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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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原因，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从宋元以来和明初的历史背景出发，宏观分析明朝出动大军下西洋的实力、条件、动力，由此得出的“外交说”[1]与“贸易说”[2]，的确言之成理、信而有据。但是，永乐时期的明朝何以在国家急需全力对付北方压力、稳定内部的同时，先后七次派出如此庞大的船队，前无古人地深入遥远的大洋，动辄在外游荡、滞留数年之久呢？仅仅从外交目的和贸易角度解释，尚且不够完满，所以，还存在第二种途径，即从微观的角度，探究下西洋的具体动因，由此得出了“踪迹建文说”等结论。“踪迹建文说”种种其实不能成立，需另撰专文讨论，本文的目的，是从郑和下西洋军队的庞大规模这个特别引人瞩目的环节出发，从历次下西洋时的明朝政治、军事行动中，去寻觅下西洋的另一种具体动因。

永乐初年，西洋各国在明朝使节的鼓动下，纷纷前来朝贡，一派祥和盛况。西洋使节之遣，多为文官多为行人，间有按察副使、给事中、翰林待诏，武官多为千户，唯不见派遣大队海军随行。所以，郑和船队下西洋的确是一种十分突兀的重大军事行动，船队两万七千人的规模，仅仅用护航或操作大型船只来解释[3]，是远远不够的。

郑和出使不止七次，所谓下西洋，应以郑和等自述“统领舟师”的七次为准，即永乐三年至五年、五年至七年、七年至九年、十一年（或十二年）至十三年、十五年、十九年、宣德六年（或五年）[4]。但郑和等人或以受命、或以自南京一带出发、或以自福州等地出发时间为起始年份，或以归港、或以赴南京复命、或以赴北京复命为结束年份，故所记年份不能反应决策、受命、出发、归港等的精确时间。郑和下西洋需要利用南海和印度洋的季风，所以一般是冬春出洋，夏秋归国。无论官方记载受命和复命于何月，均不能用以修正这个由自然地理规律所限定的事实，而受命、复命与实际出洋、归港时间的不同，正可以展示历次下西洋与政治、军事行动的密切关系。

第一次下西洋，郑和受命于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目标是古里、满剌加等已经建立往来的国家。到十月，朱棣自撰赐满剌加国镇国山碑铭，说明郑和船队尚未出发。结合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壬子郑和归国[5]的记载，可知郑和船队是永乐三、四年之际出发的。

第一次下西洋的过程，与明朝对安南的战争环环相扣。从表面看，战争是在郑和出发以后的永乐四年四月才决策、七月才爆发的，但实际决策要早得多。永乐二年八月，老挝护送安南王孙陈天平来朝，诉说国家被黎氏篡夺之事。三年正月，朱棣遣使前往安南问罪，使臣尚未归还，又接到云南遭安南侵掠的报告，可能此时朱棣已动杀机。在下令郑和出洋的同月，安南请还陈天平，四年正月陈天平离京归国。朱棣是绝对不至于相信黎氏会拱手出让王位的，虽然派兵护送陈天平，不过是场面文章罢了，等到四月朱棣得到陈天平被杀的消息[6]，就迅速宣布发动战争了。总之，朱棣最早在三年二月，最晚在四年正月已经定策开战，与郑和下西洋的受命和出发正相吻合。

永乐四年大军出发的同时，朱棣命占城阻遏安南。按，占城既是郑和船队出洋的第一站，又是船队归国的最后一站。五年五月在安南明军获胜，八月占城来南京献安南俘虏，九月郑和回国，三天后明军凯旋[7]，举行献安南俘虏的典礼。显然，占城所献的俘虏是郑和船队带回国内的，也就是说，郑和船队已于夏天进驻战场以南的占城，战争结束后扬帆归国，于八月回到南京。

第二次下西洋，《实录》等失载，但郑和等自述之五年至七年，又和有确切时间记载的受命第三次出洋发生重叠，所以实际时间应为五年冬至六年（1408年）秋，时间之短，为历次所独有。此次出洋，当为护送来自遥远的古里、忽鲁谟斯等国使节回还，故可能不必亲至印度南部海岸，就经由暹罗等地[8]，迅速归国了。

第三次下西洋，郑和受命于永乐六年九月。此前的八月，朱棣决定明年率领全军主力进驻北京。但在区画北巡的过程中，交趾发生了大规模反抗，明再发云贵川大军进攻。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增发的京军和朱棣同时离开南京[9]。显然，郑和下西洋的决策，是紧随着皇帝北巡和交趾用兵的决策作出的。

第四次下西洋，郑和受命于永乐十年（1412年）十一月。与第三次下西洋情况相似，到次年二月，朱棣第二次离开南京，巡狩北京。官方材料虽未明言何时定策北巡，但参照第一次北巡的前后事务，可知这两次北巡均与蒙古军情有关。定策第一次北巡，是在永乐六年六月，朱棣闻知本雅失里从西域潜返蒙古高原之后，明朝随于永乐七年、八年发动了两次绝漠攻击，严重削弱了本雅失里大汗。永乐十年五月[10]，朱棣闻知新兴的瓦剌消灭本雅失里大汗，漠北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改变，第二年的北巡和下一年的朱棣亲征，必肇因于此。所以，明朝是在定策第二次北巡后决定第四次下西洋的，与上次北巡、下西洋的情况相似。

第五次下西洋，郑和受命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二月。此前的十月，朱棣怀疑汉王高煦谋反，从北京秘密回到南京，惩处汉王后，于次年三月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北巡[11]。郑和这一次受命，名义上是陪同年底来贡的西洋各国使节回国，但参考前两次下西洋与北巡的关系，这次决定下西洋当亦紧随定策北巡之后

第六次下西洋，郑和受命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名义上的目的是陪同久居京师的使节们回国。但是，正是在受命前不到一个月，随着蒙古的阿鲁台打败瓦剌，一度雄踞漠北，明朝和阿鲁台维持多年的关系终告破裂[12]。到夏天，明朝调集各路军队入京，准备亲征，结果因阿鲁台远遁而未出，但到第二年还是发动了第三次绝漠亲征。参考第三、四次下西洋与亲征的关系，可知第六次下西洋的决定必与第三次亲征的决策紧密相连。

第七次下西洋，郑和受命于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此后的十月，明宣宗离京赴宣府一带巡阅。按，明宣宗出巡或亲征共三次，第一次是宣德三年（1428年）九月，偷袭东北边外的兀良哈部，事发突然；第三次是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至十月，巡至宣府[13]，当时瓦剌最终攻杀了阿鲁台，北边形势大变，事出仓促。与第一、第三次离京行为相比，第二次出巡是经过长期准备的，而恰与定策下西洋前后相联。

历次下西洋受命虽早，实际出洋却可以很晚，虽然下西洋所历时间的记载各异，其实不外两种情况，即当年回还和次年回还，断难想象船队会在西洋逗留两年以上。第二次和第六次即当年回还者。永乐十九年正月郑和方受命于北京的皇帝，则当年必然来不及出发而滞留南方，所以才会有永乐十九年十月十六日给郑和的敕书[14]，即第六次下西洋发生在永乐二十年（1422）年春至秋。其他五次则均为次年回还。如上述，第一次下西洋为永乐四年初至五年秋在外。第三次下西洋，郑和于永乐六年受命后，直到永乐七年秋才从刘家港出发，而船队正式从福州出洋，一直拖到永乐七、八年之际[15]，即永乐八年初至九年（1411年）秋在外。第七次则明确记载为宣德六年（1431年）十二月九日到宣德八年（1433年）六月二十一日[16]。以上三次的明确历程有助于澄清其他两次的出发时间。第四次下西洋，由郑和迟至永乐十一年四月尚羁留陕西[17]，加上郑和等自述或十一年、或曰十二年出发判断，必与第三次下西洋相似，于永乐十一、十二年之际出洋，即永乐十二年（1414年）初至十三年（1415年）秋在外。第五次下西洋，郑和于永乐十四年受命，所历不及第四次之遥远，亦远达东非[18]，且自述于十五年出发，迟至永乐十五年五月尚驻泉州[19]，故其在外时段，亦应断为永乐十六年初至十七年（1419）秋。由此，第三到第六次下西洋的实际出发时间，依次为永乐八年、十二年、十六年和二十年，其中八年、十二年、二十年正是明朝发动前三次绝漠亲征的年份。

综上所述，郑和七下西洋的决策和出发，是与永乐、宣德时期的开战、亲征、巡狩等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定策和实施密切相关的。永乐、洪熙、宣德年间，明朝的主要军事行动无非是两攻安南，五征漠北（其中四次朱棣亲征），其间伴随着朱棣三次由南京而北京的北巡，以及宣宗的三次巡边（包括一次小规模亲征）。第一次下西洋，受命于闻安南之变以后，出发于定策进攻安南之时，归国于攻陷安南之际；第二次，为第一次下西洋的配套措施；第三次，受命下西洋紧随定策第一次北巡、再攻安南之后，出洋之年则为第一次亲征之年；第四次，受命紧随定策第二次北巡，出洋之年为第二次亲征之年；第五次，受命紧随定策第三次北巡；第六次，受命紧随定策第三次北征，出洋之年为第三次亲征之年；第七次，受命于定策宣宗唯一一次有充足准备的出巡之后。

除去宣宗两次临时出巡与下西洋无关外，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的第四次、二十二年（1424年）的第五次亲征也未见郑和“统领舟师”的配合。其实，当时虽连年北征，财政窘迫，朱棣仍于二十二年正月命郑和出使旧港[20]，只不过年内朱棣去世，郑和未及成行[21]，改为率船队守备南京。揆明政府之本意，必欲在亲征之年再遣大军下西洋。

下西洋与诸重大军事行动的密切关系，似乎说明郑和下西洋有为其他军事行动壮声威、固后方的使命，这也与郑和船队的旧港、锡兰山、苏门答腊之役相吻合。但是，南北两面作战、海陆分耗巨资，绝非合理的军事策略，何以明朝一而再、再而三地执行，而不顾轻重缓急和财政负担呢？从另一个角度看，七下西洋或许揭示了明朝决策者的一个隐隐的原则性措施：当皇帝或大军离开南京之时，乃至皇亲征军离开北京到塞外之时，明朝的海军也要尽量离开南京，乃至南直隶和东南沿海地区。下西洋军士多来自“南京及直隶卫所运粮官军”[22]，乃至“外卫官军”[23]，而据零星记载，军官有来自锦衣卫、水军右卫、金吾左卫、龙江左卫、宽河卫、府军右卫者[24]。金吾左卫、宽河卫乃靖难后由北军改建，锦衣卫、府军右卫乃洪武以来长驻南京的上直卫，水军右卫、龙江左卫则是洪武以来的专门水军单位[25]。不难看出，下西洋军队以皇帝最信任的宦官充任领导，南北方军官同为将校，而由南方军士构成主体。靖难战争后，出身于北军的“新官”勋贵，在军队中迅速取代了洪武、建文时期遗留下来的“旧官”阶层，残存的南军之中，最可能保持原有独立性、最不容易被习于骑射的北军官兵取代的，就是习惯南方环境、熟习水战技术的水军了。或许，新政权一直不信任这些不可替代的水军，所以每逢大军离京、皇帝巡狩，就要把这部分水军派遣到遥远的大洋上去，以销隐患。

以上“配合战争”说，似乎匪夷所思，又无史载明证，难成定论。但是，历次下西洋与当时所有重大军事行动如此密切相关、丝丝入扣，又不容忽视。无论是从积极角度推测的“两面出击”，还是从消极角度推测的“放逐大洋”，“配合战争”说均不妨聊备一格。

总之，大量史实证明，“外交”和“贸易”是下西洋使命中必有的重要成分，但在解释船队的巨大规模、耗费与明初特别是永乐时期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矛盾问题上，两说均为其他具体使命留下了可能空间。与现实可能性甚小的“踪迹建文”说相比，“配合战争”的史实依据更加充分。“配合战争”说将郑和下西洋视为永乐时期政治、军事政策中的合理环节，“外交”说和“贸易”说则视之为宋元以来的航海传统、明初政治经济形势综合作用的结果，两者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共同勾勒出了郑和下西洋的背景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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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自序》、同书卷上《三佛齐国》，中华书局，1982年，7、36页。

[2]童书业：《重论“郑和下西洋”事件之贸易性质》，《禹贡》第七卷第一至三期合刊，民国二十六年，239－246页。

[3]洪焕椿：《明初对外友好关系与郑和下西洋》，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163页。

[4]《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载（明）巩珍：《西洋番国志·附录》，中华书局，1961年，51－55页。

[5]《明太宗实录》卷六八、七一、七二，永乐五年六月己卯、九月壬子、十月壬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校本，以下明诸朝实录均同。

[6]《明太宗实录》卷三八、四三、五○、五二、五三，永乐三年正月甲寅、六月庚寅、四年正月戊戌、三月丙午、四月辛未。

[7]《明太宗实录》卷五六、六七、七○、七一，永乐四年七月辛卯、五年五月甲子、八月己亥、九月壬子、乙卯。

[8]按，伯希和未知永乐五年至七年的出洋，故以永乐六年郑和使暹罗之记载为非（（法）伯希和著、冯承钧译：《郑和下西洋考（附拾遗）》，中华书局，1955年，38页）。其实郑和自述此次下西洋目的地中最后一个即暹罗，遣使暹罗而非西洋各国，正可为本次出洋历时甚短之证。

[9]《明太宗实录》卷八二、八三、八八，永乐六年八月丙子朔、丙戌、九月癸酉、七年二月壬午。

[10]《明太宗实录》卷八○、一二八、一三四、一三七，永乐六年六月己亥、十年五月乙酉、十一月丙申、十一年二月乙丑。

[11]《明太宗实录》卷一八一、一八三、一八六，永乐十四年十月癸未、十二月丁卯、十五年三月壬子。

[12]《明太宗实录》卷二三三，永乐十九年正月己巳、癸巳。

[13]《明宣宗实录》卷四七、六七、七一、一一二、一一三，宣德三年九月辛亥、乙卯、五年六月戊寅、十月丙子、壬辰、九年九月癸未、十月丙午。

[14]巩珍：《西洋番国志·敕书》，9－10页。

[15]（明）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星槎胜览前集》“占城国”条，中华书局，1954年，1页。

[16]（明）祝允明：《前闻记·下西洋》，载（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415－1416页。

[17]（明）刘序：《万历重修清净寺碑记》，载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齐鲁书社，1980年，34页。

[18]沈福伟：《郑和宝船队的东非航程》，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一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168－169页。

[19]《泉州灵山回教先贤墓行香碑》，载郑鹤声等编：前引书，7页。

[20]《明太宗实录》卷二六七，永乐二十二年正月甲辰。

[21]管劲丞：《永乐二十二年郑和受命未行考》，（上海）《大公报·史地周刊》，1936年7月17日。

[22]《明宣宗实录》卷六四，宣德五年三月己巳。

[23]《明宣宗实录》卷二，洪熙元年六月甲寅。

[24]洪焕椿：前引文，载前引书，164－165页。

[25]万历《明会典》卷一二四《职方清吏司·城隍·都司卫所》，《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2542－2543、2567、2571、25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