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业投资机制变革及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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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林业投资问题是林业经济增长的基本问题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分别对林业资金的特征、林业资金结构和使用效率、林业投资与林业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宏观投资体制改革条件下的林业投资体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批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曲折(1989)认为森林资源再生周期长、投入多、效益低下等特点构成了林业投资与林业经济增长的矛盾;李开平(1988)认为林业的发展需要长期的不断投入的资金来源,林业只有高投入才能高产出;张大红(1995)以及廖士义、陈建(1997)认为中国林业发展存在投入总量不足、投入结构不合理、投入的利用效率低等问题;田国强(1995)对中国林业经济增长问题作了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第一次对建国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林业经济增长和投资结构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张彩虹(1997,2001)对中国林业投资与林业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刘国成(2002)研究了公共财政体制下的林业投资体制改革问题;谢志忠(2001)、田治威和麦家松(1994)研究了林业资金市场化运营问题。而此后类似研究就鲜见了。本文作为上述研究的延伸和深化,以1950—2005年相关统计数据为主要依据,对我国林业投资机制生成机理和规模变迁进行数量分析,对营林投资的森林资源发展绩效进行初步评价,并结合林业投资相关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林业投资性质与投资机制转变

(一)林业投资性质、机制及挑战

林业投资指投入林业的各种资财和要素的价值量。林业作为具有基础产业和社会公益事业性质的综合行业,决定了林业投资具有产业性和生态性双重属性。从三次产业分类和森林客观功能分类角度理解,林业产业性投资主要是促进和支持林业第二、三产业即森工产业和林业服务业的资金投入;从广义上理解,生态性投资则主要是促进和支持林业第一产业即营林资金投入,而营林投资中的林业生态建设工程投资则属于狭义上的生态性林业投资。在进入市场经济时期,我国林业投资方向发生了深刻变化,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生态性投资日益成为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的重点之一,且支持力度逐渐加大。从全国范围来看,1993年前生态性林业工程投入中财政资金占重要地位,1993年后财政资金投入绝对量持续增长,增长速度年均20%,其他投资的增长速度25%。林业生态性投资财政机制的转变,为我国林业主导功能由产业型向公益事业型转变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同时,受国家财政总量供给结构非均衡性影响,生态林业建设资金面临来自不同行业和不同领域的竞争,林业生态性资金总量需求和结构性供给矛盾突出,林业生态性财政资金投入占国家公共财政投入总量比例增长乏力。以“三北”防护林为例,根据国家林业局统计,截至2000年底,“三北”工程建设共完成投资72•67亿元(不含群众投工投劳),为规划投入的87•99%,其中国家投资37•69亿元,占实际投资的51•9%。而根据估算,“三北”建设1970—2000年的第一阶段三期工程群众人工造林用工量合计折合约439•57亿元,远远高于国家投入资金的水平;1991—1997年,国家预算投入在林业重点工程总投资中的比重下降了55•4%;尽管1999年国家相继启动了包括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等重点生态建设工程,财政对生态林业的投入呈现出跳跃性增长,但仍集中在工程建设上,而投向后续管护的资金比例很低,资金结构性短缺问题仍然未有效解决。因此,在新的国家公共财政支出体制下,林业生态投入资金筹措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二)林业生态性投资机制的形成与发展

我国带有明显林业生态性质的林业投资发生于1981—1995年。这期间林业投资的整体特征表现为:林业投资总量稳定上升,营林投资增长率逐步超过森工投资增长速率,基本建设投资的营林取向得到显著强化(见表1)。

1979—1993年,我国先后启动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长江流域防护林体系工程、太行山绿化工程、沿海防护林体系工程、平原绿化以及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六大林业生态工程建设项目,推动了营林投资生态化进程。在营林投资中,生态建设工程的投资占林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稳步上升,逐步达到1993年的15%,生态投资总量达到0•92亿元,生态投资增长速率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递增。以1997年珠江流域防护林体系工程以及1998年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和1999年退耕还林工程三大林业生态工程启动为标志,我国林业投资的生态化特征终告形成。1996—2000年林业投资总额突破300亿元大关,营林生产投入比例超过森工投资比例,达到83•56%,营林投资平均增长速率第一次超过60%(见表1)。同时营林产值总量和比重继续超过森工,产值的增长速率大幅度攀升。在林业基本建设投资中,生态专项投资比重大幅度上升。与“七五”相比,“八五”期间生态投资总资金突破30亿元,期间增长速率突破400%,“九五”期间生态投资总量超过281亿元,“十五”期间超过1481亿元,分别较前一个五年增长752•87%和427•05%,创造了历史最高增幅记录。生态专门投资占林业基本投资比重也快速上升,“九五”期间生态投资比例超过60%,“十五”期间继续增加到84•68%。以年度生态投资增幅来看,年度增幅以1998年为最大,达到127•17%。1996—2005年10年间生态投资总量超过1763亿元,为新中国以来生态投资总量的97•8%。上述生态投资中的80%以上的资金均来源于国家财政性支出,且主要支持林业十大生态重点工程建设。林业建设的重点向生态工程项目迅速转移标志着中国林业生态性投资财政机制逐步走向成熟。

三、林业投资规模、结构、营林资金增长及资源绩效

(一)林业投资规模变化

本文仅以林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量作为替代指标分析我国林业投资规模的变化情况。1950—2005年我国林业投资规模呈现逐步上升的总体变化趋势(见图1)。分阶段看,“五五”计划以前,林业基本建设投资增长相对缓慢,从“六五”计划开始,林业基本建设投资增长加速,到“八五”期间总投资第一次突破百亿元大关而达到近155•4亿元,“九五”期间超过440亿元,“十五”期间接近1750亿元。林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增长趋势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我国财政能力以及政府对林业建设和发展的重视程度的变化,林业投资规模的增长为中国森林资源规模增长和质量改善提供了必要条件。

(二)林业投资产业结构与营林资金增长

1950—2005年我国林业投资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总体上表现为森工投资比重逐步下降,营林性投资总量和比重逐步上升并超过森工投资水平。1950—1990年,我国50%以上的林业投资用于森工企业建设,营林资金的投入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八五”计划,我国营林建设的投资总量第一次超过森工投资,投资总量突破80亿元大关,“九五”和“十五”期间分别突破360亿元和1700亿元(见表2)。营林投资增长率以超过森工投资增长率的速度攀升,这一趋势在“八五”计划期间尤为显著,增长幅度达到92•43%,“九五”和“十五”期间呈现爆发式增长,期间增长速度分别达到360•03%和364•42%(见表2)。除1991—1995年期间出现的补偿性投资大幅度增长之外,从1963年开始,森工产业投资总量和比重呈现持续下降的总体态势,在“十五”期间投资总量和增长幅度下降到1986年以来的历史最低点(见表1、表2)。营林资金的增长主要是满足我国人工用材林造林、抚育以及采伐迹地更新改造的需求。到“九五”计划末期,营林资金增长以生态资金的增长为主要特征,生态性营林投资总量和比重明显增加。另外,从营林资金总量和增长的总体情况分析,用材林等商品生产性的营林投资总量也同样保持增长态势,但是其在营林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开始逐步下降。

(三)营林投资增长与森林资源发展

营林投资总量以及增长速度的持续上升对我国森林资源总量和质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历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国森林覆盖率的变化趋势与林业投资总量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在森林资源质量方面,从1973年开始,我国森林蓄积量增长速率持续下落(见表3)。主要原因是,森林采伐量大大超过了森林资源再生速度,致使1984—1988年蓄积增长率达到历史最低点的1•11%。而同期森林面积的增长率却达到了历史最高记录的8•7%,这主要是期间新造林面积大幅度上升。统计数据显示,1981—1985年我国新造林面积达到31520万公顷。其中,1984年和1985年新造林面积就分别达到8253万公顷和8336万公顷,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当年造林面积最高记录(这一记录一直保持到2003年)。值得关注的是,1977—1981年我国森林面积和覆盖率均出现负增长,但同期的森林蓄积量却出现了3•45%的增长。从1989年开始,我国森林覆盖率、森林面积以及森林蓄积量呈现“三增长”的现象,基本扭转了资源总量和质量下滑的被动局面。1999—2003年我国林业基本建设投资尤其是林业生态建设专项工程资金大幅度增长,我国森林面积、森林质量均保持持续上升的发展趋势,其中森林面积增长幅度最大。但是与同期林业基本建设投资和营林投资增长幅度相比,我国森林资源面积和覆盖率的增长似乎没有达到应有的增长水平。1994—1998年和1999—2003年两个区间反映森林质量的蓄积量增长率分别为11•88%和22•12%(见表3),而几乎同期的1996—2000年和2001—2005年两个区间营林资金增长幅度均超过360%(见表2),而且期间我国木材采伐计划大幅度下调,不存在历史上出现的过量采伐导致森林质量下降的情况。但是从总体上看,营林投资与森林资源增长呈现一致性,营林投资有力地推动了森林资源的培育和保护工作。

四、主要启示

1•创新林业财政筹资策略,提高林业投资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家财力不断提升,客观上增强了我国生态性林业建设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的可能性。林业是我国生态建设的主体,同时又是一项传统基础性产业,应当成为政府公共财政生态建设投入的重点领域。要科学规划林业投资项目预算,在保持国家预算内资金投入总量稳步增长的同时,努力将林业生态建设、营造林资金、林业行政事业单位经费、行政事业单位基本建设资金、各类林业产业发展资金全部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支出范围。还需要根据生态林和商品林均具备生态防护功能的客观实际,积极探索商品林生态性经营可行方案,力争将商品林生态性经营资金纳入林业生态性投资范畴,进而将其纳入国家财政支持体系。同时应充分运用森林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切实加快配套行政法规立法步伐,通过法律机制来完善林业生态性财政投资机制,保证林业生态保护性资金的可持续供给。

2•以生态建设和保护为主线,拓宽林业生态性投融资渠道。当前,我国对林业生态性林业财政投入主要是以工程项目的形式予以支持。工程项目建设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工程建成后,林业生态性资金的后续投入需要有新的资金来源形式,单靠政府有限的生态补偿(补助)资金作为生态工程后续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可以考虑运用政府和市场两种机制、国内和国际两个渠道解决我国林业生态性投资的可持续性问题,着力探索市场机制聚集资金的模式,努力争取国际生态资金援助,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3•优化营林投资结构,保证森林质量投资比例。我国林业仍然面临着扩大森林面积和提高森林质量的双重任务和压力,而通过提高森林质量来增强初级林产品的产出能力则是提高森林整体经济和生态效益的最佳路径。当前,在资金投入总量有限的约束下,尽快建立森林资源数量增长与质量提升并重的营林投资结构优化机制以及提高营林资金投入的资源质量绩效就显得尤为重要。建议在营林资金投入分配上,坚持造林和育林并举、侧重育林的方针,将更多的资金投放到中幼林抚育和低产劣质林改造上,切实增加森林蓄积增长速度,提高森林蓄积水平。通过营林资金使用结构的重大调整改变重造林轻抚育的营林投资格局,将我国森林资源发展由规模扩张引向内涵提升轨道上来。

4•协调生态体系和产业体系投资关系,开辟森工投资新渠道。近年来财政对森工发展的支持力度在逐渐削弱,面对这一形势变化,林业部门需要根据森工企业的特殊性,认真研究森工全行业享受国家财政支持政策的可行方案,争取将森工企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技术改造资金、森林资源培育经费、森林保护经费、企业所欠银行历史债务以及职工身份转换成本等部分纳入到各级政府财政支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