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炎培对当今职业教育的启示

导语：论黄炎培对当今职业教育的启示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黄炎培先生是中国近现代杰出的教育家和职业教育奠基人。他一生身体力行，不断进行研究试验。经长期实践与思考，形成了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特别是他提出的“大职业教育主义”理论，为职业教育开启了密切联系经济社会的广阔思路，为解决中国职业教育与实际脱节、就业难等问题做出了突出贡献。对当今我国职业教育面向社会自主办学，争取公平地位，坚持“做学合一”，由数量向质量转变，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与形成历程

黄炎培出自书香门第，自小接受“仁民爱物”的思想。1901年考入南洋公学，师从蔡元培先生，深受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思想影响。1902年返回家乡川沙(今上海浦东)创办小学，义务任教［1］。1906年黄炎培筹办浦东中学，且被聘为校长，主张改革学用脱节的问题。1913年后，帝国列强忙于一战，暂时放松了对东方的掠夺，中国民族工业有了短暂发展，黄炎培到国内外进行教育、经济和民俗考察，著成多篇考察报告。1915年，黄炎培以中国实业团随行记者身份，到美国进行访问，对美国25座城市的各类学校进行考察，并与美国工商界、教育界人士广泛交流。经了解发现:美国教育经费充足，校舍宽敞，配有游泳池、健身房、大会堂、附设工厂，职业教育与地域相结合，学生可以近距离到社会锻炼并参加工作。回国后，黄炎培写成《旅美随笔》并公开发表。他指出，美国各州教育虽然有所不同，但都重视实用教育，忽略形式主义华而不实的教育。《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在《新大陆之教育》正式发表。1917年1月，黄炎培再次出访，考察日本、菲律宾、朝鲜等国的教育。国内外的见闻使他看到了东西方教育存在的巨大差距。他认为，当代中国最重要、最困难的是国民生计问题。为使饿殍载途、强盗充斥的局面彻底改观，就要将普通教育彻底改良为职业教育［2］。1917年5月6日，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启超等48位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倡导“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开创了我国近代职业教育之先河。黄炎培在成立大会上指出，“方今吾国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莫生计若。而求根本上解决此问题，舍沟通教育与职业，无所为计”［3］。“以我八九年的经验，很想武断地提出三句话，就是:(一)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二)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三)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他还强调“办职业学校最大的难关，就是学生出路。无论学校办得多么好，要是第一班毕业生没有出路，以后招生就困难了。万一第二班再没有出路，从此没有人上门了。怎样才使学生有出路呢?”他认为“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的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内部工作的努力不用说了，对外还须有最高的热诚，参与一切;有最大的度量，容纳一切。其实岂但职业教育，什么教育都该这样，也许什么事业都该这样。这样的职业教育方针称他什么呢?大胆地称他‘大职业教育主义’”。［1］黄炎培突破了就教育论教育的局限，摆正了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职业教育社会化的命题，标志着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理论的建立。

二、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理论的要点

纵观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理论的提出及其多年举办职业教育的实践与成效，可将其理论要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职业教育办学社会化在国家动乱、工业萧条、农业不好的残酷现实背景下，黄炎培意识到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社会突出问题若未得以解决，其他事物便可能受影响。办职业教育不只是职业学校自身的事，需要企业、政府等多方面的关心和支持［4］。“国家政治清明，社会组织完备，经济制度稳固，尤之人身元气浑然，脉络贯通，百体从令，什么事业都会好。反是，什么事业都不会好”［1］。黄炎培认为职业学校最要紧的一点，譬如人身中的灵魂，得之则生，弗得则死，是什么东西呢?从其本质说来，就是社会性，从其作用说来，就是社会化。“职业教育机关唯一的生命是什么?就是社会化。着重社会需要”。因此，“办理职业教育，并须注意时代趋势与应走之途径。社会需要某种人才，即办某种学校。社会是整个的，不和别部分联络，这部分休想办得好;别部分没有办好，这部分很难办的”［5］。(二)职业教育课程要面向社会需要黄炎培认为，相比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与社会生活有更紧密的联系，更严格地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黄炎培认为办职业学校第一个问题就是上什么课。职业学校不以实际需要，单凭学者的理想来规定课程，还不如不规定。职业教育的原则，着重在社会需要”［1］。他强调“要看职业界需要定什么课程，用什么教材，要问问职业界的意见”［6］。因此，“职业教育课程设置要面向社会需要，完全须根据那时候当地的状况”［7］。黄炎培指出，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教材选编、培养规格、课程设置、教学训练、招生规模等都要考虑社会的需要。在详细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力求因地制宜，试验之后取得经验逐步推广，使之适应社会要求。(三)职业学校要主动与职业界联络黄炎培提出，“只从职业学校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8］，因为“职业学校和以外各教育机关之间‘界是分不来的’，不要说师范教育、医学教育等等都是广义的职业教育，就是大学、中学和职业教育何尝没有一部分关系?界限越分越严，不互助，不合作，单讲职业教育是不行的”。同时，“只从教育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9］，因为“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沟通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社会的运动”［4］。所以，“职业教育也不能闭门造车，必须积极与外界相联系，时刻洞悉社会的需求，使培养的人才适应社会的发展……有时聘请教员，还要利用职业界的人才……校长除了要有热诚、学力、德行和经验外，还要加上一件，就是社会活动力……职业学校校长资格所最不相宜的，怕就是富有孤独性的书呆子。学校应定期邀集实业界、教育界专家，征询社会各界对学生、学校的要求，以期不断改进”［1］。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的提出与传播，使其职业教育思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黄炎培三十多年教育实践的结晶，也是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理论的基石。

三、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实践与成效

1918年，黄炎培经多方奔走，筹集了六七万元开办费，在上海陆家浜建成面向下层劳动大众和失业失学青年的中华职业学校，将“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手脑并用，敬业乐群”定为校训。学校开设了木工、铁工、珐琅、钮扣四门课程，附设木工、铁工、珐琅、钮扣四个工厂。黄炎培认为，学校附设工厂有两大优势，一是供学生实习，二是制造产品出售，弥补学校经费和抵制外货［1］。中华职业学校因学以致用、收费低廉而声誉鹊起。华罗庚、、江竹筠等都曾在该校就读。上海中华职教社创办了《教育与职业》杂志，成立职业指导所，开展职业咨询、职业调查、职业讲演、升学指导、职业介绍等活动。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将办学重心转移到职业教育，使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得到了应有的重视。1921年，黄炎培倡议成立农业教育研究会，号召专家学者把注意力投向农村教育。几年内农村职业教育颇有成效。虽然黄炎培等“尽心力而为之”，但由于“贵劳心、贱劳力”传统观念深重，加上帝国主义侵略，北洋军阀直至政府打压，民族工业萧条，职业教育经费匮乏，致使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困难。黄炎培意识到:社会是整体的。国家战乱，教育当然不发达;社会经济困难，一般教育不发达，职业教育当然也不会发达。此后，黄炎培逐渐摆脱教育救国论的束缚，开始将职业教育向人民靠扰。

四、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对当今职业教育的启示

(一)支持职业教育面向社会自主办学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认为，职业教育办学要“一切着重在社会需要”。目前，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了“十三五”，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如今许多国家级前沿性新机构、新项目、新设施，如雨后春笋般确立，职业教育更应发挥聚集和辐射作用，灵敏地感应经济社会发展动态和趋势，把握经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面向社会自主办学，源源不断地为社会输送大批高质量的创新型的技术技能型应用人才。目前，职业院校开门办学、合作办学，普遍遇到学校热、企业冷的尴尬局面。有的行业企业办学职能与市场化人才录用机制不协调，有的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合理回报难以实现，其深层原因在于体制机制不够完善。研究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理论的精髓，深化当今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改革，构建完善的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制度，就要实施工学结合，从不同层次推进校企合作，构建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实践型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力求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协调丰富的社会资源，实现“校企合作、校校合作，实验设备和科研基地共享”，依据学校特色，适合个性和社会需求灵活多样地设置专业，建立一套新时代课程和职业训练机构，培养“完善个体人格”。(二)摒弃“贵劳心、贱劳力”的观念，赋予职业教育公平地位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理论是受蔡元培、杜威等国内外职业教育思想家的影响而逐渐萌生、形成的，其思想基础是平民教育。在他积极宣传和办学实践的推动下，教育从神圣殿堂回归到世俗社会。然而直至现在，我国职业教育仍面临一些不公平待遇，如“低投资、高收费”的职业教育财政政策、“先本后专”的高教招生制度、“先普后职”的高中阶段招生制度、“重学历、轻能力”的招工录用制度、“重学术、轻实践”的师资评价制度等，都显示着职业教育诸方面的弱势地位。从深层看，这些制度都受到了“贵劳心、贱劳力”“重学历、轻能力”“重精英、轻实用”的传统观念影响。当然，适当的制度可以逐步改变人的观念。深入研究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这一中西结合的职业教育理论精髓，调整相关制度，有待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三)坚持“做学合一”，实现数量向质量转变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理论曾对我国近代职业教育规模扩展，增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沟通，发挥职业教育就业、升学双向功能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今仍对我国职业教育保持合理规模、稳定教育结构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21世纪以来，经过近十几年的快速发展，我国职业教育已经具备了相当大的规模。2015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有1．12万所，在校学生有1656．70万23人，占高中阶段在校学生总数的41．0%;全国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在校生有1048万，占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的41．2%［10］。全国中、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分别占同学段在校生的四成，职业教育正在源源不断地为国家输送大批合格的应用型人才。为了实现培养更多具有较高技能、较好文化基础和较强技术创新能力，深受社会欢迎的人才的目标，职业学校就要在专业设置、教材选编、教学训练、招生规模等方面深入进行社会调查，了解人才需求，实现动态发展;坚持产教结合、做学合一、知识技能并重，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转变;培养造就大批“双师型”教师队伍。有理由相信，黄炎培创建的“大职业教育主义”，必将能助推当今我国职业教育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作者:张彤 单位:天津商务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