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会计准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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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假设的提出

我国当前实施的2006年版会计准则在关键环节与根本实质上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1]。然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却存在显著差异。首先，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肩负着稳定边疆、协调民族关系以及维护安定团结等特殊的政治使命，因而相对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来说，其承担的政策性负担较多，同时亦得到政府部门的更多“庇护”，由此可能会相对减少其严格执行2006年版会计准则的激励。其次，少数民族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滞后，政府对市场干预的程度更高，政企关系相对密切，尤其是国有企业对政府的依赖程度很高，地方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干预比其它地区更多[2]，从而使其经营绩效相对降低。这样，为了应对监管风险，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利用2006年版准则操纵会计盈余的激励可能大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再次，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的效率相对较低。具体体现在：一是更多的行政制约使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公司董事会的职能弱化，导致公司治理这一会计信息质量内在保障机制的效率相对低下；二是少数民族地区比较缺乏注册会计师等审计资源，从而使注册会计师审计这一会计信息质量外在保障机制的效率相对较低；三是少数民族地区较低的法治水平导致投资者权利保护相对薄弱，从而降低了企业实施盈余管理的交易成本，增加了国有企业实施盈余管理的可能性。由此本文预期，我国国际化会计准则——2006年版会计准则的实施，对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的正向影响显著大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鉴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H1：实施2006年版会计准则后，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相比，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提升的幅度更大。在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内部，由于股权结构不同，国家法人控股企业与国家控股企业所面临的制度环境也不一致。国家法人控股企业系由政府间接控制，其与政府联系的密切程度可能不及国家控股企业。反之，国家控股企业由政府直接控制，因此其所承担的政策性负担与所受到的行政制约可能相对较多。这样，较之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所承担的较多的政治功能与所受到的更多的行政干预，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通过其国家控股企业体现出来，从而导致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控股企业之间的公司治理效率差异，可能大于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人控股企业之间的公司治理效率差异，进而导致2006年版会计准则实施对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控股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差异，可能大于对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人控股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差异。换言之，如果假设1成立，那么在实施2006年版会计准则对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差异中，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控股企业所作出的贡献可能要大于其国家法人控股企业。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H2：如果假设1成立，那么实施2006年版会计准则导致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提升幅度显著大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的现象，系主要由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控股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大幅上升所造成。

2研究方法

2.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3～2011年沪深A股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财务资料缺失公司及研究当年新上市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2001年公布的分类标准，将制造业细分为8个行业，其它行业则按大的门类分，总共分为19个行业（由于两个制造业小行业和文化传播产业数据过少，影响计算因变量盈余管理数据时的分行业回归结果，予以合并）。但在对模型进行回归时，为了避免控制变量过多对模型结果潜在的不利影响，对样本中的公司根据1999年版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重新分类，总共分为5个行业（公用事业、房地产、综合、工业、商业）。最后获得的样本容量为12552家公司，其中2003年1065家，2004年1186家，2005年1270家，2006年1273家，2007年1330家，2008年1424家，2009年1469家，2010年1600家，2011年1935家。本文所用数据大部分来源于CSMAR数据库，其余部分系通过对该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整理后获得。

2.2研究设计

本文以盈余管理程度作为因变量，盈余管理程度则用可操纵应计利润绝对值的大小来衡量[3]。可操纵应计利润的绝对值越大，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姜英兵、严婷（2012）[3]所用模型进行修正，建立模型（1）与模型（2）,变量定义见表1。

3回归结果

模型（1）、（2）中均存在比较严重的异方差问题。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对其进行修正后，回归结果如表2中的式（1）、（2）所示。模型的F值均通过了检验，说明模型是有意义的。由于模型（1）中的比较基准为非国有企业（MSOE=0，且NOMSOE=0），因而β4、β5就分别代表实施2006年版准则（New=1）对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MSOE=1)、非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NOMSOE=1)与非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差异。这样，New*MSOE与New*NOMSOE的估计系数之差（β4－β5)就比较了实施该准则对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差异，而（β4－β5)为正，且β4－β5=0的线性约束检验显著（F值42.08，P值0.0000），表明该准则的实施导致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提升的幅度显著大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假设1得到验证。模型（2）中的比较基准亦为非国有企业（MSOELegal、MSOEState、NOMSOELegal与NOMSOEState同时为零），相应地，β6、β7、β8、β9就分别代表实施2006年版准则（New=1）对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人控股企业（MSOELegal=1）、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控股企业（MSOEState=1）、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人控股企业（NOMSOELegal=1）、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控股企业（NOMSOEState=1）与非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差异。因此，New*MSOELegal与New*NOMSOELegal的估计系数之差（β6－β8）便比较了实施该准则对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人控股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差异，而β6－β8=0的线性约束检验不显著（F值0.01，P值0.9395），表明实施该准则对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人控股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New*MSOELegal与New*NOMSOEState的估计系数之差（β6－β9）则比较了实施该准则对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人控股企业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控股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差异，而β6－β9=0的线性约束检验不显著（F值2.04，P值0.1528），表明实施该准则对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人控股企业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控股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差异不显著。换言之，实施2006年版会计准则导致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提升幅度显著大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的现象，并非由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人控股企业盈余管理程度上升幅度显著大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人控股企业或国家控股企业所造成。反之，New*MSOEState与New*NOMSOELegal的估计系数之差（β7－β8）度量了实施2006年版会计准则对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控股企业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人控股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差异，而（β7－β8）为正，且β7－β8=0的线性约束检验显著（F值42.96，P值0.000），代表实施该准则导致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控股企业盈余管理程度上升的幅度显著大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人控股企业；New*MSOEState与New*NOMSOEState的估计系数之差（β7－β9）度量了实施该准则对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控股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差异，而（β7－β9）为正，且β7－β9=0的线性约束检验显著（F值19.89，P值0.0000），代表实施该准则导致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控股企业盈余管理程度上升的幅度显著大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控股企业。综上，实施2006年版会计准则导致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提高的幅度显著大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的现象，系主要由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控股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大幅上升所造成，而非源于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人控股企业的结果，假设2得到验证。公司层面控制变量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其中公司规模（Size）、成长能力（Growth）的系数显著为负；财务杠杆（Leve）、盈利能力（roe）的系数显著为正。此外，公司治理方面的控制变量——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公司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z）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

4结论

本文选取2003～201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初步考察了2006年版会计准则实施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与其它地区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1）实施该国际化会计准则导致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提高的幅度显著大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2）实施该会计准则对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人控股企业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人控股企业或国家控股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但导致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控股企业盈余管理程度上升的幅度显著大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人控股企业或国家控股企业。由此可以看出，结论（1）所述现象的发生，主要系由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控股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大幅上升所造成，而非源于其国家法人控股企业的结果。

作者:韦群陈金勇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