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人物与政治分析论文

导语：北洋人物与政治分析论文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中国的北洋时代是一个处于社会专型期的年代，在这样的一个年代，人们的思想是否就一定是这些历史上的大人物，会只是如以往人们所形容的那样或是被丑化或是被歪曲。或是这些人物自身的命运，就是那样的已经成为历史遗迹中的陈迹，不再存在研究的必要了呢？也许北洋的历史，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如同想是一个个丑角粉墨登场的岁月，不在具有了解的必要了呢？也许，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北洋人物，已经远离了原来的岁月、或是因为这样那样那样的原因，不在拥有了解的必要了呢？

可是，当你在李洁先生的《文武北洋》中，重新认识他们时会感到这些人物的命运时，就会发现他们本人的一些做法，甚至是包括一些误解，本身实际上是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因为以往我们所知道的北洋人物，有了太多的人为色彩，而且在这些色彩里，也同时有了太多政治目的，并且受到了历史的局限所限和困扰。使得这些人物因为过于神秘，或是多用了丑化的方式来遮敝劳些人性的真实，而失去了历史人物本身的面貌，但是我们在走进这些人物之后就会发现，即使是现在重新对这些人物进行解读，这些人物依然是有“现代意义”的。

提出所谓的政治生态这样的概念，其实，并不是一种特意的张扬，而是感到这些人物，其实在历史面前自己虽说也是一个人物，但是在历史面前，他们同样是软弱的，甚至是连自己的命运也是无法把握的。

通过传统的教科书，对北洋政府的历史人们知道不会很多，而且在人们的习惯于按照以往已经成为定论的认识，对于北洋政府所做的一切也是持批判态度的。不过在清政府垮台、民国政府建立之后，在民国政府迁都北京之后，中央政权便为北洋军阀所控制，并且一直延续到1928年。

这个政府我们一般叫做“北洋政府”。这个时期尤其是在袁世凯死后的中国，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呈现出的局面，是一种四分五裂的局面。但是在这一时期，除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短暂时期之外，中国依然是在共和的旗帜之下。但是，这也是一个政府不断更替的时代。在这样的一种大背景下北洋人物的命运，也是和当时的社会具体现实无法分离的。但是，这一时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些政府，不过是军阀进行专制独裁和维护地主买办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工具。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使得社会得到发展。在这样的一个思想认识前提下来了解这段历史，其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只有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比较可观的了解，才能真正使我们认识这些北洋人物。

不过如何认识这些人物，是否应该不应该对这些人物保持应有的敬意，或是可观公正的评价这些人物也，的确是史学界所面临的一个具体问题。

通过阅读我们可以知道过去我们觉着已经成为定论的事情，其实不不是那么一回事。而且这些被人们诅咒或是批判的一文不文的人物，竟然会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

比如，对于袁世凯他一生骂名累累，我们是否可以公正的评论他，以及在最为国人所垢病的与日本人签订二十一条的问题，能否让他得到合理解释，现在已经没有了后路的解释，他所批准的与日本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尽管也非他的意愿，据和他一起参与此事的曹汝霖撰写的回忆录时，我们知道了这卖国所卖是有其原因的。可是，这样的推脱是不能推脱掉的。

在签约之前，袁大总统在日本人留下的<<觉书>>上，写下了这样的字句。－－荒唐荒唐！实堪痛恨！而日本人为了达到目的，其实以及对谈判进行了三十多次而没有结果已经不耐烦了。而且假如不与日本签约中国则不可避免的陷入战争。袁在答应日的条件，那也是我们能够保持国家的存在而不至于亡国为前提的。在当时签约的时候，他也是流下眼泪的。所以总书中作者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从年轻时驻守朝鲜，到人生暮年主政中国，都是生活在日本人欺凌之下的，没有一个大丈夫是愿意如此苟活的。而且在他离世之前，是他的死去会让日本人少了一个大敌。他对字句的这个评价，的确是和后人的定位差距太大。不过即使他有字句的难处，但是他的政府以及所有参加谈判签约的人依旧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卖国贼”。

而且他的帝王情结，倒行逆施的作大中国的皇帝梦，逆历史的潮流而动，已经让在此之前他的多少英名统统成为泡影。

他所得到的“窃国大盗”、“乱世奸雄”、“独夫民贼”以及“骨朽人间骂未销”的下场，却成为令后世齿冷的历史跳梁小丑。

而假如他的人生在驻守朝鲜的时候就终结的侯，那么，他的那现富有传奇的经历，也说不定会成为有声有色的戏文。

比如，我们知道了那个，他是在皇姑屯被日本人所炸死。他是作为一个土匪、一个东北王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可是，我们是不会想到作者对他的评价是用了如此可观的评价。这是一个自立于草莽年代的民间枭雄，这是一个有别于其它军阀的元帅，而在北洋使得的政治舞台上，他也是最后出场的人物。而且过去我们对他的评价还有什么“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军阀”的评价。而在实际生，他在东北百姓的“口杯”却不错，而且曾经是北洋政府元首的，他的内心深处最不愿意的就是害怕背上卖国贼的骂名。所以当作者来到大帅府的时候，看到这里被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时候感到没有丑化这位东北王的时候，的确是感到了有些意外。当年的那位鲍威尔先生作为西方在华的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曾经采访过，当时就表示他的兴趣是为了中国的统一。当这位美国人回到美国之后，所写的回忆录中，也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卑贱元帅的敬意。“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常常不得奉命行事，但盖棺定论，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他在一个东北亚地区，跟俄国人和日本人玩弄国际政治这副牌时却是一个精明的牌手，应付裕如，得心应手，始终保持了东北领土的完整。”

自然，对于这样的评论如果我们一般人不研究北洋的历史是不会得知的，而这些评论显然是有他本人的好恶的。可是，假如我们还知道他曾经还帮助过孙中山、资助过十万大洋和五千支枪之后，也许一些看法是会有不同的。

当然了作为一个屠杀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刽子手”，他的罪责也是不能被涂抹干净的。

比如:对于吴佩孚的评价，说是“人们用政治的橡皮把他的遗痕擦得干干净净”。就是表现出了历史的本来的真实面目，也许，并不是需要我们这些平面百姓所知道的－－这似乎是一个历史理念中的非百姓情结的东西。

吴佩孚他是一位真正有点儒将意思的军阀，而且他在当年受到的戏弄之后，立志一定要让这个“胡子”，看看自己能耐得到心思，也正说明了这位人物的心机。

而这一点也达到了，因为几年（1926年）在张入住中南海后，却不得不邀直奉战争中的死对头，现在的合作伙伴来京共商国是。

而且吴佩孚来说。他似乎对于自己的所谓的“学者军阀”的这一称呼也是默认的。对于文人执掌军队的人士来说，在中国的历史生也是不乏有其人的，如清朝的曾国藩、李鸿章，再加上吴佩孚也是一位书生这样的人物。而且他的一首<<满江红.登蓬莱阁歌>>就颇有一些岸然傲骨。

其实，有一个历史事实是当“玉帅”在1932年来到北平时，北洋时的少帅给了这位直凤会战时父亲的手下败将足够的面子来迎接。但是，吴佩孚在作礼节性回访的时候，见到张学良的第一句话就是：“沈阳事件，你为什么不抵抗。原来玉帅当面冷落张学良的原因，是对他在“9.18”事变时的糟糕表现。

所以在张将军去世后，人们发现真正实施不抵抗的并非是蒋而是张对日本人仍然报有的幻想。而假如这一点真是如此的侯，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过激表现了。而正是因为这样一点赢得了人们的敬意。

比如，对于段琪瑞的评价。作为一位北洋首脑，段琪瑞他的形象在我们的一项影视剧中是有些猥琐的，甚至让人感到了有些反感。尤其是他在“三.一八”事件中镇压学生运动的行为，已经把他牢牢地钉在耻辱拄上了。

正如李洁在书中所介绍的那样，在苏联人的错误导演下，鲜血染红了那一年的春天。而这一行动的组织直接的后果，是把“日本人”的段琪瑞赶下了权力中枢。可叹的是，这背后的阴谋，无论是领导和指导群众运动的、鲁迅，还是成为千夫所指的段琪瑞、章士钊，竟根本不知道。甚至是连西方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也不会知道，这其实是苏联人的一个计划。因为，诱发了“三.一八”惨案的大沽炮击事件，不过是苏联人通过正与奉张交战的冯玉祥，对日本的人的一次试探而已，发生在中国天津的战事，也是日俄战争的一次小小的延续，中国的军阀不过是苏联人的试探工具罢了。

也许随着人们对段琪瑞的深入了解会发现，北洋同样因为他的退出，而加速了终结。使得中国更进一步地陷入了混乱。

但是，关于他的一句话使得故宫得以保全的“功绩”，这样的好事，好象我也是不应该忘记的。

所不同的只是，因为这个“三.一八”惨案的存在，他段琪瑞只能被历史误解着。不过，作为一国首脑来说，他的治理北洋政府的办法的确是有些另类的。因为他与日本的媾和或是借款的真正目的，是在要保证政府的开销。他就说过，“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只有达咱们国家富强起来，到时候一瞪眼全拉倒。”而且这一点似乎已经被证实后来的国民政府也施行劳，那就是在统一中国后，南京政府就宣布，北洋时代的绝大部分外债本政府统统不予以承认。

在我所居住的城市中，我所体会到的这个城市的历史感觉，是需要用我自己的方式来留下点什么的，可是在前不久，作为山东巡抚丁宝桢的住处，因为城市拆迁要建高楼的需要被拆了。而城市的一些怀旧的人物，往往是一些在这个城市的非主流的地方，也多半是用自己的所谓业余爱好，来为城市的纪年，在做收集和描述的工作。

也许，历史本来的面目我们本来是不需要多说什么的，也许在对历史进行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那些历史真相原来并不是像教科书中所写的那样，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也不应该忘记历史本来的面目，或是我们的历史观并没有真正是从历史的角度客观评价这些人物，而只是作为过去阶级意识的一种刻意丑化或是掩饰。

写了一些这样的感悟，不是为已经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定论的事情翻案、或是立一家之言，而是感到假如我们的社会多一些具有思想的人士、有为真理而较真的个性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多生出些许多的盲从和为历史做什么证伪了。

因为，走进历史的人物，是人。是活生生的人。在历史的特定的环境中有许多我们并理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