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小说模式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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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赞美抑或贬低，是承认抑或否定，总之，在短暂却不失灿烂辉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都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非正视不可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家。在上一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坛上，赵树理横空出世，以其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称雄文坛，独领风骚，高举起一面民族文学的大旗，其创作模式“对整个解放区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影响巨大”[1](P475)，甚而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阵容的“山药蛋”派作家群。物换星移，大浪淘沙，历经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从文学观念到表现手法，从审美对象到欣赏趣味，有关文学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变。相对于昔日的轰动与风流，今日之文坛，赵树理“显然是个陌生人，至多，模模糊糊有个土里土气象山药蛋似的印象……足以使放眼世界的人们微笑着敬而远之”[2](P452)。往昔名重一时的赵树理，在当今之文坛，难道真已成了“隔日黄花”了吗?赵树理的小说果真如某些新潮评论家所言，既无高雅之艺术品位，亦无宏深之思想涵蕴，充其量只不过因其创作上的大众化成就而在当年那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侥幸获一时之殊荣吗?窃以为，赵树理的出现，乃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赵树理的小说模式，不仅在当年有其不容抹杀的历史意义，即便在当下及日后之文坛，仍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本文旨在拔开当前赵树理研究的迷雾，解构、颠覆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不公之论，还之以本来面目，站在历史的了望台，锁定赵树理小说的历史意义，用发展的眼光，预见赵树理小说模式之于当下及日后文坛的重要借鉴意义。

一、何谓赵树理小说模式

名不正则言不顺。要界定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首先必须弄清究竟什么是赵树理小说模式。在此，必须把赵树理小说和赵树理小说模式这两个密切相关但又不容混为一谈的概念区分开来，正如马克思著作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一样，赵树理小说也不等于赵树理小说模式。

赵树理小说独树一帜，概言之，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从文本内容看，赵树理小说是典型的“问题小说”，其小说十有八九是为问题开药方。“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我要写的主题”[3]，“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度，应该把它提出来”[4](P30)。由此可见，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不仅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其小说创作的归宿点，为问题而创作成了赵树理小说内容上的一大显著特点。二是从艺术形式看，赵树理“把中国传统的评书改造成为现代小说，创造了一种评书体的小说形式，推进了‘五四’白话小说的民族化”[5](P519)。赵树理的小说故事情节完整，有头有尾，单线发展，环环相扣；人物塑造主要运用传统手法，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来展示其性格特点，栩栩如生；文本语言去粉饰，勿卖弄，善用白描手法，清水出夫蓉，“熔大众化和艺术化于一炉”[6](P259)，“一方面从人民群众的语言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予以充分地加工，一方面借鉴中国古典小说、民间文学或戏曲的语言及表达方式，加以创造性地运用，从而成功地将农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提炼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6](P259)。此外，在“绰号”艺术的运用、民情风俗的描绘等方面，赵树理的小说均颇具民族风味。总之，“赵树理的创作把文艺的民族化、群众化推进到新的阶段，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7](P379)。

与赵树理小说的特点相适应，赵树理小说模式的核心内容也有两个方面，就内容而言，文学作品应在不损害其审美功能前提下，积极张扬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充分发挥文学“干预生活”的职能。作家应义无反顾地走出象牙塔，成为时代生活的弄潮儿，而不是做一个远离尘世的冷漠的生活旁观者，无关时代气息的风花雪月，与赵树理小说模式是绝缘的；就艺术形式而言，赵树理小说模式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应适合中国大众的审美习惯，欣赏趣味，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过于“洋化”的，仅为极少数“知识贵族”所欣赏的艺术形式与赵树理小说模式同样是无缘的。简言之，内容上的“干预生活”，艺术上的本土风味，构成了赵树理小说模式的经纬之网。

二、昔日文坛的灿烂红旗

赵树理的登场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之果。一代大师鲁迅先生曾痛心疾首作如是言：“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8](P80)。正是基于这样的远见卓识，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才高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一面向载封建之道的旧文学猛然开火，一面窃得外国文学的圣火，着力创建全然有别于传统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致力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遗憾的是，在长期闭关自守状态下，本来就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文学革命的发展又极迅猛，人们无暇对西方各种思潮进行消化，鉴别，再加上文学革命中的主干分子多为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多为年轻气盛的“新青年”，思想方法上难免有偏激和走极端的弊病，这就使文学革命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的特点：“在否定传统时，就往往否定一切，而在学习西方新思潮时，又容易肯定一切”[5](P42)。新文学的缔造者们救国心切，矫枉过正，几乎是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学，全盘接受西方文学的情况下来建设中国新文学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9](P980)。这就使得刚呱呱坠地的新文学一开始诞生就带有了严重的“西化”倾向，而这种严重“西化”现象的存在，又势必导致新文学与本邦民众的疏离，致使本属进步的、先进的新文学，只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与广大群众，特别是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群众相脱离，这种脱离甚至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当年在长冶省立第四师范求学的赵树理，深深为新文学所陶醉，迫切想把新文学介绍给他的农民兄弟，然而，令他惊诧的是，当他满怀激情地给自己的父亲——当地颇有声望的说书能手朗读鲁迅先生的不朽之作《阿Q正传》时，“刚念到阿Q与小D在钱府的照壁前展开‘龙虎斗’，父亲就失去了恭听的兴趣”[2](P44)，扛上锄头下地去了去，临走还顺手揣了本《秦香梅吊孝》，“赵树理不甘心，又向别的农民兄弟宣读了一些新文学的优秀作品，“但是同样遭到冷遇，无论他怎样吹嘘，农民就是听不进去，却拿来《七侠五义》、《笑林广记》之类的书请他念，一个个听得茶饭不思”[2](P88)。

一种新诞生的文学样式，能否得到本民族广大群众的认可和接受，这是至关重要的。倘若不被大众所欣赏，那么，无论其思想怎样宏深，形式如何新颖，也会因缺乏适宜的生长土壤而夭折。在现代文学史上，别开生面的现代派文学之所以始终只是以涓涓细流的形式出现于中国文坛，终究难以形成万马奔腾之浩荡之势，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对西方文学生吞活剥始建而成的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面临一个严峻使命——民族化、大众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学的历史，就是一部新文学如何走向民族化、大众化的历史，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贯穿着整个现代文学的始终，新文学界的有识之士，从来就未曾松懈过这方面的努力。早在“五四”时期，就有人高举起“平民文学”的大旗，“左联”成立伊始，就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并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积极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欧化’倾向及革命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某些‘左’的倾向的纠偏，目的在于缩短文学与群众的距离”[1](P199)。因历史条件的限制，文学大众化的理论探讨比较肤浅，创作中也未能真正成功地加以贯彻，“左联”对文学大众化的努力是心有余而力不足。1940年前后，再次掀起了民族形式的大讨论，这是“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讨论在新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对新文艺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起了积极影响”[7](P31)。令人扼腕的是，文学前辈们筚路蓝缕的艰辛努力，仍未能真正彻底解决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直至1942年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号召作家们“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才真正从理论上为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指明了正确方向，真正促成了文学创作实践从“贵族化”向“平民化”，从“西化”向“民族化”的根本性转变。正是在《讲话》精神哺育下，新一代作家在解放区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名副其实的大众文学，民族文学之花在解放区争奇斗艳，形成了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壮观局面。

文学大众化、民族化问题是新文学建设中一个根本性问题，若不能实现新文学从“欧化”到“民族化”、“大众化”的根本性转变，就不仅不能使新文学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而且也难以实现新文学开拓者们借文学改变国民之灵魂，借启蒙以救国强民的一片苦衷，正因如此，民族化、大众化才成了窃得西方文学圣火创建起来的新文学的必由之路。历经20余年的不屈努力。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终于在上一世纪40年代解放区作家的手中得以圆满实现了。鹤立鸡群，赵树理正是实现这一根本性转变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性作家，其小说“不光为普通农民读者所欢迎，而且也让整个文坛包括知识分子圈子中的读者耳目一新”[1](P478)，他“成功地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1](P475)。也正鉴于此，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才向文艺工作者发出了“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10]的庄严号召。就艺术品位而言，赵树理的小说因其民族化、大众化方面的杰出成就而永具审美价值，就其思想涵蕴而论，“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的作家”[1](P479)，在表现中国农民在政治、经济翻身过程中实现的思想翻身时，其作品不乏精深宏富之处，从而使“赵树理的作品具有了同类农村题材小说所难达到的思想高度与深度”[1](P480)。

从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必然趋势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的出现绝不是历史的偶然，乃是时代的必然，世上即使没有“这一个”赵树理，也必定还会有“另一个”赵树理来实现这一必然趋势的。仅此而言，赵树理英名不朽，赵树理小说百世流芳，赵树理无疑是当年解放区文坛的一面灿烂大旗而令人眩目。

三、今日文坛之荆山之玉

楚人和氏，得荆山之玉，奉而献之厉王、武王，皆被目为石块。世人一方面责怪厉王，武王太过草率，致有遗珠之憾，另一方面，不知不觉间，自己又常常步其后尘，重蹈覆辙。赵树理的小说在当年解放区的文坛是独领风骚，名动天下，但在当今文苑，却显得格外的沉寂与落漠，放眼天下，试问尚有几人识得赵树理?甚至连研究赵树理的人也被嗤之以鼻，看低三分，被目为不识时务!有果必有因，无风不起浪，赵树理由当年的辉煌而落魄为今日之沉寂，自有其深刻缘由。

其一，文学由工具复归自我。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即浸染了庄严而崇高的使命色彩，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显示出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发展的趋向，显示出新文学是以人的解放、阶级的解放与民族的解放为其主要任务并使之不断强化的历史发展轨迹”[11](P8)。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尽管呈现出以开放性的眼光接纳世界文学新潮，在创作方法上也形成了多元探索的风气，但就其主导方面而言，新文学把反帝反封建作为自己肩负的重大使命，并表现出对于人性解放的执着探索和强烈的忧国忧民精神，显示了新文学一开始就在人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旗帜下不断前进的趋向；第二个十年的文学基本上沿着第一个十年文学开启的方向前进，弘扬人的解放依然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调之一，但本时期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强化了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意识，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对于人的解放的要求，左翼文艺运动乃是30年代最重要的文艺运动，其作品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意识和鲜明的政治色彩，第三个十年的文学处在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两次大规模的战争环境里，时代对文学提出的使命要求远比过去更为迫切崇高，作家们的使命意识也愈加自觉强烈，抗战文学是对此前民族解放主题的延伸与发展，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作家均以笔为武器为抗日尽力，接踵而至的三年解放战争，使文学的主体依然沿着承负社会的历史使命的道路前进，为推翻黑暗的旧中国而不懈奋斗。与上述文学态势相一致，党对新文学的领导也呈现出逐步深入、不断强化趋势。第一个十年中，主要是对新文学实现思想意识上的领导和影响，努力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阵地，在各思潮流派的自由竞争中，使马克思文艺思想渐趋主导地位；第二个十年中，“左联”的成立，标志着党对文学实现了从到组织上的领导，而在第三个十年中，同志《讲话》的发表，则显示了党对文学不仅实现了思想组织上的领导，而且实现了党对文学方向的规约，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得以进一步密切。总观30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是文学与政治联姻，文学紧紧依附政治，忠实地为政治服务，甚至出现了为参加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而创作《子夜》这样的极端个例。文学忠实地为政治服务这一现代文学的传统，在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中得到承续，而在十年中则更是被推向极端，致使文学完全丧失了其个性特点而彻头彻尾地沦为政治的工具、奴仆，中国文学陷进了十年黑暗期，塑造工农家兵英雄人物成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三突出”成了最高创作原则，八个“样板戏”包打天下。“”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拔乱反正，“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被确定为新时期文艺的总口号，文学真正从工具论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复归其文学本位，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迎来了又一个文学的春天。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历史上文学与政治的过分亲和，政治对文学的过分规约干预，一度使作家与读者产生了逆反心理，一时间，政治成了令人讨厌的东西，无论是作家，抑或是读者，唯恐避不及，从而导致了文学与政治的不正常的疏离与规避，从这一极端倒向了另一极端，作家的创作纷纷远离政治，弱化政治；读者的欣赏、审美也千方百计地拒绝政治，排斥政治；批评界的评论也力贬政治色彩较浓的作品，力捧无政治色彩的作品，在这样一种汹涌澎湃的创作背景、阅读背景、批评背景之下，当时名重一时的政治色彩较浓的作家、作品诸如茅盾、郭沫若这些现代文学大师及其作品普遍失去光环效应，显得“门前冷落鞍马稀”，与此相反，沈从文、穆时英及张爱玲此类远离时代风月的作家、作品倒是身价倍增，门庭若市，颇受青睐。此等现象，不唯一般的读者、评论家趋之若鹜，就连一些资深人士，也作如是观。曾风闻当代的一名教授，为20世纪中国作家重排座次，在前十把交椅中，茅盾、郭沫若均被逐出，而沈从文、张爱玲倒是榜上有名。在这样一种文学大气候下，赵树理创作的旨在“干预生活”的问题小说遭受冷遇，这是理所当然了。

其二，文学审美观念的巨变，由向往、追求崇高转向消解、亵渎崇高。如前文所论，中国现代文学从呱呱坠地之日起，即负载着庄严崇高的使命意识，这种视文学为“经国之大业”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一直延续至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甚而到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仍可见其流风遗韵，直至上一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到了90年代初期，当代文坛的文学审美观念才出现了深刻而巨大的嬗变，创作的关注点由为人生蜕变成为生存，由写人生理想和集体(阶级、民族)的历史命运转而写一地鸡毛式的普通人的烦恼人生，用原生态的琐碎生活与充满折磨的生存处境来消解崇高，视文学创作如“玩”，如“游戏”，用戏谑与调侃去亵渎崇高，《子夜》、《保卫延安》、《创业史》、《红旗谱》等高雅严肃之文学被束之高阁，而《顽主》、《过把瘾就死》、《玩的就是心跳》等以玩和侃为旨的消遣文学则风靡全国，韩东、朱文、陈染等90年代登上文坛的青年作家名噪一时，其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均是“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远离具有公共性的事物和意识形态性的话题，社会问题、民族问题、文化问题等这些在80年代具有社会公共性的大问题已经不是个人化写作关注的重心，它所观注的只是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小问题，具有‘私人性’、‘隐密性’、‘世俗性’和‘自我暴露性’……专注于个人隐私的展露和欲望化叙事。”[12](P136)总之，80年代中后期之后的文学审美观念与现代文学及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审美观念大异其趣，崇高被彻底的消解和亵渎，在此情形之下，赵树理创作的那些充满崇高意识，热切关注社会现实、积极融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小说失去往昔的轰动效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三，文学由一元独尊走向多元共存。从五四开始的将近大半个世纪的文学行程所形成的文学格局，基本上是从多元走向一元的文学格局。现代文学创建伊始，总的来说是多元并存的，它全方位地接纳世界文学新潮，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重要文学思潮都在中国找到了其知音，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自由天地，但因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迫切需要，使得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始终处于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地位，并逐渐形成一元独尊，独霸天下的局面，浪漫主义思潮虽曾在五四时期盛极一时，蔚为壮观，但不久即被现实主义思潮所淹没；现代主义思潮因在现代文坛缺乏适宜的生存土壤，更是难与现实主义思潮一决高低。同志《讲话》的发表，更使本应多姿多彩的文学走向模式化。在此一元独尊的文学背景下，当年的赵树理红遍整个解放区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读者根本没有选择的可能。进入新时期的当代文坛，由于文学挣脱了政治的樊篱，复归了文学自身，致使“我国文学的总体格局筑成了一个吸纳多元、展示多元、标准多元、互补多元、发展多元的开放体系”[13](P4)，在这样一个姹紫嫣红的文学百花园里，读者、评论家有了充分的选择余地，一枝独秀的历史已是一去不复返了。当此背景，赵树理的小说不能说完全没有市场，但要再现当年之风流，实比登天还难。当今之文坛，只能是“各领风骚三五年”，谁也别想独霸文坛，谁也没有那种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魅力与魄力，因此，赵树理在今日的落魄与沉寂，倒也算得上是不正常中的正常。

四、明日文坛之和氏之璧

“各领风骚三五年”，有论者以此来描述新时期文坛之文学现象，细思量，确有一语中的之深刻与尖锐。新时期文学伊始，各种五花八门的文学现象便纷至沓来，先是伤痕文学一鸣惊人，再是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紧跟其后，紧接着又是寻根文学、先锋派文学、新写实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等粉墨登场。异彩纷呈的各文学现象一方面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另一方面则又是昙花一现，即生即灭，缺乏顽强的生命力，表面的繁荣与热闹之下，显现的却是极度的虚弱与贫血。“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冷酷现实昭示人们，这是一个缺乏经典的文学时代，是一个需要伟人并呼唤伟人的文学时代。文学从工具论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之后，按理更易产生传世之作，更应有文学大家的脱颖而出，竟何以反步入了文学发展的一个相对低谷时期，出现了90年代初文学整体的、大面积的滑坡?文学反失却了往昔的轰动与辉煌?探其缘由，自是纷繁复杂，但笔者认为，如下两条原因是十分关键的。

其一是在“写什么”问题上，新时期文学与政治的过分疏离，文学由往昔崇高之云端一头栽进了现实之庸俗泥淖。如前文所论，出于对往昔文学与政治一鼻孔出气的逆反与叛离，自80年代末以降，文坛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文学对政治的有意疏离与躲避，文学对崇高的刻意消解与亵渎。正因为这种有意的疏离与躲避，刻意的消解与亵渎，使得转型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充满理想和崇高精神的撼人之作迅速减少，虚无迷茫的情绪在文坛大行其道”[14](P73)，题材上有意弃“大”就“小”，刻意用“私人性”取代“公共性”，将史诗丰富多彩的宏伟叙事变成了“一地鸡毛”的大拼贴，一度沉迷于展现那赤裸裸的欲望，堆砌那些寻欢作乐或偷鸡摸狗的具有观赏价值的欲望化表现，“对表象的书写和表象式的书写”[15](P163)成了创作的基本法则，文学所关注的只是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小问题，专注于个人隐私的展露和欲望化叙事，“作家不再把自己作为民众的代言人和思想的启蒙者……作为代言人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大‘我’退场了，走到前台的是对于金钱和肉体有着浓郁兴趣的小‘我’”[12](P137)。更有一些作家甚至“以及时行乐的态度描绘生活……对于传统的伦理道德，理想价值弃之如敝屣，而让欲望的宣泄与满足置于人生追求的峰巅”[16]，总之，转型期的文学创作“都将欲望的宣泄作为作品叙写的主要内容，而缺乏对于精神世界的探索与追求”[16]，因而显得“有肉而无灵，有欲而无神”。显然，这种刻意脱离政治，有意消解崇高的文学作品是难以持久的，因为，人毕竟生活在社会之中，毕竟不能离群索居，而社会中的人就不能不与政治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疏离政治行为的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一个健全的人，除了吃喝拉撒之外，必定还会有所精神追求。因此，完全脱离政治的作品，完全流于欲望化表现而缺乏精神上的审美提升的作品永远都成不了经典之作。

其实，在“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的庸俗化，文学的快餐化、文学的颓唐化”[17]笼罩20世纪最后一些年头的中国当代文坛时，倔强生存着的讴歌时代主旋律，甘为群众鼓与呼、颇带几分政治味的作品依然博得了亿万读者的热烈欢呼，现实主义依然是当今文坛之主潮，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代山西籍著名作家张平。张平把自己的创作定位为：“站在人民的立场，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面向时代，深刻地揭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尖锐复杂矛盾与问题，反映老百姓的心声，做普通群众的代言人”[18]。张平的作品以“反腐败”称誉文坛，他们创作的《天网》、《抉择》、《十面埋伏》等作品赢得了读者和论者的普遍好评，遂有了文坛上的“张平热”。反腐败不正是当前我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吗?可见，一部作品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它是否与政治密切相关。把文学当成政治的工具，这自然是错误的，但要使文学与政治完全相脱离这也是不可能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关键是看你怎样通过文学去表现政治。鲁迅是世人公认的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但鲁迅曾明确坦言自己的文学是“遵命文学”，是“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可见，鲁迅的作品是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的!为什么新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坛长期在低谷中徘徊，为什么难以产生不朽之杰作，文学对政治的刻意疏离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依法治国是对人的素质的基本要求，而以德治国则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好比鸟之双翼，有此双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方能成真，总书记曾屡屡强调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概括出四项主要任务：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此可见，在今日之中国，文学依然肩负着神圣而庄严的使命意识，文学依然不能与政治分道扬镳，因此，无论是当下还是日后之文坛，赵树理那直面现实，勇于干预生活的文学精神仍然是我们珍贵的思想财富，在“写什么”这一点上赵树理的创作实践仍值得今日作家的认真借鉴!

其二是在“怎样写”问题上，当代文坛仍面临着外来创作思潮，创作方法的本土化考验，新时期作家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积极“从异域吸取养料，象征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荒诞派，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等等，世界近一百年的文学思潮、流派，创作方法、形式、手法，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几乎都有所表现”[7](P440)，80年代是我国20世纪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活跃期，激变期，正如有的论者所断言的，我国这十年的文学道路大致走过了西方文学一百年的演进历程。以马原、莫言、残雪、格非、孙甘露、余华为代表的先锋派小说的崛起，曾是80年代文坛一道格外亮丽眩目的风景线，先锋小说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探索三个层面上所作的努力在文学史上写下了极为厚重的一笔。“1987年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跌入低谷的时间标志”[19](P395)，然而，也正是在1987年，先锋派崭露了头角，独领风骚。且不说这究竟是一种巧合，抑或是一种讽刺?事实是，先锋文学恰如一颗流星划过文坛上空，虽灿烂夺目，却转瞬即逝，曾经那么耀眼的文学奇观，却是如此的短暂，原因之一就在于先锋派远离现实而在艺术探索的道路铤而走险，而这种铤而走险的艺术探索又很大程度上流于对外来文学手法的生吞活剥，缺乏咀嚼消化，没能实现外来形式的民族化、大众化，从而失却了其生存发展的适宜土壤，夭折的命运也就势所难免了。

90年代的转型期文坛，精英文学、大众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文学三足鼎立的格局发生了显著倾斜。以思想上的异质性和艺术上的前卫性为显著特征的精英文学开始了悲壮的衰落，尽管仍有少许知识精英仍然坚守着精英文学的立场，抵抗着世俗文化的侵蚀，但已有不少精英作家却从原先精英文学的格局中分离出来，迎合大众社会的需要，开始倒向大众文学之阵营，还有一部分精英作家则是退入象牙之塔，“告别革命”，埋首于比较规范、精致的文学创作或学术研究，从原先的政治文化激进主义变成了文化守成主义。带有强烈的中心意识形态色彩，作为国家权威意志和利益、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在文学上之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总以一副不苟言笑的严肃面孔出现在大众面前，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种以政治宣谕为职能的主流文学也是步履维艰，难与汹涌而至的大众文学分庭抗礼。为大众消费而制造出来的，以实现娱乐性功能为主旨的大众文学以“试看天下谁能敌”的锐不可挡之势，迅速抢占了文坛，占据了主流文学的地位，堂而皇之地充当了文坛的“一代天骄”，使90年代成了“大众文学年代”。

赵树理高举起大众文学、民族文学的大旗，立志做一名文坛文学家，誓为广大民众而写作，创作了大量富有中国本土特色，深为中国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较好地实现了传统形式的现代化以及外来形式的民族化，在“怎样写”这点上，赵树理的创作实践在日后文坛仍大有可鉴之处!

五、结语

“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早在一千多年前，杜甫即以此诗高度评价了“初唐四杰”的文学伟绩，今日，笔者聊借此诗以赞颂赵树理在小说创作上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历史上，赵树理为解放区文坛树起了一面光辉的旗帜，为现代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立起了一座丰碑，今天，赵树理的作品恰如尚未被雕琢的荆山之玉，因不被凡人所识而一时蒙尘，但笔者坚信，在不久的将来，赵树理的价值必定重被世人所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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