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财务管理会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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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去我国已经做了什么：回顾与反思

（一）中国管理会计的实践及其中国特色

1978年之前，中国实施计划经济体制。基于计划经济体制，国营企业只是国家行政附属机构，没有任何经营自主权。国营企业按国家下达的计划生产的是产品而不是商品。这些产品由国家统购包销，对国营企业而言，根本不存在（也不必要存在）市场问题。由于成本代表着效率，自然成为国家关注的重点。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国营企业特有的制度安排来看，中国管理会计的实践具有一些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些鲜明的“中国特色”表现在班组核算、经济活动分析、群众路线、生产技术财务计划和对外提供成本报表等方面。（1）班组核算。1951年下半年，中国东北地区一些工业企业开始推行车间成本核算，并认为“把成本工作推行到车间是成本工作显著前进一步的标志”（姜开齐，1951）。在车间成本核算的基础上，各行各业又大力推行班组核算（谢咸临，1952）。班组核算是企业的最基层即班组对其生产活动进行记录、计算、控制、分析与考核的一种核算方式，是企业推行经济责任制最扎实的基础。班组核算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责任会计，解决了西方责任会计某些难以解决的问题（胡玉明，2002）。以现在的“后见之明”，其缩小成本核算范围的思路具有当今流行的“作业成本法/作业管理”（Activity-basedCost-ing/Management，ABC/ABM）的“基本元素”。（2）经济活动分析。班组核算只能反映问题之所在，而要寻找问题之根源，必须借助于经济活动分析（胡玉明，2002）。中国最早开展班组核算的天津钢厂始终将班组核算与经济活动分析紧密结合起来（杜昂，1998）。只有将班组核算与经济活动分析相结合，才能达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目的。“班组核算”与“经济活动分析”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管理会计实践的两大法宝（胡玉明，2002）。中国国营企业50年代初期推行的“经济活动分析”已经突破了单纯运用财务指标的局限性，立足企业经济活动过程，采用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融合的多元化指标体系评价企业经营活动，具有平衡计分卡（Bal-ancedScorecard，BSC）的“元素”。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大冶钢厂推行的“五好”小指标竞赛（杜昂，1998）类似于平衡计分卡。可以说，中国国有企业推行的“经济活动分析”早已体现平衡计分卡的精髓。遗憾的是，现在中国绝大部分高等院校会计学专业课程体系的“企业经济活动分析”曾经因为“会计味道不纯”而被视为“不伦不类”的课程，并改为“企业财务分析”或“企业财务报表分析”。这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退步值得深思？（3）群众路线。企业的管理会计实践本来属于企业内部的事情，成本信息还涉及商业秘密，能够走“群众路线”，充分地集思广益，共谋降低成本之良策，则是基于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国营企业管理会计实践的特色。其中的典型例证就是鞍山钢铁公司将“群众路线”运用到企业管理会计实践上来，依靠班组核算，发动了群众，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可以说，群众路线在班组核算与经济活动分析中起着很大作用。企业的管理会计实践是一项综合性的管理系统工程，不仅要深入班组，而且必须渗透到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工作，必须与生产技术密切结合，走群众路线。中国国营企业过去实行的“群众路线”类似于西方国家的企业目前强调人性化管理以及正在实行的“员工参与制”和“授权管理”。但基于西方市场经济环境，独立主体的企业不可能如此广泛地实行管理会计实践的群众路线。西方国家的企业管理会计实践即使要实行群众路线也只能在一个企业内部，因而只是局部性的“群众路线”，根本不可能实施全国性的“群众路线”。只有基于中国国营企业制度安排，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实行管理会计实践的群众路线。（4）生产技术财务计划。基于计划经济体制，代表效率的成本指标非常重要，成本计划必不可少。因此，国营企业必须编制一个包罗一切经济活动的计划。这就是“生产技术财务计划”。就其基本体系而言，中国国营企业实行多年的“生产技术财务计划”与西方国家企业编制的“全面预算”一致（胡玉明，2002）。不过，中国国营企业是国家行政附属单位，由国家统一制定计划，并下达给各个企业，确定企业生产经营目标，然后据以制定企业的全面计划。由此，编制计划时强调的是以生产计划为中心，要求其他各项计划与生产计划相配合。而西方国家企业的“全面预算”则是根据“以销定产”的原则编制，生产预算建立在销售预算的基础上，并以销售预算为中心，综合平衡各项指标，而销售预算的编制又是以企业对市场需求的调查和预测为依据。同时，全面预算还特别重视生产经营活动对现金收支和财务状况的预期影响。而当时国营企业的现金收支统一由国家管理，国营企业的一切收入都上交国家，一切支出都由国家拨付，即实行所谓的“统收统支”制度。上述具体操作的差异源于企业面临的经济环境的差异。国家的“统购包销”取代了中国国营企业的市场调查和市场预测。实际上，国家解决了国营企业的市场问题。由此，国营企业并没有面临市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做了西方国家企业所要做的市场调查和市场预测工作。可以说，编制“生产技术财务计划”是中国国营企业管理会计实践的重要特色。（5）对外提供成本报表。基于计划经济体制，中国一直将管理会计制度纳入国家统一会计制度之中，要求编制成本计算表。国营企业对外报告的会计报表包括成本表（成本表又包括全部商品产品成本表、主要商品产品单位成本表、生产费用表、车间经费及企业管理费明细表），可以说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管理会计实践的一贯特色。这是因为那个时代中国的会计报表主要供上级使用，所有的企业都是国家的，以整个国家为核算主体，各个国营企业之间只是一种“兄弟”关系，无所谓成本保密，根本就谈不上“商业秘密”问题。成本信息只是服务于国家对各个国营企业的成本考核。国家对国营企业提出了成本降低额和成本降低率两个考核指标。这也颇具中国特色。基于计划经济体制，生产费用表具有其特殊意义。“这和西方国家只注重成本要素的情况不同”（杨时展，1998）。从体现增值额的角度看，中国当时的生产费用表与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增值表（Value-AddedStatement）具有某些相似之处。生产费用表与增值表的基本设计思路一致，都比较接近商品的价值构成（W=C+V+M）。生产费用表基本体现了生产过程的C+V，便于计算工业净产值和国民收入，而增值表体现了生产过程的V+M。当然，两者编制的目的与理论基础不同。回顾历史，中国国营企业管理会计实践所表现出来的上述特色，尽管产生于计划经济体制和国营企业特殊制度安排，从今天的眼光看，显然缺乏市场观念（其实，当时并不需要市场观念），但就企业内部管理会计（相当于西方管理会计的“执行会计”）而言，中国国营企业确实创造了一些足以令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实践经验。在这些理论与实践经验中，相当部分西方国家的企业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实行。在企业解决市场层面问题之后，中国国营企业过去的管理会计实践经验就可以发挥其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国营企业管理会计实践的特色或经验即使在今天也依然风采依旧，值得总结并发扬光大。中国人和中国企业最擅长的就是“学习”，都是“学习高手”。1978年之后，中国逐步实施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开始引进和推广“管理会计”这个概念，并将其运用于实践。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现了“实际成本核算，目标成本控制，责任成本管理”（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全面预算管理”（上海宝山钢铁集团公司）和“目标成本法”（邯郸钢铁集团公司）等“典型”案例。进入21世纪，即便是作业成本法/作业管理、经济附加值（EconomicValueAdded，EVA）和平衡计分卡等管理会计“新宠”在中国也有其运用的“典型”案例。总之，只要西方国家有什么管理会计理论或方法，中国企业就有什么管理会计实践。客观地说，中国从来就不缺乏管理会计实践的“典型”案例。然而，仔细思量1978年之后中国企业管理会计实践，一种忧伤之情却油然而生：与1978年之前中国企业管理会计实践相比，中国企业管理会计实践的“中国特色”何在？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管理会计实践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逐渐失去“自我”？1978年之前中国企业管理会计实践为何难以重现？不过，转而一想，又有些许的宽慰：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选择，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较为完善，我们必须继续向他们“学习”。我们越是强调市场经济体制也许就越没有中国特色。

（二）中国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及其困境

尽管与国际学术界相比，中国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水平较低，但是，以此否认或无视中国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就显得有失公允。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适应中国的改革开放形势，中国会计学界以极大的热情，对西方管理会计进行了大量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工作。具有代表性的是：已故厦门大学教授余绪缨先生在《中国经济问题》（1981年第1期、1982年第2期至1982年第6期）连续发表六篇论文介绍西方管理会计基本原理与方法，已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杨时展先生在《湖北财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至1984年第6期）连载其《管理会计通俗讲话》介绍西方管理会计基本原理与方法。与此同时，一批管理会计教材得以面世，最具代表性的教材当属：余绪缨先生编著的高等财经院校统编教材《管理会计》（1983年）、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天民先生编著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管理会计学》（1984年）。这两本教材当时都具有重要影响，对于中国引进西方管理会计基本原理与方法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两本教材以及后续其他教材和译著的纷纷出版，标志着中国已经基本完成管理会计的引进工作。随着管理会计的引进，中国会计学界开始讨论管理会计的对象、职能、目标、原则、方法、理论基础、理论框架、管理会计学科属性及其与相邻学科如财务管理的关系等理论与方法问题。尽管这些问题都存在众多争论，但是，中国各高等院校纷纷将《管理会计》作为会计学及其相关专业的专业课或选修课，由此又催生了大批《管理会计》教材。与此同时，以厦门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等高等院校开始招收“管理会计”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大批掌握管理会计基本原理与方法的专业人才进入了会计学界与企业界，对管理会计在中国的普及、推广与运用发挥着重要作用。纵观中国这三十余年来的管理会计发展历程，我们曾经“亦步亦趋”地跟踪、引进、消化和实践西方国家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始终没有完全摆脱“唐僧取经”式的理论研究。惭愧的是，我本人甚至也曾经加入了“唐僧取经”的历程，积极推演源于西方的作业成本法/作业管理和平衡计分卡等管理会计理念。客观地说，经过三十余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管理会计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总体而言，中国现有的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与国际会计学界相比，还显得非常薄弱，研究水平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较大，而且难以解决或指导中国管理会计实践。自从中国会计学会成立以来，就一直强调“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中国许多学者为此付出毕生心血。就管理会计而言，“管理会计”概念引入中国的同时，基于中国学者的“思维定势”和研究风格，马上就出现构建中国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尝试（余绪缨，1982；1984），试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李天民，1990；孟焰，1991；孟焰，2007），进而提出包括微观管理会计、宏观管理会计和国际管理会计三个组成部分的“广义管理会计”新概念（余绪缨，1992）。Ittner和Larcker（2001）试图以“价值管理”为基础整合并构建管理会计理论体系。胡玉明（2001；2011）试图以战略为导向，培植企业核心能力为目标，构建适合中国企业“管理情境”（ManagementContext）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毋庸置疑，管理会计依然处于发展之中，我们无法对其做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而且现有的任何理论体系或框架都是不完善的“初级产品”。这完全可以继续研究或商榷，但由此断言管理会计缺乏像财务会计那样有一套概念框架或理论体系，恐怕不妥当。其实，包括财务会计在内的许多学科也处于发展之中，其理论体系或概念框架也未必完善。回顾、梳理历史文献，本身就是一种自省。行文至此，作者自感惭愧。任何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的构建都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前仆后继”的不懈努力，方可“修成正果”。仅凭一人（即便数人）之力，如何构建中国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呢？每个学者也许只能根据自己的专长与学术兴趣在自己的“自留地”持续地“小题大做”并“精耕细作”，待时机成熟再由某个学术“大家”将众多学术成果“集大成”所谓理论与方法体系。理论应该“放之四海而皆准”，具有普适性，如何体现中国特色呢？有了中国特色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又如何具有普适性呢？人们总是说“会计是一种商业语言”，如果老是强调会计理论的中国特色，会计岂不就成了一种“方言”？不过，基于管理会计的特征，管理会计这种商业语言，还真有可能就是一种“方言”。总而言之，中国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正陷入“工具代替了思想”、“科研成果丰富，学术思想匮乏”的困境。

二、现在我国应该做什么：转变观念，积极行动

在中国，与财务会计相比，管理会计可谓“命运多舛”，“一路坎坷”。“管理会计”这门学科开始引入中国就有学者不断质疑或否定管理会计存在的必要性（杨纪琬等，1982；杨纪琬，1984；李心合，1995）。随着财政部颁布了《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并逐步开始在中国企业实施，中国会计学界质疑或否定管理会计存在必要性的“风声再起”（胡玉明，2011）。中国的管理会计就是在这种不断争论过程靠其“自身的魅力”而“半生不死”地“存活”下来。

（一）为何中国现在需要重视管理会计

三十多年前，余绪缨先生就曾经撰文论证“现代管理会计是一门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益的学科”并旗帜鲜明地认为管理会计“日趋完备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是现代化企业全面提高生产经营效益的锐利武器”（余绪缨，1983），而且还积极倡导中国企业重视并实施管理会计。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余绪缨先生的真知灼见并没有引起必要的关注，管理会计也没有引起当时的中国会计学界与实务界的足够重视。然而，时过境迁，“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管理会计却成为人们争相热议的话题。余绪缨先生等学者的“小众呼吁”居然成为“大众热议”。这多少有些“情理之中，预料之外”的感觉。现在中国重视管理会计可谓“迟到但还算及时”的举措。之所以出现如此的“现象”，固然与中国经济和企业所面临的环境有关，但更与管理会计自身的“魅力”即在企业经营过程所扮演的角色有关。就中国经济和企业所面临的环境而言，基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境，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放缓，中国经济必须升级转型，而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逐渐下降，低毛利率成为“新常态”，甚至成为“常态”。中国企业需要“精细化管理”、“降本增效”。管理会计是中国企业实施精细化管理的有效工具，也应对“新常态”的重要工具。就管理会计在企业经营过程所扮演的角色而言，管理会计既是“一门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益的学科”，又是一个有助于企业创造和分配价值的决策支持系统。管理会计与企业组织的战略制定、经营决策机制、预算与成本管理、绩效评价以及激励机制紧密联系，难以人为地将其割裂开来。上图描绘了管理会计在企业经营过程所扮演的角色。由图中可以看出，基于“环境——战略——行为——过程——结果”一体化的逻辑框架，管理会计贯穿企业经营过程的始终，企业的经营过程离不开管理会计。管理会计本身就是企业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管理会计自身的“魅力”。其实，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只是现代会计的“同源分流”。财务会计主要服务于经理人的所有者或投资者角色，计量和报告价值；而管理会计主要服务于经理人的经营者角色，创造并分配价值。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同源分流”体现了经理人的所有者或投资者与经营者双重角色的和谐统一。由此，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同源分流”在企业的经理人层面实现提供信息（即记账、算账、报账与查账）与运用信息（即用账）的一体化，“如何做会计”（HowtoDoAccounting）与“如何用会计”（HowtoUseAccounting）相融合，开创了会计学科的“新局面”。诚然，市场经济和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发展离不开以对外披露企业财务信息为主的财务会计。但是，市场经济和资本市场的繁荣，更需要以服务于企业管理为主的管理会计。毕竟，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市场经济和资本市场的繁荣与发展依赖于企业素质的提高。如此一来，资本市场需要计量和报告价值的财务会计，但企业本身更需要创造和分配价值的管理会计。因此，为了培植中国企业核心能力，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的升级转型，现在已经到了需要重视管理会计的时候。

（二）转变观念借助管理会计推进企业财务转型

俗话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管理会计的“东风”已经来了，而且有些“猛烈”。现在我们应该做什么？笔者素来认为“观念可以改变历史轨迹，观念也可以创造奇迹”。因此，当务之急，首先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转变观念。1.企业高层领导和会计从业人员必须转变观念。首先要转变观念群体不是会计从业人员，而是企业的高层领导。要接受培训的群体也首先是企业的高层领导。这是因为，与财务会计不同，管理会计不具有强制性，其实践运用与否以及实践运用程度如何，完全取决于企业的内在意愿与需求。现在财政部重视管理会计并将管理会计作为会计发展的重点，充其量只是一种外部的政策驱动。基于市场经济环境，市场竞争的外部压力转化为企业的内部动力，才是管理会计发展的持续推动力。管理会计主要服务于经营者即高层领导，高层领导才是企业管理会计的真正需求者。因此，只有企业高层领导转变观念，真正认同管理会计有助于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并持续创造价值，企业才能真正重视并有效地运用管理会计。否则，无论财政部如何重视管理会计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当然，会计从业人员也得转变观念。由于思维惯性，会计从业人员希望像财务会计那样，在企业运用管理会计。殊不知，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不同。通过学习和培训，可以做财务会计工作，但未必能够做管理会计工作。笔者觉得管理会计论著有点像“菜谱”，看得懂“菜谱”，不见得就能够做出“美味佳肴”。因此，会计从业人员必须具备权变思想并植入日常的管理会计工作，不能老指望出现类似于“财务会计三张报表式”的“固定”管理模式以便套用和模仿。更为重要的是，习惯于财务会计不能“无中生有”的“不做假账”道德操守的会计从业人员，还要转变心态，以管理会计的思维，理解、包容和支持企业“无中生有”的创新活动，重视企业的研发投入。2.企业财务转型。如何使管理会计真正在企业“落地生根”，还需要借助管理会计推进企业财务转型。如果企业高层领导和会计从业人员转变了观念，确实认同管理会计的作用，那么，企业财务必须相应转型。企业财务转型主要包括会计从业人员转型与财务职能转型两个方面。（1）会计从业人员转型。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会计从业人员多达1,60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会计从业人员主要从事财务会计工作。基于财务会计的基本特征，财务会计的记账、算账与报账都必须遵循规范化的“会计准则”，更多地体现“如何做会计”的层面，而基于管理会计的基本特征，管理会计只是为特定的信息使用者提供相关信息即所谓“相关信息适时地提供给相关的人（RightInformationisProvidedtotheRightPeopleattheRightTime）”，更多地体现“如何用会计”的层面。面对基于计算机网络的大数据时代，许多人或专业机构质疑或否定会计存在的必要性，甚至将会计职业列为“即将消失”的职业。对此，笔者认为会计从业人员“不必过虑，但也不能无忧”。之所以“不必过虑”，是因为基于计算机网络的大数据时代，数据的获取更为便捷，财务会计的记账、算账与报账等常规性工作可能为计算机所取代，企业对会计从业人员的需求量可能大为减少。但是，如何查账与用账等个性化工作则充满职业判断与商业智慧，难以为计算机所取代。况且，大数据本身未必有价值，只有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创造或挖掘出商机，将企业的大数据转化为制定战略与经营决策的依据，大数据才具有价值。目前流行的CMA（CertifiedManagementAccountant）即“注册管理会计师”未来也许改为CMA（ChiefManagerialAnalyst）即“首席管理分析师”更合适。擅长于数据分析的会计从业人员就是“首席管理分析师”的最佳人选。之所以“也不能无忧”，是因为从“如何做账”的财务会计转向“如何用账”的管理会计，要求会计从业人员理解商业模式和行业特征，必须具有“国际视野、战略思维和市场意识”，树立“环境——战略——行为——过程——结果”一体化的会计思维。这不仅需要会计从业人员转变观念，更需要会计从业人员拓宽知识面，能够将战略、会计与业务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对许多会计从业人员而言，这可能是一种严峻的挑战。现有的众多会计从业人员能否应对这种挑战，也许还真是一件值得“忧虑”的事情。过去，会计从业人员经常自嘲为“数豆者”（BeanCounter）并引以为豪。现在，“数豆者”在企业界也许包含更强烈的负面内涵。尤其是通用汽车公司前副总裁鲍勃·卢茨（BobLutz）出版的关于挽救通用汽车公司免于破产的著作，书名居然是《绩效致死：通用汽车的破产启示》（CarGuysVS.BeanCounters：TheBattlefortheSoulofAmericanBusiness）。会计从业人员被视为数字强迫症患者和斤斤计较的人已经够糟糕了，现在竟然被贴上扼杀美国商业灵魂这个恶魔标签。因此，顺应当今的经营环境，会计从业人员必须从原来的“数豆者”转向“种豆者”（BeanCultivator），乃至“选豆者”（BeanSelector），积极参与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从“如何做会计”转向“如何用会计”，“由技入道”地感悟会计数据的“灵性”，“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运用管理会计辅助企业制定战略并实施“精细化管理”，塑造企业核心能力，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上述，如果会计从业人员依然坚守“如何做会计”的财务会计领域和固有思维，其职业生涯堪忧。会计从业人员向“如何用会计”的管理会计领域转型才是其职业生存的必由之路。（2）财务职能转型。基于21世纪的经营环境，企业的财务职能同样必须相应转型。企业的财务职能要从现在的侧重于维护企业资产安全的“核算型”财务（扮演“数豆者”的角色）逐步过渡到侧重于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并持续创造价值的“价值型”财务（扮演“种豆者”的角色），最终转向侧重于辅助并参与企业战略制定与经营决策的“战略决策型”财务（扮演“选豆者”的角色，与企业首席执行官一起“挑选”好的“豆子”，成为首席执行官“有价值的商业伙伴”，与首席执行官讲同一种语言即持续创造价值）。如果管理会计在企业得以“落地生根”，那么，履行财务职能的财务部门的角色定位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必然会由现在的“成本中心”变为创造价值的“利润中心”，乃至“投资中心”。当然，如果企业高层领导和会计从业人员确实转变了观念，认同并践行管理会计的基本理念，那么，企业财务职能的转型也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三）中国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如何走出“困境”

当然，学术界同样需要转变观念。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基于中国管理情境的管理会计问题就是世界性的主题。因此，学术界应该尽快终结“模仿式研究”、“跟踪式研究”和“改进式研究”的“取经时代”，全面转入“原创性研究”的“造经时代”，树立“研究问题的本土化，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国际化”的理念，为国际会计学界提供彰显“中国特色”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使中国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成果融入世界知识主流。那么，管理会计的“中国特色”体现在何方？与财务会计不同，管理会计具有技术（Technical）、组织（Organizational）、行为（Behavioral）和情境（Contextual）等四个维度。这四个维度都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征，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制度与文化背景。这就是管理会计的“中国特色”。尽管理论具有普适性，但是，说不定中国企业的管理情境可以修正、否定原来的某些理论甚至创造出新的理论。这样，我们的研究成果就既彰显“中国特色”，又融入世界知识主流。此外，中国特有的经济体制决定了国有企业在中国的主导地位，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政府部门在中国的特殊运作方式。因此，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中国特色”说不定就在国有企业与政府部门的管理会计。中国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也许应该更为关注国有企业与政府部门的管理会计。

三、未来我国可能做什么：一些遐想

笔者认为，21世纪是一个“没有会计的会计时代”或者“只看到教会计的人，而看不到做会计的人”。之所以说21世纪是一个“会计时代”，是因为“会计是一种商业语言”。“在商言商”，任何商业行为都必须奠基于会计这种商业语言。而之所以说21世纪是一个“没有会计”的时代，则是因为会计这种商业语言已经渗透到商业社会的各个层面，经理人都是会计师，但又都不是会计师。没有经理人专门做会计，但又都离不开会计。与此同时，基于21世纪“事事强调战略定位，时时强调战略定位”的管理情境，笔者认为“任何伟大战略的实施都离不开财务资源的支持，任何战略之所以伟大就在于最终能够创造财务资源”，“万涓之水，终究汇流成河（财务资源）”。基于现代企业（公司）制度与资本市场的框架，“契约的实质就是信息”，“会计信息是社会财富分配或利益转移的基础”。因此，先进的技术能否实现其商业价值，不取决于技术本身，而取决于运用技术的战略与商业模式。如此一来，熟悉商业模式且擅长数据分析的管理会计师将是企业首席执行官的最佳人选并主宰商界。以前谈及国际化，其主线总是如何学习西方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洋为中用”。未来，我们需要管理会计的学术界与实务界更紧密的合作，努力把最有代表性、最能够彰显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经验提炼出来，通过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发表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融入世界知识主流，创建彰显中国特色又融入世界知识主流的“管理会计理论学派”。有鉴于此，我有一个梦想：一流企业需要一流的管理会计师，再过二三十年，让美国人到中国学习管理会计。作为“管理会计战线老兵”，我期待这个梦想的实现！

作者：胡玉明单位：暨南大学管理会计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