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国家统一观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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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学良是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其国家统一观经历了从青年时代“息争统一”思想的萌发,到“东北易帜”国家统一思想的初步形成,再到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国家统一思想与地方主义观念的结合。从九一八事变到热河失守,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与保存地方实力观念发生碰撞。西安事变的发生,标志着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升华至全新境界。身陷囹圄后,仍心系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实现国家统一是张学良一生的期盼和追求。

关键词:国家统一;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

一、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的形成

张学良是有着强烈爱国情感的军事将领,他的政治生涯始终是与国家的内忧外患联系在一起的。在早年的军人生涯,便萌发了“息争统一”思想;在东北危难之际,毅然改旗易帜,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结束了东北地区分封割据的状态,促成国家统一,此举标志着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的形成。

1.早年军人生涯:“息争统一”思想的萌发

张学良少年时代,正是列强瓜分中国,日俄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伸向东北,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年代。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年方十五的张学良就“颇受刺激”,“即欲立志为国家做事”。张学良厌恶动荡、希冀和平,深为国势阽危、民生憔悴担忧。曾立志出国学医以应国家之急,又决心当一名学者,均遭父亲反对,在服从为孝的观念下,他不得不走进讲武堂开始了军人生涯。这期间,张学良与爱国教官郭松龄相交甚密,受其影响,“强兵救国”、“抵御外侮”、“改革政治”等进步思想在张学良的思想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从此立志,“军人以卫国为天职”。

张学良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参与军机,历任奉军要职。在混战的年代,他参加了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大战,“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实为忏悔”［1］。逐渐产生停止内战,谋求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他是军阀中首倡弭兵息争的青年将领,受到孙中山“天下为公”的高度赞誉。1928年,他极力说服父帅撤兵关外,尽快结束第三次直奉战争。可见,张学良遵从父愿走上军人生涯的同时,也想利用自己的机会和优势,为国家的和平与统一“作点什么”,并尽力为之,这正是他反对战争而又参与战争的重要思想动因。毋庸回避,在参加战争的起初思想动因中他也曾有封建军阀思想的因素,试图帮助父亲扩充地盘,力挫群雄,但这毕竟不是他思想动因的主流。

2.东北易帜:国家统一思想的形成

1928年6月4日,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时任北洋政府元首的,期望由此引起东北内乱,以便趁火打劫,东北政局陷入危机之中。张学良继承父业,主政伊始面临两种抉择:一是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的庇护下保住东北的“独立”;二是接受“和谈”,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作为一个军阀,张学良完全可以倚重日本帝国主义,经营自己的“东北王国”,然而他顶住内外的压力,义无反顾地改旗易帜,促成国家统一。此举是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付诸实施的第一次重大行动。

张学良在父帅身边,目睹身受,看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和贪婪,深感仰人鼻息的日子之屈辱和艰难,逐渐产生了反日排日思想,特别是皇姑屯事件,使他亲眼看到其父的可悲下场。因此,当日本代表林汉助威胁他时,他回击说:“我乃中国人,我的思想当以中国为重,我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盖欲完成中国之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北人民之愿望”［2］24。不搞东北独立王国,归顺南京国民政府,是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的体现。他认为:欲救中国之危亡,宜速谋南北之统一,只有改旗易帜,才能摆脱势孤力单的困境,才能利用统一的力量与日本相抗衡,保住东北免入日本之手,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政治头脑清醒的张学良基于民族大义,出于爱国之心,愤于日本的杀父之仇,终于在1928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改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实现了国家的南北统一,维护了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他在易帜典礼演讲时真诚地表示:之所以要“易帜”,就是为“不使中央权力分裂,全部还政于中央,以求国家的真正统一”。此时,张学良的爱国统一思想已由“息内争”升华为“御外侮”的高度,并实现了爱国统一思想对封建割据思想的巨大超越,达到了动机与效果的完美统一。

3.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国家统一思想与地方主义观念的结合

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是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张学良“息内争,御外侮”,维护国家统一,实现和平团结而进行的爱国之举。爆发于1930年的中原大战,是一场国民党各派反蒋势力联合对抗的武装冲突。战事旷日持久,相持不下,张学良成为交战双方剧烈争夺的对象,但张学良却认为“制止内战,维护和平,是当今第一要务”。中原大战爆发在即,张学良发表息争通电劝告双方不要诉诸武力,但他却没有表示对这场战争的强硬立场,也没有居间协调双方的关系。其原因从客观方面看,他有自己的后顾之忧,不便居间协调双方的冲突。因当时日本虎视眈眈,苏联因中东路事件也对东北持强硬立场,这都不能不使张学良忧心。从主观方面看,张学良贸然支持哪一方,以及何时表明态度,这既关系到东北的安全,也关系到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地位。张学良曾表示:“名分决服从中央,举动必以东北四省福利为前提而慎重考虑。”很显然,他在具体调停中原大战的过程中,较多考虑的是东北军的利益。虽然从大局出发,应支持国民政府,但是支持国民政府,有危及东北军团体利益的潜在因素,直到取得保障东北军团体利益的承诺后,才公开发出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电,并派大军入关,实行武力调停,以军事干预制止了民国史上一场激烈空前的恶战,达到了息争统一、缓解冲突的目的。但遗憾的是,由于大批兵力内调,关外防务空虚,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显然,助蒋统一,息了内争却没有抵御外侮,从而造成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中动机与效果的部分背离。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中不可避免地有着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夹杂着浓重的地方主义因素。

纵观东北易帜到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是张学良政治生涯的第一个重要时期,也是其国家统一思想形成的第一个阶段。其重要特点是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但同时也兼顾其地方利益,应该说这期间他比较好地处理了国家统一与地方主义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国家统一思想与保存地方实力观念的碰撞

张学良具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但对造成国家分裂的根源及国家统一的最大障碍,思想认识上并不很清楚。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野心日益明显,制造了一系列挑衅事件,国民党政府不仅不做应变的准备,反而严令中国军队不准抵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在到底是牺牲东北军奋起抗日,还是奉行不抵抗政策以保存东北军实力的抉择面前,张学良忠实地执行了的不抵抗政策,“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致使东北三省在四个多月的短暂时间内迅速沦陷。

1.九一八事变:维护国家统一与保存地方实力的抉择失误

在九一八事变中,影响和支配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张学良的思想中,爱国主义和地方主义不但不能统一起来,甚至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而地方主义的考虑占据主导地位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首先,取决于张学良的全国抗战思想。他认为全国抗战是东北军抗战的前提条件,因为,如果东北军单独对日作战,日本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能应付”。他认为如果全国抗日,纵使失败了,也是“玉碎”,如果东北军独自抗战,纵使牺牲了整个东北军也于事无补,是“瓦碎”,他宁愿“玉碎”,而不愿“瓦碎”。同时,张学良还认为全国抗战的主体是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实力派,只有拥护消灭中共和红军后,才能完成国家统一,而国家统一是实现“举全国之力”抵抗日本侵略的保证。

其次,张学良对形势判断失误,东北军政当局没有应战准备。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一口吞掉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三倍的中国东北,是张学良始料不及的。事变前,他认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不但对中国有害,而且也违反了国际条约,对日本也不利,关东军“不会这样做,想这样做也不会做到的”。由于张学良对形势判断失误,同时,由于执行不抵抗命令,东北军高级军官们缺乏抗战意识,毫无对日作战准备,因此,九一八事变当夜,他电话指示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沈阳空虚,抵抗无益,只有忍辱负重,遵照委员长的指示,等准备好了再打,等中央同日本交涉,听候国联处理”［3］73,致使东北军毫无抵抗,拱手揖盗。

再次,张学良存有依靠国联解决东北问题的思想。国民政府幻想依靠国联,抑制日本在东北的势力,这对张学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国民政府认为:“东北外交须先请国联迫使日本撤兵,再谈其它问题。国联绝不愿日本的势力扩大,有碍机会均等的原则。”［2］24张学良对国联寄予很大希望:“我想国联现在既然派李顿爵士率领调查团来调查,一俟清楚后,可能会采取措施帮助中国,制止日本侵略,解决中国纠纷问题。”［2］25但形势的发展,使张学良放弃了对国联的幻想。

2.热河失守: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安抚张学良,任他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接着进攻热河,为了敷衍一下舆论,下令张学良抵抗。张学良大为兴奋,以为全国一致抗日的时机终于到来。然而,此时正全力进攻鄂豫皖三省红军,无心抗日,表面上全力支持张学良守热河,暗地里却准备以何应钦接替张学良,主持对日妥协。长城抗战失败,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大哗,愤怒谴责国民政府,要求张学良下野以谢国人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张学良内心极为痛苦。他对王卓然说:“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日,应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力量与日本一拼。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干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唾骂好得多。人反正有一死,你晓得我是不怕死的,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3］64在舆论的冲击和的威逼下,张学良愤然下野,出游欧洲。

可见,从九一八事变到热河失守,是张学良政治生涯的低谷时期,也是其国家统一思想与保存地方实力观念碰撞和抵触的矛盾阶段。其主要特点是九一八事变把国家利益和东北军团体的矛盾尖锐地摆在了张学良面前。张学良思想中的地方主义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为了保全东北军,执行了的不抵抗政策,随后虽主张不惜牺牲坚决抵抗,但却成为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

三、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的升华

旅欧归来后的张学良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其积极方面表现为强调大公无我的牺牲精神,希望人们树立国家利益的观念。这期间张学良实现了从拥蒋剿共抗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转变,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其国家统一思想达到了全新境界。

1.旅欧归来:大公无我的牺牲精神

旅欧归来后,面对中外现实,张学良发表谈话说:“觉得中国人与外国人脑汁与体质相同,但爱国之心则远不如之。外国人都以国家为前提,中国人多不肯牺牲,只自顾金钱地位”［4］。他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的出路与国家的前途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青年人“何以无出路?还不是由于你的国家太衰弱了吗?整个国家的苦闷与无出路,是高于你个人的问题几千万倍”［5］757。只有解决国家的问题,才有个人的出路。他检讨了九一八事变时保存东北军的狭隘心理。他说:旅欧归来“自信确已又获得相当进益。对于过去的一切亦确有所觉悟。我承认,我以前对东北和华北未能尽到我的责任;以前种种毕竟是过去了,只有从未来的事业中去努力,力求赎我前此的一切罪过。此后我誓必要打破我的困难环境,下大决心,埋头苦干,我宁肯牺牲了我自己和我的一切所有,要来尽忠于我的国家”［5］693。张学良特别强调东北军要有牺牲精神,表示“我已决心为国牺牲了,也要我的部下随同我来为国牺牲”［5］768。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张学良在强调牺牲精神之时,也信奉法西斯主义,这是他赤诚爱国主义肌体上的毒瘤。这一时期的张学良从抗日雪耻的基本点出发,将反共和拥蒋统一作为抗日的前提,对为首的国民政府寄予厚望,对奉若神明,因而无条件地拥护“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从而使其思想和行动进入了误区。

2.西安事变:国家统一思想的全新境界

1934—1935年,张学良受之命,先后任“鄂豫皖剿匪副司令”和“西北剿匪副司令”,率东北军进攻红军,期望由国民党统一中国,再实现“光复”故土的愿望。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诸多复杂的因素促使他开始了人生的转折,开始了由拥蒋剿共抗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转变。

促使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期形成的反日爱国思想是他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思想基础;对及其政策的认识发生变化,促使其改弦更张,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东北军广大官兵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强烈呼声,是促使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巨大推动力;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对东北军卓有成效的争取,是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形成的重要条件。张学良通过多种形式,利用各种机会多次苦谏、哭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结果均被申斥、拒绝。最后在坐镇西安相逼剿共、大规模内战将要爆发之前,在社会各种矛盾陡然激化的危机关头,张学良以民族大义为重,置个人生死和集团安危于不顾,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

西安事变发动后,张学良立即向全国表明心迹,说明发动事变只希望,“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无一毫私心,无一点背景”,“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5］1067。躬送回南京,更进一步证实了张学良为了抗日大局不惜牺牲一切甚至生命的誓言。张学良的爱国壮举和自我牺牲精神,有功于国家民族,有功于抗日事业。正如所说: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先生回南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闹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绝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从捉蒋、放蒋到送蒋,是他国家统一思想的升华和具体实践,也是他政治生涯的高峰。

可见,从旅欧归来到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政治生涯由低谷走向高峰的重要阶段,也是其思想转变的重要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在这一时期,他完成了从信奉法西斯“拥蒋剿共抗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转变。这种转变,绝不是他一时的思想冲动,而是他决心抗日,致力于祖国统一,苦苦探索所找到的一条正确的道路,是为了国家和民族不惜牺牲东北军团体和个人生命的崇高境界,更是其国家统一思想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四、张学良对国家统一的期盼

张学良亲自护送回到南京以后,在的授意下他遭到军法会审,被判刑,最后被“严加管束”长达54年之久,铸成中国现代史上的憾事。张学良虽身陷囹圄,但“息争统一、抵御外侮”的思想不变,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抗日救国的决心。耄耋之年,仍以“台湾入版图为念”,发出“我愿意中国统一”的呐喊,充分表达了对国家统一的热切期盼。

1.身陷囹圄:“息内争、御外侮”的国家统一思想不变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中,张学良历经磨难,但矢志不渝,“息内争、御外侮”的国家统一思想不变。综观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张学良资料”中抗日战争时期的来往信件,不难看出,张学良的爱国热情不因自身处境险恶而稍变,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抗日救国的决心。全面抗战爆发,随着战局演变,张学良不断迁徙安徽、江西、湖南、贵州等地。幽禁生活并未磨灭他的爱国热情,他不忘国恨家仇,始终关心抗战进程,数次写信给,请缨抗日。他在信中表达的“唯一念及我同志同胞们在抗战中各尽其天职,罪孽深重如学良者,反安居后方,每一思及,衷心如焚。学良非有所希及,为良心所驱使”［6］等语,虽委婉却非常强烈地表达了自己愿意为国效命,与日军决战疆场的壮志。其住在凤凰山时,曾在防空洞的石壁上亲自镌刻了“雪耻”二字。

这期间,张学良与宋美龄的来往信件中,同样表达了激昂的抗日情绪和决心。“自中日战事爆发以来,家仇国难,时萦于心,恨不能舍命捐躯,以抗强敌,是以前此有请缨雪耻之举。近两月中,每日注意锻炼身心,以备领袖之驱使,期为民族而牺牲,不敢自图安逸,苟全性命于乱世间。”［6］真实地表达了张学良不但有为国捐躯之决心,且有实际的身心准备,这与张学良的个性与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2.耄耋之年:“我愿意中国统一”的呐喊

解禁后的张学良虽常说自己是远离政治漩涡的“闲云野鹤”、“普通百姓”,其实他的一颗爱国心从未泯灭,他时刻期盼两岸统一、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在90寿庆时他说:“国家有用,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在参观郑成功祠之后,他曾写下“孽子孤臣一稚孺,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实现国家统一是张学良的一生追求,在耄耋之年,曾多次发出“我愿意中国统一”的呐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很愿意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愿意中国统一,年轻时到现在都是一样。我个人过去的事都摆着呢,我不计较个人的事,但为国家、为人民的事情,我都很愿意。”

张学良对海峡两岸的分裂状况尤为关切,他表示“我个人衷心希望两岸双方能和平统一起来,我非常反对中国分裂。当年我有权势在手,我就赞成统一的,如中原大战种种事我都是如此。我很反对内战的,我非常希望和平统一,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他也曾公开发表言论,批评“台独”分子没有国家观念,认为“台独”分子企图裹胁台湾人民分裂国家和民族的目的是不能得逞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国共两党完成两岸和平统一,应是义不容辞,理所当然的事。”他建议两岸开诚布公地谈谈,希望和平统一;提醒国人不可忽视日本右翼势力对“台独”的支持,对大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表示理解,并愿意在天假之年为祖国统一出力。由此不难看出,张学良一生的期盼和追求,体现的是国家统一观的最高价值。

参考文献:

［1］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西安事变资料选辑［G］.西安:西北大学历史系,1979:432.

［2］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G］.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3］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G］.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4］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1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668.

［5］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2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6］陈红民.解读抗日战争时期张学良的往来信件［J］.抗日战争研究,2005(2):205－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