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国粹主义思潮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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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政局动荡不安、革命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出现了一股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的社会思潮。1905年“国学保存会”的成立以及《国粹学报》创刊是这股国粹主义思潮出现的标志。国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陈去病、黄侃、马叙伦等，他们大多是国学根底较深的革命党人，其中章太炎、邓实、刘师培为国粹主义思潮的举旗人。国粹派认为，“国粹”是“我们汉种的历史”，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注：章太炎：《演说录》，原载《民报》1906年7月第6期，参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446～455页，三联书店，1977。）”。他们提倡国粹的目的，一是“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鼓吹“革命光复”；二是从古代“良意美法”中寻找克服和避免资本主义弊端的对策，反对“醉心欧化”。

一

国粹主义思潮产生在20世纪初，乃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并与传统文化发生碰撞的结果。在中西、古今文化冲突融会的过程中，如何清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把保存发扬传统文化与吸收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近代民族文化，是亟待解决的历史课题。对此，国粹派提出了明确主张。

首先，国粹派认为，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侵略而来的西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帝国主义文化；而当时中国思想界却对此不作分辨，推崇备至；甚至妄自菲薄，宣传中国文化落后，鼓吹“全盘欧化”。对这种错误倾向，国粹派坚决予以批判。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渗透中国，其中包括以传教、办学、开报馆为名的文化侵略。中国思想界由于长期封闭，对西方文明因缺乏深入了解而表现出极大兴趣，一股学习西方的热情勃然兴起。19世纪60年代开始，沿海各城市译风大盛，时人举凡西书皆读。19世纪末，了解和传播西学、“大购西书以归”蔚然成风。20世纪初，大批知识分子留学域外，学习西方之风愈炽。此时西方诸国已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在资本输出过程中加紧掠夺弱小民族，并污蔑东方民族愚昧和野蛮。对此，国粹派指出，这种西方文化输入，实质是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章太炎说：“外人所jì＠①者，莫黄人自觉若，而欲绝其种姓，必先废其国学。”（注：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475页，中华书局，1977。）其时，西方列强。在中国办学堂，竟使山西等地士子“专崇欧语，几有不识汉文者”（注：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475页，中华书局，1977。）。为抵制帝国主义文化入侵，国粹派高扬起“国学”旗帜：“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奴于外族之专制谓之国奴，奴于东西之学，亦何得而非奴也。同人痛国之不立而学之日亡，于是瞻天与火，类族辨物，创为《国粹学报》，以告海内。”（注：章太炎：《国粹学报发刊词》，《国粹学报》1期，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廿日。）同时，针对帝国主义分子滥用“进化论”，散布“先进民族应统治落后民族”、“西方应统治东方”等谬论，国粹派亦撰文批判。章太炎斥责基督教是侵略武器，认为当时流传于中国的基督教义是帝国主义侵略思想，并非宗教信条，人们所信奉的并非真正的基督，不过是“西帝”罢了（注：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参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73页。）。

与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相呼应，此时国内出现了宣扬中国文化落后，“黄种注定被剿灭”的思想倾向。对这种崇洋媚外的民族虚无主义，鲁迅批判说：“时势既迁，活身之术随变……制维新之良，用蔽其自私之体……倘其游行欧土，遍学制女子束腰道具之术以归，则再拜贞虫而谓之文明，且昌言不束腰者为野蛮矣。见中国式微，则虽一石一华（花）亦加轻薄，于是吹索挑剔，以动物之定理，断神农为必无。”（注：鲁迅：《破恶声论》，原载《河南》第8期，1908年12月；参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370～374页，三联书店，1977。）马叙伦批判说：“国有学而不能明，而转掇拾异域之学，使代统而为尸，此其罪俦于卖国。”（注：马叙伦：《＠②天庐古政通志·申意》，《国粹学报》7期，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廿日。）值得注意的是，国粹派主张“保存国学”，反对“学奴”，并非全盘否定西方文化，他们把“新学”视为资产阶级新思想的组成部分，提出“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注：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216页，中华书局，1977。），主张“学无论中西，只要适宜且可行于国中者，皆当保存之”（注：黄维熙：《国粹保存主义》，《政艺通报》壬寅22期。）。

其次，国粹派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种种弊端，西方的道路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选择，主张到中国古代传统中寻找解救时弊的“灵丹妙药”。

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的狰狞面目日益暴露。正如列宁所言：“那里的资产阶级已腐朽透顶，从头到脚都沾满了脏污和鲜血——不是皇帝的鲜血，而是为了进步和文明在罢工中被枪杀的工人们的鲜血。”（注：列宁：《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151～157页，人民出版社，1959。）资本主义弊端的暴露，引起国粹派的深刻反思。邓实在《帝国主义》一文中指出：“十九世纪为民族主义之时代，二十世纪为民族帝国主义之时代。”（注：邓实：《帝国主义》，《政艺通报》壬寅3期。）帝国主义时代是只有强权而毫无平等可言的世界，经济割据、军事扩张以及牺牲弱小国家利益是帝国主义的生存原则，资本主义社会并非乐土，其劳资对立、少数人以多数人的统治、资产者之横暴、武人之跋扈，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积重难返的弊病。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方向。但是目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惑。邓实就谈到：“二十世纪之欧洲有不可避者两大革命。一曰女权革命，一曰生计革命。此两大革命不行，则世界之进化仍未达于极点，何也？盖现今世界上唯男子对于女子，资本家对于劳工犹占莫大之势力。使二者不变，则人类全体之幸福犹不可期，而世界之前途，终将复黑暗可也。”（注：邓实：《论社会主义》，《政艺通报》癸卯2期。）国粹派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资本主义制度，认为它是造成各种社会弊端的根源。那么，如何修补这些弊端呢？国粹派主张：“方今华夏凋瘁，国故沧胥，西来殊学，荡灭旧贯，怀古君子，徒用旧伤，寻其＠③残，岂诚无故。老聘有言，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然则持老不衰者，当复丁壮矣。”（注：章绛：《国故论衡三卷》，《国粹学报》66期，宣统二年四月廿日。）其言表明，国粹派寄希望于中国古代文明，从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寻找救时的药方。

第三，国粹派主张“复兴古学”，宣传国学，提倡国粹。

20世纪初，国粹派成员纷纷撰文，宣传“复兴古学”的重要意义。他们引经据典，从论述意大利文艺复兴入手，鼓吹学习其成功经验，把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精华发扬光大。邓实指出：“昔欧洲十字军东征，载东方文物以归，意大利古学复兴，建泰氏以国文著述。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三宅雄次郎，倡国粹保全主义。顾东西人士，无不知爱其国者，爱其国者无不知爱其学者。”（注：邓实：《国学保存论》，《政艺通报》甲辰3期。）章太炎宣称：“彼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已。”（注：章太炎：《革命之道德》，参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310页。）国粹派极力强调“古学”的重要性，指出“今日欧洲文明，由中世纪倡古学之复兴”（注：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7期，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廿日。），从而将“复兴古学”与救亡图存、建立民族国家联系起来，表达了他们投身资产阶级革命的热切愿望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之情。国粹派的“复兴古学”，不是仅复兴孔学，而是“复兴诸子学”，即重新宣传先秦诸子思想。诚如章太炎所言：“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固。”（注：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参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85页。）故复兴“古学”，首先便是还历史“本真”，恢复诸子百家应有的学术地位，把孔学从“至尊”宝座上拉下来。国粹派批判和否定孔学独尊的用意有二：一是指出孔学是专制积弊、国家落后的根源，为反对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清除思想障碍；二是通过对孔子“至尊”地位的否定，使诸子百家获得平等学术地位，由此全面挖掘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精华，达到对“古学”的全面复兴。

在“复兴古学”口号下，国粹派热情从事国粹主义宣传。“国学保存会”编缉的《国粹学报》发表了大量宣传国粹的论文，并汇集当时国学权威著作六七百种，明末遗民和乾嘉以来诸儒遗文四五百篇，刊录名人画像图片六百余张。此外“国学保存会”还大规模从事古籍校勘整理，编辑出版《国粹丛书》、《国粹丛编》、《神州国光集》、《国学教科书》等著作，在上海设藏书楼、印刷所，并拟设国粹学堂。同时，开办国学讲习会，由刘师培主讲，并编写《伦理教科书》、《经学教科书》等。后又成立章太炎任社长的国学振起社，“振起国学，发扬国学”，广泛开展国粹主义宣传。与此同时，亦有一些其他报刊宣传国粹，使国粹主义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社会思潮。

在宣传国粹、整理国故的同时，国粹派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研究，提出“西政出于中国”、“中西文化相合”、“民主中西相合”等观点。“西政出于中国”论的代表性作品是王仁俊的《格致古微》。该书从儒家典籍、史书及诸子著作中，辑出近200则史料，分别从自然科学、商、工、政俗等21个方面说明“西学、西法、西政皆出于中国”。晚清著名学者孙诒让所著《周礼政要》一书系统阐发“西政暗合《周礼》”的观点。他把周代三询之法与近代议院制，周代三刺之制与陪审制度，周代司布之官与商部，周代的国学、效学、乡遂之学与近代大中小学进行比照，认为都有相合之处，据此提出西政符合“圣人之道”。刘师培的《中国民约精义》则论述“民主中西相合”说。该书从历代名人著述中辑录180余条体现反专制精神的言论，并用卢梭《民约论》中的观点与之比附，说明古圣与西哲的相通之处和相异之点，并据此得出结论：西人引以自豪的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都可以找到。

二

国粹派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主张，深刻反映出在半个世纪的“西学东渐”过程中，国人对中西文化的对比思考。先是提出“西学中源”，继而出现“中体西用”，19世纪末有“全盘欧化”，时则提出“复兴古学”。这表明，如何对待中西文化，如何会通中西文化以建立新的近代民族文化，是近代中国必然遇到也必须做出回答的问题。但国粹派却没有能够解决这一课题。

首先，在“复兴古学”口号下，国粹派表现出一种对中国古代文化学术不加分析，不作批判，不分优劣地一律大加赞赏，甚至把封建糟粕也当做精华进行吹捧的过分崇古倾向。譬如，他们一面倡导挣脱家族束缚、争取人性解放，一面又提出“家族伦理不可骤废，若以家族伦理为可废，于一群不能和睦，又安望其能合群”（注：刘师培：《伦理教科书》，《刘申叔先生遗书》65册。）；一面宣传“合众共和不可已”，一面又扬言“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注：章太炎：《代议然否论》，参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469页～470页。），造成人们思想认识混乱，也削弱了国粹派反封建的锋芒。为攻击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国粹派盲目崇信、无限抬高中国传统文化，犯了“泥古不化”的错误。譬如在宣传民主共和思想的同时，不伦不类地把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明堂之制”、“询民之法”比附于西方民主制度（注：马叙伦：《＠②天庐政学通义》次六、次三，《国粹学报》9期，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廿日。）；并认为中国本已有“君”，实无必要再设“总统”，“是国不可以废君，废君，是废群也”（注：马叙伦：《＠②天庐政学通义》次六、次三，《国粹学报》9期，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廿日。）。对“凡事古已有之”的宣扬，极易将人们思想导入误区，似乎只要回复古代，现实一切弊端都可迎刃而解。国粹派中许多人都是刚从封建士大夫营垒中决裂出来的，他们虽已投身资产阶级革命，但头脑中还有太多的封建意识。在建设近代民族文化问题上，他们虽然主观上想创造新文化，但又过分推崇古代学术思想，这在一定意义上助长了封建复古主义逆流，阻碍了资产阶级文化传播，妨碍了近代新文化的建设。

其次，国粹派的“泥古不化”恶性膨胀，在否定西方文化问题上也走向极端。对于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目前正经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国，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中有很多可以涉取的营养，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先进经验。尽管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已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尽管许多原本闪烁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光芒的理论、口号已失去光彩，成为虚伪的谎言，甚至成为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借口。但是，完全否定西方文化的进步性，忽略资本主义比封建制度先进的地方，甚至不能理解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却是错误的。国粹派在对待西方文化问题上，将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学习西方混淆起来，将批判资本主义弊病与否定西方文化混淆起来，一方面表现出中国资产阶级对西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抗议，同时也是过分推崇“国粹”，受传统封建文化束缚而无力自拔的结果。这种对西方文化的偏见，同样不利于近代新文化的建设。

还有，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时，国粹派缺乏科学态度，显得牵强附会。国粹派在复兴古学、宣传国故时，多将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特别是上三代的制度法规与近代西方制度文化进行对比，认为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中许多好东西中国古已有之，因此近代中国大可不必去西方人那里寻求救时良策，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就提供了解决社会弊端的“良法美意”。显然，国粹派对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较带有不成熟性，忽视了中西文化在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代表不同阶段利益的实质性差异，混淆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根本区别，从而使这种比较成了牵强附会的主观臆断。这是一种以我为中心、坚持“天朝上国”观念、否认人类文化发展多元性的盲目骄傲自大心态的反映。

三

在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风潮中，国粹主义思潮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清朝专制统治，主张民主共和，宣传研究民族文化，激励民族精神，成为民主革命的一支“偏师”，具有不容否定的历史功绩。但是，国粹主义思潮从一开始就存在消极因素。它宣扬民族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助长了复古主义逆流，放松了对封建主义的斗争，阻碍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尤其是1908年后明显倒退，陷入整理国故的纯学术圈子，封建性与复古倾向与日俱增，以致“国粹”成为封建文化向新文化进攻的代名词，国粹主义也因此违背初衷，成为落后保守的势力。国粹主义思潮留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如何正确对待中西文化，是近代中国在学习西方过程中必然碰到也必须做出回答的问题。由于近代西方文化是伴随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侵略而来的，中国人首先是通过战争认识西方文明的。这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方式使“学习西方”成为格外沉重的话题，也使客观冷静地审视中西文化之差异，并在中西文化的冲突融合中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新文化成为异常艰难的思想历程。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牵动了几代人。但无论是“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说，还是“全盘西化”论，都和国粹派一样，没有找到正确方向。如果说“全盘西化”是无视文化的民族性、历史性、传承性而犯了民族虚无主义的错误，那么，国粹派则从另一方面启示国人：人类社会发展到20世纪，各民族文化呈现出相互吸收、相互交融的趋势。面对这一趋势，民族虚无主义固然要不得，但是因为外来文化并非十全十美而一概拒之门外，同样违背历史潮流。在当代世界舞台上，任何一个民族，只有既善于汲取他国先进文化，又勇于批判继承自身文化传统，才能真正创造出属于世界的民族文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跻身于世界先进之列。探讨清末国粹主义思潮，使我们深切感悟到，一个落后的民族要敢于在反抗外来侵略中学习敌人，在失败与挫折中反省自我，在炼狱般的煎熬中追求新生，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与忍辱负重。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我们应当具有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睿智明达的思维特征，应当直面现实，在前人成功的旗帜和失败的覆辙的引导下不断地学习进步，并最终创造出充满无限生机与博大容纳性的民族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