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体系建立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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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行政权力过度

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职业教育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高等职业教育的主体是少数地方性大学。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为适应技术水平提升的要求，大力发展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事业，1994年教育部提出了“三改一补”①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方针，使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1998年教育部又提出了“三多一改”②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政策，高等职业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大。1999年1月，教育部、国家计委联合出台了关于印发《试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教育的实施意见》，其中又提出了“三不一主”政策③。2000年，教育部又把设立高职院校的审批权下放到省级人民政府。之后又出现了高职学制三年改两年、一年实践期、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由“产学研结合”变为“产学结合”等新的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对此稍作分析即可发现，在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外显目标下，实质上蕴含着隐性的“限制性”甚至“歧视性”因素。比如“三改一补”政策中，“三改”的三类学校都是中国高教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地位低、影响小、条件差，将其改办成高职必然造成先天不足和后天营养不良的必然后果，不能完全承载新型高等职业教育持续、健康、科学发展的重任。“三不一主”政策更是表现出政策价值取向与目的的背离，让新生的高等职业教育承担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先导责任，其结果应该可想而知。

本科生每年3000～4000元左右的学费，高职生承担的学费竟高出其1.5～2倍以上。三年学制改为两年学制也是在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和改革实验的情况下就予以实施的一项政策，等等。这些看似鼓励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既缺乏对高等职业教育规律的尊重，又弱化了市场的调节作用，剥夺了社会积极有效参与的途径，是典型的政府行政权力过度，阻碍了高等职业教育的科学发展。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广大高等职业教育实践工作者，以其崇高的责任感和高度的事业心，仍然开创了一片高等职业教育的新天地，办出了特色，创立了品牌，服务了社会。但是，随着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依靠信念和热情推动发展的效果必然逐步减弱，高等职业教育的深入发展必然需要科学的理论支撑和理性、科学的管理。用行政思维举办高职，必然造成高职价值的失落、特色的丧失和水平的低劣。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自然应该遵循现代大学制度，应由政府、大学、社会机构和个人等相关利益者组成的多元主体，分别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参与大学治理。政府应通过财政拨款、政策导向等宏观管理手段监控大学的发展方向和质量。而大学应通过自主决定自身的发展定位、发展特色、发展方式，通过人才培养的规格和质量来协调各相关利益主体（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谋求自身的发展。因此，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尊重职业教育规律，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与学校、学生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不同主体在不同领域的作用。

二、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

社会本位是以社会需要为导向的一种价值取向，个人本位是以满足个人需要为导向的一种价值取向。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实践活动，按其功能可以分为个体功能和社会功能。个体功能是指按照人的身心发展特点与规律设计教育教学过程，满足人的身心发展需要的功能；社会功能是指通过培养适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满足外部需要的功能。从本质上看，教育的“社会功能”的发挥必须以“个体功能”的发挥为基础，“个体功能”是实现“社会功能”的手段。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遵循教育的一般规律，同样具有个体功能与社会功能。但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程来看，明显存在着重社会功能、轻个体功能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要的法规、文件等对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表述就是明证。比如《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几乎都是从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推进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就业再就业、把我国巨大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提升我国综合国力、构建和谐社会等外部需要的角度来论述职业教育功能的，没有把人的个体功能放在应有的位置，表现出典型的“社会本位”特征。

职业教育不仅要关注一个人的生存，更要关注一个人的身心发展，这是对一个人的自由、尊严及生命价值的尊重与呵护；职业教育不能技能至上只关注当前的就业，更要关注人的长远发展需要以及高层次自我实现的需求；职业教育不仅要为每个人提供当前就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与素质，更要为每个人未来全面、自由和充分发展创造条件。因此，职业教育必须纠正过去在价值取向上的偏差，把“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统合、协调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凸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现代”特征———没有人的职业教育不是真正的职业教育，更谈不上现代职业教育。促进人的发展是职业教育的第一价值。

三、职业教育类型观的缺失

历史的发展和变迁实质上依赖于两种活动，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前者是把客观规律转化为科学原理，其活动属于“科学”的范畴，从事这种职业的人才称为学术型人才，由普通学术教育来培养；后者是把科学原理应用于社会实践，其活动属于“技术”的范畴，从事这种职业的人才称为应用型人才，主要由职业教育来造就。虽然由于科学技术的高移以及不断的分化和综合，旧的职业岗位不断消失，新的职业岗位不断出现，且岗位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与教育世界的对应关系也不再那么清晰，但是这种划分仍然从总体上大致反映了教育世界和职业世界的对应关系。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二者是类型之异，绝非层次之别。但由于普通教育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具有科学基础和学术逻辑的教育层次结构和完善的知识体系，探索出了学术型人才的成长规律和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而具有技术基础和技术技能逻辑的职业教育层次体系尤其是知识体系严重欠缺，尚未掌握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成长规律，也没有形成具有自身独特性、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和模式，使得当前职业教育的知识并非来自于技术人才的成长规律，而是在借鉴普通教育知识结构的基础上，根据岗位需要进行的加减。没有弄清楚哪些技能是迁移性最强的技能、哪些知识可以培养这些技能、用什么方法可以有效地传递这些知识、技能如何高效地形成，等等。在如何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方面缺少高超的“独门绝技”，不能显示自身应有的“不可替代性”。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职业教育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类型观”就难以确立。职业教育类型观的缺失使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失去了理论基础和逻辑支撑。其实，普通教育的知识体系、人才培养模式也是经过长期、反复的改革与调整才逐步完善的，科学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也必须经过相当长时期、若干次的反复才能形成。因此，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以技术规律为理论基础，努力探索技术、技能的形成规律和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成长规律，并据此形成具有自身本质特点的概念体系、知识体系、方法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使职业教育成为一个区别于其他教育类型、具有自身理论体系和权威话语权、具有不可替代性特征的独立的教育类型，从而为建立初、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和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职业教育的“规模情结”

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一直存在着非常强烈的“规模情结”。笔者认为，“普职比大体相当”既是成就我国职业教育事业的法宝之一，同时又是我国职业教育难以改善自身形象、增强吸引力的根源之一。这并非指我国的职业教育规模超越了需求，也并非“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标准不科学，而是作为职业教育发展策略的选择有悖市场规律。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服务，具有明显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即具有“商品性”特征。所以职业教育的发展在遵循职业教育规律的基础上，必须遵循市场规律。但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供应模式不符合市场规律。供求理论认为，商品的供求关系与价格变动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必然联系，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必然上涨；反之亦然。与此同时，根据价值规律可知，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会偏离价值，价格将上涨到价值之上。反观我国除义务教育之外所有的教育类型和层次，如普通高中、本科、硕士、博士阶段教育，都是在内在需求拉动下发展起来的，是需求拉动型发展模式，很多情况下甚至是政策限制其发展。即使学前教育、短期职业培训、成人教育、函授等非正规教育，也是在有需求的情况下才发展起来的。只有职业教育是在尚未完全做好观念、理论、实践准备的情况下，由政府强制大规模发展起来的，难免问题多、困难大、质量不尽如人意。而且，在资源既定的情况下，规模与质量必然是一对矛盾。规模越大，人均占有的资源量越少，教育的质量相对就会下降。正如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所说：“我的学校如果在人数和面积上都扩大一倍的话，我们的教育质量可能要倒退到20年前。”加上我国的职业教育缺乏退出机制，对于办学条件、办学质量没有严格的标准，导致部分学校是在不达标的情况下超负荷运行。在只强调规模而无淘汰的情况下，职业教育质量必然难以保证。尤其是在当前狭隘的教育评价观的影响下，职业教育质量问题尤为突出，成为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问题。规模的扩张影响着质量的提升，不仅影响了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识，而且制约了人们对职业教育的需求。近几年我国职业教育虽然进入了内涵发展阶段，职业教育教学质量受到重视与关注，但职业教育的规模情结依然存在。正是这种规模情结，使中等职业学校出现了多重学籍现象、农村职业教育“数字教育”现象以及职业教育无门槛入学现象等，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职业教育的歧视。未来我国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去除这种“规模情结”。

五、技术文化的式微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既是人类繁衍生命、创造财富的物质文明史，更是人类文化积累、文明传承的精神文明史。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繁荣发展的源动力，也是一切事物发展繁荣的根基。前面我们谈到，在教育世界与职业世界的对应关系中，学术教育对应的是科学领域，职业教育对应的是技术世界。但在我国传统的文化积淀中，“重学轻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现象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技术技能被称为“雕虫小技”，因此学术教育倍受青睐，职业教育遭受歧视。我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曾经拥有值得自豪并让世界惊叹的精湛技术和高超技艺。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反而日益式微。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事业之所以举步维艰，其关键就在于缺乏对“技术”的尊重，缺乏对“技术规律”的探索，更关键的是缺乏对“技术文化”的弘扬。而西方国家则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发达的技术文化和工业文化。通过随处可见的展现技术文化、劳动文化的各种博物馆，在全社会弘扬技术文化和技术文明。其实，看看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我们就可以知道，技术的作用日益突出，科学愈来愈离不开技术的支撑。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成为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标志。但是，在倡导提升技术地位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注意另一个问题，技术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又容易使人被抽象化、被工具化，即技术的“异化”。因此，发展职业教育不仅需要提升技术的地位，将技术作为职业教育的理论基础，将技术文化作为发展职业教育的社会基础，而且更需要将“技术人文”作为发展职业教育的内在支撑。

只有这样，才能为职业教育发展创造良好的文化认同和社会环境，从根本上消除鄙薄职业教育的文化观念。决定事物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器物层、制度层和观念层三个方面。其中器物是基础，制度是保障，观念是先导。如果没有观念的引领，就不会有制度层建设和器物层的完善；如果没有制度的保障，再好的观念也无法落实，再好的器物也空无一用。观念直接影响着制度建设的方向与路径，影响着器物层的建设进程，而文化则是影响观念的巨大的无形之网。因此，要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确立现代的文化观：一是要加强技术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弱化精英文化的传统定位；二是要加强技术和技术文化、技术人文研究，形成民族共同的技术文化心理；三是要加强技术文化的制度建设，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就业制度和劳动制度；四是要加强技术文化的观念转变，使劳动者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形成进取向上的职业精神。我们相信，当职业教育的理论基础“技术化”之时，便是职业教育“职业化”之日；当技术文化深入人心之时，便是职业教育吸引力增强之日；当技术“人文化”之时，便是职业教育科学、健康发展之日。

上述几个问题，从表面上看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相距甚远，但实质上都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程度影响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的科学性，影响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实现的速度和水平。

作者：张社字单位：河南科技学院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