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职业补习教育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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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补习教育的尴尬：理论上重要，现实中低微

近代中国人接触职业补习教育主要是从甲午战后考察日本实业教育开始的，职业补习教育面向在职者，便利灵活，费省效速，颇受国人好评。如缪荃孙认为，“工业补习学校专课贫民之治工业而不能就学者，昼间作工，夜间入校补习工艺，其法颇善”[1]。

很多人认为，中国也应仿效日本，实施推广职业补习教育，“集各店铺习业学生每夜补点钟，其失业者，但有实保人保送，亦许入班补习，凡修身习字读书学算薄记信件，均列学科，以修身为重要，处处参入，各科轮夜补习，使习业生大受裨益，使失业人均有转机”[2]。《奏定实业学堂通则》也明确规定，实业补习普通学堂、艺徒学堂“尤足使广众人民均有可执之业，虽薄技粗工亦使略具科学之知识，所以厚民生而增国力，为益民非浅鲜。各处中小学堂内可便宜附设，增筹经费无几，各省务宜及时兴办”[3]。

职业补习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在办学实践中却没有获得与其价值相匹配的地位。据1914年教育部行政纪要乙编记载，民国成立以前，实业补习普通学堂，“仅存其名，未见其实”[4]。民国学者杨卫玉亦表示，“终有清代，实业补习学堂的设立，未之多闻”[5]。

民国职业补习教育延续了清末实业补习教育的尴尬与低微。“职业补习教育在我国学制上虽已占有相当之地位，但通常的观念都是把六年小学，六年中学，四年大学当作‘正统的教育’；而以补习教育为无足轻重的一个偏枝。”[6]在职业教育中，人们多认职业学校为正宗，而忽视职业补习教育。“职业补习教育，原属职业教育的一部。但在我国一般人的见解，总认为职业学校是职业教育的正宗，而对于职业补习教育，仍多视为无足轻重。在墨守旧法，不知改进的工商业者，习用徒弟制度已久，多不把自家店厂内的小职员及徒弟，送到补习学校去读书习艺，这也是事实。因此在办理职业教育的人，逐以为社会既不需要，亦就顺其自然不加推动了。”[7]在这种思想观念指导下，“各省市中能够积极地在进行的很少，同时就是能有相当的设置，也多徒具虚名，不能使受教育者克受职业补习的实效”[8]。

二、职业补习教育迎来契机：正规职业学校教育无法满足抗日战争对人才的急剧需求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战争的深入与社会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社会对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经过日本帝国主义侵战后的沿海省份，我国的民族产业又一度萌长起来，比肩而行进的是政治、军事以及其他方面的调整，造成了需要大量工作干部的结果，这种需要是急剧的，战时性的，又由于过去人事两者配合的无计划性，这需要特别显得凸出”[9]。

这种因战争导致的急剧的战时性人才需求，仅恃职业学校无法得到有效的满足，一则职业学校人才培养周期长，在量上无法满足战时对人才的大批量需求，二则职业学校教学划一，形式呆板，很难适应战时对人才多样化的灵活要求，“为供应这种需要，正规的学校教育几乎无能为力，在这一点上暴露出无可讳饰的缺陷”[10]。而职业补习教育设科根据需要、教材根据实况、修业期限可长可短、教学利用空闲时间，其办学特点十分适合战时训练大量职业技术人才的迫切需要。同时，因战事及经济关系，失学失业的流亡青年日益增多，他们“因为战争而休学失业，得不到继续入学的机会，或者踏入社会，自己感觉到所学的不足，所见的有限，更有的觉得知识的广泛，不如专门，因此促进了补习教育的重要性，尤其偏在基本知识的补充与技能训练”[11]。在这种变化迅速而又复杂的形势下，一般知识分子也慢慢了解到“徒恃学校式的教育，划时期的教育，定型的教育，不够应付生活的环境和需要，于是承认补习教育问题的重要了”“，除了广泛的大量的推广职补教以外，没有其他更好更快的办法”[12]。“良以战后种种，一改旧观，不论求学求业，有赖于补习教育之帮助推进者甚多，而社会各方对之期望亦甚殷，是以，迩来蓬勃进展，大有一日千里之势”[13]。“几与正式职校教育成分庭抗礼之象。”[14]“即以上海一隅而论，与青年特别有关的职业补习教育的发达已经超过了战前很多。”[15]

与民间认识一致，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亦十分注意倡导推广职业补习教育。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代会制订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指出，要“尽量推行职业补习教育，使各级干部人员均有充分之供给，俾生产机构早日完成”[16]。当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教育部一方面制订颁布促进职业补习教育的文件条令，如《公私营工厂矿场农场推行职业补习教育并利用设备供给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办法纲要》（1941）、《职业教育设施中急须注意各点》（1942），还积极实施推广职业补习教育。1938年，教育部指定职业学校，依其设备人才情形，举办土木、测量、驾驶、机械、电讯、电焊、染织、毛织、印刷、制革、蚕桑、合作事业指导、农产制造、畜牧、制糖、护士、助产、会计等各类训练班，招收初高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程度者，予以三个月至一年的专门训练，以适应抗战建国之需要。当年办了8个班，1939年又增至35个班，迄抗战胜利，始逐渐结束[17]。1942年春，教育部又指定陪都及附近国立教育机关18所，饬于暑期间一律附设补习学校，教育期间为8星期，各由部补助经费4000元。民间对职业补习教育的重新审视与教育部对职业补习教育的大力督促与推行，为职业补习教育展现自身价值、获得正名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三、职业补习教育正名：《补习学校法》颁布

抗战爆发后，补习教育日益凸显的重要性与补习教育的低微地位形成强烈反差，而原有的规章条令有限，且内容简略，不足以有效推进战后补习教育的健康发展。同时，补习教育办学过程中探索出的经验与涌现出的诸多新老问题，也亟待政府出台新的制度规章予以总结与规范。在这种背景下，1941年起，教育部订颁《补习学校规程》，与1933年所颁之《职业补习学校规程》并行，前者适应于一般性质之补习学校，后者适用于职业补习学校。1943年7月，教育部将上两项规程合并，改订为《补习学校规程》。《补习学校规程》把补习学校分成初、中、高三级，顺应了补习教育办学实践的发展形势，补习教育也因此在国家法规层面形成了一个与正统教育并行的独立体系，这有助于补习教育社会地位的提高与推广。

《补习学校规程》规定，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对补习学校毕业生予以资格证明，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传统精英教育模式下，正规学历教育是社会选择人才与青年求学的首选，补习教育因没有正规学历教育证明，很多单位不予以认可，从而极大限制了求学者接受补习教育的积极性。在此问题上，中华职教社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感触极深，“虽入补习学校补习，其成绩特别优良，亦并无资格可言，此均足阻青年上进之志。现本校证书，虽为邮务海关所认可，且多录取者，但其他方面尚未承认，来学者多以此为问”[18]，《补习学校规程》的这一规定，意味着补习教育与正规教育在法律上具有同等地位。“此种规定，实开教育制度上未有之先例，而为今日教育上之一大改革。”[19]

《补习学校规程》出台后，教育部除一面予以公布施行外，一面再呈送行政院备案。行政院以其中关系资格一点，牵涉学制，令将该规程改称为《补习学校法》，以便取得法律根据。教育部奉令后，再予修订，拟定《补习学校法草案》，送呈行政院转送立法院审议，1944年9月获通过，同年10月7日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补习学校法》规定，补习学校是与正式学校并行之一种教育机构，其任务在辅助正规教育之不足，其颁布标志着补习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此不仅为补习教育上之一大措施，亦我国教育制度上之一大改革也”[20]。

《补习学校法》在秉承《补习学校规程》基本宗旨基础上，对补习教育与正规教育的沟通融合作了进一步推进，如第7条指出，“补习学校学生修毕与同级正式学校相当年级之主要科目，经试验及格者，待以同等学力投考正式学校程度相衔接之班级，其已在各级补习学校修业完毕试验及格者，并得以同等学力投考与原补习学校程度相衔接之正式学校”[21]。这一规定打通了职业补习学校与正式职业学校交流沟通的立交桥，迎合学者升学需要，进一步拓宽了职业补习教育的办学空间。职业补习教育师资建设的一大难点是教师兼任问题。由于补习学校教师多系社会兼任，他们多存有“职余兼差”的心理，不利于教学的稳定与提高，因此，要求补校教师专任的呼声日益强烈，《补习学校法》吸纳了社会的呼声，在第11条指出，“补习学校教员由校长或主任聘请合格人员充任，以专任为原则，职员由校长或主任任用”[22]。

补习学校教师建设面临的另一难题是待遇过低，“一般人是很不愿意为了这少数的待遇，而拖着疲乏的身体，甚至要常常摒除私人应酬或接洽的事情，更来辛劳的”[23]。在明确补习学校教师专任原则的同时，《补习学校规则》规定，补习学校教师资格、待遇与正式学校同等对待，如第35条规定，“补习学校校长（或主任）及教员须分别具备同级正式学校校长及教员之资格，其待遇标准亦分别适用同级正式学校之待遇办法”[24]。这些规定为职业补习教育师资提供了明确有力的支持。

四、职业补习教育正规化评价

职业补习教育的正规化是对职业补习教育重要性日益凸现的有力回应，有助于提高职业补习教育的社会地位，纠正人们偏颇甚至错误的思想认识。职业补习教育的正规化，则既是对职业补习教育办学实践趋向的总结，也是职业补习教育在中国社会特有的传统与环境作用下一种必然发展的结果。

就职业补习教育办学实践趋向而言，由于国家没有明确专用教材与课程标准，相关专家也很少就补习教育编制普遍适用之教材，因此很多补习学校在教学过程中多借用普通学校与职业学校的教科书及其课程纲要进行教学，且补习学校多借用正规学校师资设备，这就使得补习教育在有形与无形之中都深深镶嵌着正规学校教育的印记，从而为职业补习教育在中国最终走向正规化埋下伏笔。各类教育相互沟通融和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职业补习教育也不例外。职业补习教育与正规学校沟通衔接能有效拓展职业补习教育的办学空间，这是职业补习教育逻辑发展之必然，也是现实社会需要之必须，两者的沟通衔接就使得双方在课程体系与教育教学目标上必须达成一致，衔接的过程也是一个趋同的过程，在正式学校雄厚丰富资源的作用下，职业补习教育走向正规化也是一种必然。

职业补习教育正规化也是其在中国特有的文化环境作用下的一种产物。崇尚正统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与正途科举取士制度相互交织在一起，职业补习教育在引进之初，就是以一种非正式的、旁系的地位而存在的，这种角色定位很难为传统中国主流社会所认可，遂因此亦很难为社会所看重。在办学实践中，为争得社会认可，提高身份地位，很多职业补习学校多以模仿正规学校为荣，“有人在补校的实施上，竭力‘模仿’正规学校，希望补校也能挨进正式学校的环境中去，取得同样的法律地位”[25]。

职业补习教育是对传统学徒制度的一种变革，其发展趋向与学徒制的演变状况亦极有关联。近代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学徒制的主体地位从来就没有真正动摇过。职业补习教育的施教对象也从来都没有以学徒作为主体。职业补习学校学生起初多是徘徊于学校与社会之间无力升学的青少年，后来逐渐转向公司机构的中下级职员。因此，中国的职业补习教育与学徒制的发展之间没有建立起一种密切的互动关系，其办学目标在实际运行上没有真正深入到社会底层的工徒与农民，而是在尚沉浸于传统精英教育迷梦下的学生与职员阶层上。这使得职业补习教育的发展扩大失去宽厚的基础，从而陷入狭窄的办学境地，以致于最终不得不走向正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