在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史学组中积极发挥作用以外，还要在我院的各史学研究机构中提倡由集体或个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课题，结合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特点，积极开展研究工作。要通过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旗帜鲜明地批驳对唯物史观的种种责难和史学领域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领域的指导地位营造良好氛围。

第二，要大力发扬中国史学经世致用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把学术研究与党和人民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的优良传统，在不放松基础研究的同时，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出发，围绕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斗争的需要，主动地选择和设置一些现实意义较强的重大研究课题，例如，古代社会建设问题研究、台湾史与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新疆治理研究、云桂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研究、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研究、建国以来国家机构改革研究和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研究、中日历史问题与中日关系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研究等等。通过这些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服务，使史学研究在发挥我院党中央国务院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中，做出自己的贡献，占有一定的位置。

第三，要努力加强史学领域中传统学科的建设，保持和创立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推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发展，不断建设和完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史学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对于一些重点学科和重点研究领域，如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甲骨学、礼与中国古代社会、经学思想史、近代中国与世界、历代边乱与边政、世界古代中世纪史、西欧史、外国史学理论、古代都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考古学的方法和技术等等，应当加大人、财、物投入的力度，使这些学科和研究领域在学术积累上更加丰富，在科研手段上实现现代化，在科研队伍结构上更加合理，在科研实力上更加雄厚，在学术创新能力上继续保持或达到国内领先程度；并且努力使其中部分学科，如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汉唐考古、先秦史、秦汉史、隋唐至明清的断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国思想史、中外关系史，以及当代史和方志学研究等等，继续保持或逐步达到国际知名水平。应当看到，加强史学的基础研究同样是发挥我院党中央国务院思想库、智囊团作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第四，要主动加强我院内部各史学研究机构之间，以及我院史学研究机构与院外、境外、国外的学术联系。应当进一步整合院内史学研究机构的力量，加强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我院史学学科齐全、研究力量雄厚、研究成果丰富、学术影响广泛的优势，为全国史学界坚持正确方向和严谨学风起好带头作用。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比如，把由我院科研局牵头，由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史所、考古所、《历史研究》编辑部以及当代中国所、地方志办公室等七个史学研究机构参与，并已连续召开了五次的史学理论座谈会继续坚持下去，形成制度；把由世界史所、历史所、近代史所共同承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的研究课题抓紧抓好；把我院刚刚成立的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切实办好，使它真正成为院内外史学理论工作者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把已经确定由我院承办的2007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成员国代表会议筹备好，并为我国争取2015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主办权，使我院真正发挥历史学科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的作用，等等。把这些工作做好，对于建设我院史学研究的创新体系一定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

关于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早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就提出过，并得到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对于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又给予了进一步强调。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史所的有关领导和专家，曾为此组成了一个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我院科研局领导下负责这方面的具体工作。进入21世纪后，在我院于曲阜召开的史学研究机构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了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由世界历史所牵头的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经过院务会议批准成立的。

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围绕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将相对分散的研究力量组织起来，开展课题研究，组织学术会议，举办学术报告或讲座，收集有关信息，促进国际国内交流，从而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科比较齐全的优势，给有志于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搭建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为繁荣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主体的史学理论研究做贡献。

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科学的史学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史学走向全面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不断加强，并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中外史学的发展历史证明，有影响的史学家无一不是对史学理论有独特贡献的人，史学理论历来为史学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的发展任何时候也离不开史学理论的发展。因此，我们要繁荣和发展历史学科，就不能不繁荣和发展史学理论。

史学理论研究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和复杂，并和现实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往往是和社会认识的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今天，史学研究也遇到了同政治经济学研究几乎同样的命运。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宣布“历史已经终结”，欢呼“资本主义已经战胜了社会主义”，世界资本主义正致力于建立一种新的即资本主义的世界新秩序。在这一背景下，国际上出现了攻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国内也出现了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鼓吹的错误倾向。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史学理论研究，对于澄清史学研究领域中的思想混乱，保证史学研究沿着科学的健康的道路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也是一个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家。但是，历史学只是在得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指导后，才成为了一门科学。无论人类过去的历史还是今天的实践都证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注：《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老前辈们之所以能在史学研究中取得开创性的重大成果，无不与他们学习和掌握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但同时应当看到，唯物史观诞生以来的150余年，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提出了许多新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因此，不断加强史学理论的研究，也是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史学理论自身发展、不断创新的需要。当然，我们也要防止有人假借理论创新之名，行根本否定唯物史观之实。凡是离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指导和脱离实践基础的所谓“创新”，不仅不会是真正的创新，反而只会走到复旧的邪路上去。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重要的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史学流派、史学思潮，以及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前沿问题，被大量翻译、介绍到国内。其引进规模之大、内容之多、范围之广，是近代中国自接触“西学”以来未曾有过的。这对于中国史学界了解世界，并从中汲取可资借鉴的有益内容，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应当看到，有些翻译者、介绍者、出版者在引进这类著作时，不加选择，不加分析，不加批判；更有甚者，极少数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专门热衷于挑选那些集中宣扬西方资产阶级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的糟粕，并大肆褒扬，借以动摇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根基。受此影响，一些读者，尤其是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把西方史学理论奉为圭臬，盲目接受。对此，我们也需要把分析和批判有代表性的、在中国产生一定消极影响的西方史学理论，当成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通过加强对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和鉴别工作，引导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用唯物史观正确分析和认识西方的“新史学”，帮助他们澄清思想上的混乱。

当前包括史学在内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和意识形态领域总的形势很好。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决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由中央组织并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已经全面启动，包括《史学概论》在内的各主要学科的教材正在加紧编写。总书记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了学习历史的重要性，指出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在新形势下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另外，党报党刊以及一些史学类学术刊物也加大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宣传力度。所有这一切，为大力开展史学理论研究指明了正确方向，营造了良好氛围，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们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把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的工作积极开展起来，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优良传统，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力推进学术观点和学科体系创新，广泛团结全国广大史学理论工作者，使这支队伍不断扩大，在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中，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中，进而在史学领域中，切实发挥积极作用。

三

史学理论既包括历史观，也包括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是从事史学工作的前提。古今中外的史学研究中产生过形形色色的历史观，比如，天命观、循环观、宗教观、英雄史观、进化史观、人道史观、唯物史观，等等。即使在同属于某种历史观的理论中，也有观点上的种种差异，比如，在西方资产阶级历史观中有法国年鉴学派、德国文化史学派、美国新史学派、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等等。但是，作为哲学层面的历史观来说，或者就世界观来说，历史观只有两种，一种是唯心史观，另一种是唯物史观。毫无疑问，无论哪种历史观，都应当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对象。但是，当前摆在史学理论研究会和广大史学理论工作者面前的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研究。这不仅是因为唯物史观诞生150年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深刻变化，提出了许多新的重大理论问题，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对新的实践进行新的理论概括，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的概念和理论范畴；也不仅是因为只有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才能适应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优秀传统的需要，才能适应批判和借鉴西方新史学思潮的需要。当前之所以要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更主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其在史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在今天受到了来自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空前严重的挑战，需要我们史学理论工作者去迎接挑战。

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对唯物史观如此严重的挑战呢？对于这个问题，还是要借助唯物史观来分析才能看得清楚。同志于1957年说过：“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大变动，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他指出：“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的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注：《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同志的这个分析，距离现在虽然已经近半个世纪了，但是对于建立在旧社会、旧制度土壤上的意识形态来说，要它们退出历史舞台，这点时间还是显得太短了。

如果说同志的上述分析还只是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放在了社会制度变动的大背景之下的话，那么，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则对当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滋长蔓延的国际原因、经济原因、社会原因作了更为具体而深入的分析。从国际上看，西方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攻目标，就是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对我国进行思想渗透，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搞乱人们的思想。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观念也不可避免地要侵入我国，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产生这样那样的消极影响。特别要看到的是，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我们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会长期面对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活动。从国内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必然进一步多样化，思想文化领域也必然会发生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也必然会进一步增强，社会思想空前活跃，社会价值观呈多样化趋势。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会有所滋长，小生产的思想观念、封建残余的思想观念、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观念也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渗透、相互激荡更加突出，意识形态领域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更加复杂。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也使我们面临着更为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特别是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播其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扩张和渗透的更大压力。中央领导同志的上述分析，所运用的也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

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受到空前攻击，不仅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和基本原理的否定上，而且表现在对的鼓吹和对中国近代当代历史的肆意丑化、歪曲、颠倒上。这对于人民的事业，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说，当然是一件坏事。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去其史”从来是为了“灭人国”。前苏联少数当权者抛弃马克思主义、纵容国内外敌对势力否定自己的历史而最终导致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真理从来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攻击得越凶，对革命领袖、对革命历史骂得越厉害，越可以促使人们思考，使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够坚定的人认清真相、坚定起来，使原来坚定的人更加坚定。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得好：“在我们国家，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注：《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232页。）他的这段话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感到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使人从中受到启发和鼓舞。

不过，坏事变好事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是需要一定转化条件的。要把对唯物史观攻击的坏事变成发展唯物史观的好事，至少应当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要和攻击唯物史观的言论展开旗帜鲜明的斗争，对它们进行有科学的分析和有说服力的批判，绝不能视而不见，听之任之，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其次，要在捍卫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和基本原理的同时，注意发现和弥补唯物史观理论中的不足，并结合新的实践，对这一理论进行丰富和发展。在这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注：：《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这说明，唯物史观的原理是需要坚持也是一定能够得到坚持的，是需要发展也是一定可以得到发展的。

十几年前，当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政局突变时，一些资产阶级的预言家们曾断言马克思主义将从此寿终正寝。与他们的预言相反，在当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仍然牢固地居于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相信她的人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即便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也是当今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许多为国际社会所公认的最著名的西方学者，至今仍然自我标榜或被人称作“马克思主义者”。尤其发人深思的是，在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所做的“千年最伟大最有影响的人”的网上调查中，不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而是马克思名列榜首。苏东剧变后，邓小平同志说过一句话：“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事实验证了他的这句话。只要我们勇于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回应唯物史观面临的种种挑战，并使唯物史观的理论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那么，对唯物史观的攻击不仅不会伤害她的一毫一毛；相反，只会使相信她的人越来越多，使她赢得更多的群众。

西方一些自我标榜或被人称作“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充其量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纯粹的学问来做，这同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作为史学理论工作者，当然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但是，我们首先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工人阶级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是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而研究，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党中央一再要求理论工作者要理论联系实际，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经济建设与社会生活中提出的重大问题；要深入研究和准确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帮助人们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以便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我认为，这些要求同样适用于史学理论工作者，同样是史学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希望史学理论分会的同志认清使命，抓住机遇，创新理论，服务大局，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方面，在发挥史学理论在历史研究的积极导向作用方面，在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话语体系方面，在带头树立史学界的良好学风方面，做出自己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