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的民族主义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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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共两党具有民族主义的共性

自从1922年秋中共当时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等经张继等人介绍加入国民党，一直到1949年国民党退踞台湾，国共两党始终分分合合，打打谈谈。如果计算两党分合的时间段，我们会发觉，双方谈判或合作的时间，甚至比双方战争的时间还要长。[1]当然，除了二十年代初的一段时间以外，两党间纵使有过合作，相互也甚少互信，不乏大敌当前兄弟阋墙之举。但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与对立，并没有妨碍它们在一定条件和一定基础上，长期保持和平的甚至是合作的关系，这表明，两党间仍旧存在着某种共性的东西。

国共两党在历史上究竟相互间存在着哪些带有共性的东西，当然不是今天这一短时间所能讨论清楚的问题。比如双方对民权自由的理解，对民生平等的赞同，特别是把1948－1950年间国民党内部大批党员干部自我批判及其检讨的文字，与共产党各种言论和政策加以对照，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确有许多可以相通之处。[2]但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还是双方所共有的民族主义特质。

长期以来，国民党断言共产党是苏俄侵略中国的工具，共产党批评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傀儡，双方都坚持认为，只有自己是真爱国。事实上，当年孙中山也好，也好；陈独秀也好，也好，他们成立或参加国民党（包括兴中会、同盟会及中华革命党）或共产党，多半都不是基于均贫富的冲动，其最初的动机反而大都是不满于国家和民族遭受列强压迫欺凌的现状，必欲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复兴。二十年代国共两党能够实现党内合作，一个重要的条件也是双方在「打倒列强」，即实现民族革命和解放这一关键性的政治目标上有着几乎一致的看法。三四十年代国共两党再度建立统一战线，还是因为双方都把正在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视为自己的头号敌人。同样的情况，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尽管明明力所不及，它上来首先着手进行的一件事，就是推行所谓「革命外交」，力图通过谈判尽快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实现民族的独立。而共产党建立政权后，也照样首先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方针列入到自己的议事日程当中。并且由于他们这时的实力远超过当年的南京政府，因而态度上更彻底更激烈。它不仅公开宣布废除一切旧有条约，坚持暂不与欧美列强建立外交关系，而且还直接了当地要求苏联归还外蒙和放弃其1945年通过条约形式在中国东北取得的一切特殊权益，如此等等。[3]

很明显，尽管国共两党各自追求的理想有所不同，依据的理念区别甚多，借助的社会力量差别很大，所走的道路以及采取的革命手段也大相径庭，尽管它们都强烈地怀疑对手的民族性，曾经使用过许多极端的语言来抹黑对方，但也好，也好，他们中谁也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像对方所斥责的那样，心甘情愿地成为列强的附庸。看一看笔下对美国干预自己内部事务的强烈不满，注意一下对俄国不惜破裂关系的强硬态度，可以说，国共两党，包括它们的最高领导人，在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这一点上，基本的诉求其实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差别。双方之所以坚持指责对方，除了由于意识形态差异所导致的分析模式和政治立场的影响以外，藉用蒋永敬教授之言，多半也是操之在谁的问题。「操之在我」，一切都对；操之在人，则一切皆非。[4]熟悉当今政治角力和政治话语者，对此当不会感到太过陌生。

二、民族主义优先，还是意识形态优先？

谈到历史上国共两党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共性特点，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作用的问题。在此必须回答：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它们通常是把意识形态的考虑放在首位呢，还是会把民族利益的考量放在首位？或者它们在什么情况下会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什么情况下会把意识形态放在首位？这是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说，民族主义肯定可以成为连结国共两党的纽带。毕竟，国共双方之所以始终缺少互信的基础，意识形态的区别乃至对立有很大的关系。所谓「操之在我」，政治上就是以我划线。而以我划线的背后，意识形态的作用至为关键。

我们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指的是受到某种特定观念左右的习惯性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相应的政策模式和政治目标。不难想象的是，当人们的思维方式固定化以后，他们通常很难不站在某种特定的立场，透过某种特殊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对手的思想与行为。抗日战争期间的国共两党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国共两党基于抗日的共同愿望而妥协与合作，但它们却经常怀疑对手抗日的真诚性，国民党说共产党「游而不击」，共产党说国民党「消极抗日」。结果是你疑我，我疑你，进而你防我，我防你，磨擦冲突愈演愈烈。导致它们无法信任对方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们都坚持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和彻底的捍卫者。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同他们各自所特有的观念意识是分不开的。从国民党的理念出发，共产党本来就是国际性的组织，是受苏俄指挥，以世界革命为目标的，共产党人当然不爱国；而从共产党的理论出发，国民党不过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内部的地主资产阶级集团，它不是依赖于这个帝国主义，就是依赖于那个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列强妥协投降则是理所当然。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国民党极力防制、打击甚至试图根本取消共产党；共产党坚持壮大自己的力量，努力争取取代国民党，站在他们各自的立场上，都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既然观念上把对方看成是自己革命的敌人，为什么双方又能够妥协甚至合作呢？换言之，如果双方根本就不相信对方是民族主义者，它们又如何能感觉到自己需要与对方妥协或合作呢？其实，就历史上的国共两党而言，它们在一些情况下确实不是简单地因为认识到大家具有共同的民族主义立场而联合在一起的。但不论它们各自如何看待对方，民族主义的共同目标和共同敌人仍然是双方重要的妥协基础。所谓「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离开了两党的成员都是中国人这个基本的要件，它们很难会从内斗迅速转向外战。当然，直接促使国共两党做出这种选择的，还另有原因，这就是实力本身的局限性和来自外部的现实压力。国民党和共产党之所以会选择妥协，通常都是由于它们在整个中国的政治角力场中深切地感受到自身实力严重不足，甚至面临危机，同时受到外部压力，因而必须要基于某种现实政治利益的需要来区分主次敌人和制定灵活的策略。如果对自己的实力有十足的把握，相信对手已微不足道，没有对不妥协、不合作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的重大担心，即使他们的民族主义情感同样强烈，也未必会掉转枪口，跳进同一条战壕。[5]

在此，我们仍以两度国共妥协的起因略作分析。

从1922年秋天中共领导人加入国民党，或国民党接纳共产党员，到1924年国民党一大最终确定容纳共产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政策，国共两党都有相当现实的利益考量。在共产党方面，由于它的人数太少，需要借助国民党走向群众，实现掀动民族革命的计划；在国民党方面，由于它的组织长年涣散，又连续遭受失败，也存在着利用共产青年来推进党务，增添活力，使自己变成名符其实的群众性的革命党的某种现实需要。不仅如此，它们双方的合作也还带有满足苏联和共产国际愿望的现实考量。因为它们都必须要得到莫斯科的援助。只有两党结合在一起，它们才能变得生机勃勃和充满革命的气息，进而赢得莫斯科的高度重视。

同样，1936年的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一举扑灭燃烧了将近十年的国共内战的战火，也并非只是由于的一念之差。当时的国民党、共产党事实上都面临危机。一方面，日本步步进逼，华北随时可能重蹈东北覆辙，南京政府退无可退，战争迫在眉睫，从一年前，即华北事变发生之日起，就已经在秘密地寻求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途径了。另一方面，共产党战争失利，军事形势恶劣，临近华北前线，它也面临日本入侵的直接威胁，因此也早就表明了愿意和解的意图。双方没有能够及早地从秘密接触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大程度是因为在这一年里双方的政策目标都还不是十分清晰，沟通上也颇多问题，更顾虑妥协后苏联的作用，共产党则在很长时间里事实上只是以反蒋派作为统战对象。随着西安事变爆发，蒋清楚地看到十几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存在着转向红军的严重危险，同时他也看清了苏联的态度，得到了拥蒋抗日、愿受指挥的亲口承诺，再加上有日本入侵威胁和国内社会各界对「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强烈渴望，因此，权衡利害得失，这个时候下决心和共，共产党这个时候转而全面挺蒋，也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

分析国共两度妥协与合作的原因，可以清楚看出的是，即使在长期对立的国共两党之间，意识形有时也并不能起多大的作用。双方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去，民族主义是基础，实力不足是条件，外部的压力和各自现实的利益需要是基本的动力。正是由于在中国政治的角力场上，双方都不具备决胜的把握，甚至面临严重的危机。民族主义的目标才不期然地成为它们现实政治利益需要与考量的重要内容，意识形态的目标则不得不被暂时束之高阁。

三、以四十年代国共美苏关系变化为例

要深入了解历史上国共两党基于现实政治利益的考量，而在事实上把民族主义置于优先地位的情况，四十年代国共美苏关系的变化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

众所周知，抗战期间国共关系渐趋紧张和恶化，是1939－1940年以后的事情。而美苏开始介入中国内部事务，包括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国共斗争，也都是在四十年代这段时间。按照当年的概括，这一段时间的基本态势是「国共反映美苏」，即国共两党这时的一举一动，都与美苏对华政策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密切相连。照理说，国民党的背后是美国，共产党的背后则是苏联。而当年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也确实都强烈地指责对方受到了列强的支持。共产党严厉批判「美蒋反动派」，断言国民党之所以坚持戡乱内战，是因为美国企图控制中国，而不惜大量向国民党提供军援和经援；国民党最著名的是在联合国搞了一个「控苏案」，又写了一本〈苏俄在中国〉，坚持国民党不是败于共产党，而是败于中共背后苏联的阴谋。但事实上，四十年代国民党与美国的关系，和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恰恰处于相当矛盾和吊诡的境地，与当年双方的说法颇多差距。

就共产党而言，从1940年秋天起，就开始与莫斯科之间发生磨擦。所有这些政治上的磨擦，大都是基于民族主义的利益冲突。只不过把自己等同国家，则是把中共的利益直接视同民族的利益。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毛两度拒绝莫斯科出兵牵制日军的要求，断言如果中共被打坍，不仅不利于中国革命，而且也不利于苏联，这件事再典型不过地反映出中共与苏联利益的不同。正是由于与莫斯科之间的这种分歧，于1941年秋到1942年春开始发动了全党的整风运动，毫不留情地清除了党内「国际派」的影响力，此举更清楚地在展现出毛不受苏联控制的决心。史达林等人对毛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满，也因此而强烈地表现出来，在他们1942年以后对美国人的许多谈话当中，都可以看到对中共的批评。一个最典型的批评，就是指责中国共产党人不过是些「人造黄油式的共产主义者」。言外之意，莫斯科相信领导的中共只是名义上的共产党罢了。

令人称奇的是，就在俄国人怀疑中共的共产党性质的几乎同时，与共产党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的美国人却在对延安发生好感。而他们发生好感的原因，又恰好印证了俄国人的猜疑。1941年皖南事变后罗斯福总统特使居里访华时，向转达了美国最高当局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罗斯福说：在万里之外的美国人看来，中国的共产党其实不过是一些社会改革的推动者。与此同时，相当一批美国记者、外交官和派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人员在和共产党人接触，他们不断地向国内发回各种赞美中共的报导和报告，也明显地同情共产党人。他们确信，延安比重庆更值得美国人重视，特别是从战后美苏关系变动的前景看，真正能够有助于美国确保其在东亚地区利益的，可能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

就国民党方面来说，这个时候的情况其实也相差不多。四十年代初期，美国虽然给了国民党极大的援助，但的民族主义情绪依旧表现得相当强烈。发生在国美军事合作热络期的史迪威事件，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蒋并没有因为罗斯福及美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军经援助和在外交上大力提携，而容忍美国将军凌驾于自己之上。同样，美国政府也并不因为国民党更接近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就站在国民党一边。虽然美国部分外交官和军事人员对共产党高度同情和赞赏的现象并没有直接影响到美国官方的对华政策，并且在赫尔利做了美国驻华大使之后很快有所改变，但美国对国民党的批评，事实上并没有因为双方意识形态较为接近，就有所削弱。甚至战后美苏冷战格局形成，意识形态的对抗开始成为左右美苏政策的基本政治考量，国民党也仍旧被排斥在美国战略盟友的大门以外。从马歇尔到艾奇逊，美国国务院的领导人宁愿在中国培植第三势力，宁愿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一步步接近胜利，也不愿意下大力气拯救国民党。来自美国的援助，正是由于美国的这种态度而时断时续，完全达不到国民党方面的要求。对美国政府的反感与不满，自然与日俱增。他之所以未能公开与美国人翻脸，仅仅是因为国民党处境的日趋恶劣，使他不能不在公开场合忍气吞声，委曲求全罢了。

可以肯定的是，也好，也好，他们所有政策的出发点，都离不开自身的利益，特别是在处理同苏美两国的关系上，民族主义的情感明显地占据支配的地位，意识形态的作用反在其次。这是因为，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们在和美国人或苏联人打交道时，都无法用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来掩盖由于民族差异而存在的利益分歧。同样，美国也好，苏联也好，它们所关心，根本上也是它们各自的利益。美国的外交官们当年之所以看中中共，一是美国军方出于对日本本土作战的需要，急于借助中共在沿海地区的根据地和军队，配合美军登陆作战；一是美国政府的决策部门高度关心战后美国同苏联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可能出现的力量抗衡，他们相信，如果中共倒向苏联，以国共力量发展的趋势，内战势不可免，结果不仅中国大陆可能会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就连整个东亚乃至东南亚都可能受到影响。而赫尔利后来之所以能够扭转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发展趋向，同样是基于其现实利益的考量。因为首先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成功地实现了跳岛作战，美国军方已经不需要借助中国大陆来进攻日本本岛了。其次，欧洲战争即将结束，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已成定局，美国已经准备对苏联就两国战后在东亚地区的相互利益问题达成某种妥协，相反，美国更需要利用的支持来安排战后世界的其他一些重大问题。战后美国之所以对国民党逐渐抱定了离弃的态度，其实也是由于它不能不把自己的战略重心放在欧洲，放在近东，结果它已经没有太多的力量可以用于中国大陆，不管共产党的背后有没有苏联的援助，根本上它的对华政策是以自己的利害得失为考量，而不是以所谓道德、信义和意识形态的亲疏为基础。

战后的莫斯科同美国一样，它所关心的也是自身的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形成的大国政治格局，导致了著名的雅尔达协定。这个协定成为美苏制定各自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所谓苏联一开始就蓄意违反雅尔达协定以及中苏条约，秘密支持中共向国民党挑战的情况其实并不存在。恰恰相反，俄国人战后在远东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确保它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只要能够保证它在东北的权益，它并不在意美国把中国大陆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同它处理欧洲的问题一样，对于其势力范围以内的国家和地区，它毫不退让，强硬到底。对其势力范围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则拱手交出，毫不顾惜。正因为如此，对于东欧国家，它坚持要全面控制，没有共产党也要扶起一个共产党来，不许美英干涉。而对共产党势力本来较强的希腊、法国和意大利，反倒抱以相当温和的态度，听任英美等国为所欲为。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史达林在战后给发的第一封电报，就是要到重庆去和谈和平，希望也能同法国、意大利共产党人一样，交出武装，到资产阶级政府里面去当部长。因为他相信，中国不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不应当制造麻烦，破坏美苏之间已经达成的妥协。在史达林的这种态度里面，我们同样看不出有多少意识形态的色彩。

重庆谈判期间，苏联的上述态度确曾一度发生过变化。但这同样是基于保护其在东北的特殊权益的考量。导致莫斯科产生这种严重担心的，是1945年9月美军在未与苏方通气的情况下，贸然派遣海军陆战队大举登陆华北，并公然协助国民党军队强行打通陆路交通，开入东北。美军登陆华北，对东北苏军造成极大刺激。为阻止国民党把美国的势力引入东北，苏方一度不顾中苏条约的相关规定，开始有意把共产党的军队引入东北。但随着下令撤退东北行营，同时考虑到自己与美国在欧洲和近东的种种纠纷，苏联很快又回到了中苏条约的立场上来，把共产党的军队统统赶出重要城市和工业区，并逼使他们远离交通要道，重新开始与国民党进行交涉，试图通过经济合作的谈判，使国民党同意不让苏联以外的第三国染指东北。如果不是坚持拒绝苏方的合作要求，很难想象苏联会违反中苏条约放手支持共产党在东北发展。正是由于国民党太过明显的亲美态度，终于促使苏联在东北问题上开始制造麻烦，共产党也因而得到了大批日军装备。

但是，即便如此，也并不表明莫斯科已经相信了。双方在东北问题上的合作，与其说是意识形态一致性的产物，倒不如说是利益上相互需要的结果。一个很明显的情况是，随着1947年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狄托与苏联闹翻，苏联重又开始怀疑与狄托同样强势的，公开认为是「半个狄托」。此后，苏联在没有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的情况下，令其驻华武官和大使在南京积极活动，推动各国外交官在国共两党间斡旋和平；在反复提出要求访问苏联的情况下，再三拖延甚至寻找各种藉口不让成行；史达林相信中共中央内部有人会随时向西方透露机密消息，他派在身边的私人代表不止一次地向莫斯科反映中共领导人中存在着亲美派……，凡此种种，在在表现出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结果是，一方面美国政府不愿意帮助拯救国民党的失败，另一方面是苏联也不热心推动共产党的胜利。具体到这个时期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外部因素的作用和影响究竟占多大的比例，实在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简要地讲述这段历史，只是要说明，意识形态其实并不能根本决定和对美苏的亲疏远近。蒋不满美国也好，后来仍不得不依靠美国也好；毛反感史达林也好，后来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也好，最主要的还是在民族主义情感的基础上权衡现实利益得失的结果。当然，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和苏联也同样不纯然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或选择盟友的，它们的实用主义特点同样不亚于中国人。

四、几点结论

由上面简略的分析，我们应当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其一，不同的意识形态，是区别国共两党，并且是导致它们长期对立冲突的基本要件。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通常是透过不同的政治利益及政权关系表现出来的。而意识形态从来不是构成一个政党或政权的现实政治利益的全部要素。换言之，不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当它们不得不基于现实政治利益的需要来考量和决定自己的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的时候，通常很难单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对于一个生长在特定民族土壤中的政党或政权来说，与意识形态作为一面规定政党或政权政治性质及其政治理想的旗帜相比较，它的民族主义基础对于它的生存与发展，明显地更为重要。

其二，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他们首先是民族主义者，然后才是其他什么主义者。换言之，也好，也好，他们民族主义的悲情意识，及其对外来干预和歧视的逆反心理，几乎是半殖民地中国给他们打下的毕生的烙印。实际上，他们相信某种意识形态，首先是因为他们相信那是实现其民族主义等诉求的最有效的手段和工具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其自身民族主义合法性的基础受到挑战的时候，他们都可能不惜一切，包括与自己意识形态的对手进行妥协，来达到争取和保护民族利益的目的。虽然，就自身现实的政治利益着想，基于不同的政治地位，他们对这类情况所做出的反应往往差别很大。但这种差别更多的往往只是一个操之在谁的问题。

其三，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只能基于现实利益的需要来调整自己的政策目标。但对现实利益及其政策调整目标的评估，通常是和政党或政权的实力评估成反比的。实力评估越强，对现实利益的担心就越小，结果牵就政治现实作出妥协的需要也就越少；实力评估越差，对现实利益的担心就越强，牵就政治现实作出妥协的需要也就越大。与此相联系，实力评估越强，对意识形态的诉求就会越发升高，其争取民族主义目标的手段也就容易趋于激烈；实力评估越弱，对意识形态的追求就越会趋于节制，其民族主义情感也相对地比较容易保持理性。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政治角力场上的这种实力评估通常是以当政者的自我判断为主的，特别是遇到外来的或内部的压力过大时，这种判断就更容易发生偏差。

最后，民族主义这种情感，不仅饱受列强欺凌、积贫积弱的中国人有，战后不可一世的美国人和从来高唱国际主义的苏联人同样也有。在处理国与国关系的问题上，民族及国家的利益从来都是各国自己的问题。寄希望于外部的扶持与援助，强调意识形态的相同与接近，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毕竟，所谓外交实质上就是国家间的利益交换。而任何一种利益交换，又都必须基于等价的原则。因此，当美国或苏联感觉到自己的付出远远多于它所能得到的时候，它们就会变得斤斤计较。而当它们发现自己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更大的收益，设法免除这种无休止的麻烦与负担的想法，就会导致其很快改变自身政策的现实目标。因此，国共两党虽然长期以来背后都有美苏在起作用，但实际上最终还是要靠它们自己去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两党谈判或合作的时间大致分两阶段，即从1922年秋到1927年夏两党关系破裂，和从1936年底西安事变结束，两党重开谈判，到1946年冬两党关系再度破裂，总共十五年左右。而双方全面对抗和战争的时间则包括从1927年夏到1936年底西安事变结束，和从1947年初到1949年底国民党退踞台湾，总共十二年左右。

[2]如1948年8月举行的有400多党内中高级干部参加的党务座谈会，许多发言人都指出：国民党失败，败在脱离工农贫苦大众，只有上层，没有下层，只注重争取官僚、资本家和大地主，民生平等毫未实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多数人民不仅不得温饱，而且还要受党政军的压迫。他们因而主张实行党员重新登记，将官僚、资本家和大地主统统驱逐出党，使党能够代表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农工和进步知识分子，同时考虑在经济制度上选择社会主义方式，以便实行民生主义的革命。国民党在台湾的领导人一度积极推行所谓英国式的社会主义，即与此种教训之总结有相当的关连。

[3]实际上，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中央政权建立伊始都不具备公开向列强挑战的实力。南京政府的「革命外交」最终难以继续，1949年底1950年初赴莫斯科谈判之所以未能达到彻底取消苏联特殊地位的目标，都与他们当时的实力不足有关。但由此也从一个侧面进一步刺激了国共两党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4]「操之在我」，蒋永敬教授2000年6月15日在中研院近史所对余敏玲文章评论中的用语。

[5]这里可以提到两个很典型的例子。一个是1936年11月对于陈立夫与共产党代表潘汉年谈判时的指示，当时蒋刚刚取得了对红军在甘肃黄河沿岸作战的胜利，把红军主力逼到了甘北一隅，因而提出的妥协条件一度十分苛刻，坚持红军只能保留三千人，其余统统遣散或由中央军收编。另一个是在1948年底1949年初取得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消灭了国民党的大部分主力部队之后，面对国民党和谈的要求所开出的条件，如1949年1月14日的八项条件和4月15日的〈和平协定草案〉，同样如同一纸降书，毫无商量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