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业教育社的早期理论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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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有关职业教育的理论几乎是一片空白，不仅广大的民众对职业教育及其理论的认识相当模糊，在社会上，不少人对职业教育还存在很深的偏见。因此，其同仁基于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深刻认识和对西方先进教育的熟谙及崇尚，在立足于介绍美、德、英、法乃至俄国、日本等职业教育发达国家有关经验和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发展情况和教育的具体现状，在1917～1927年间，通过创办《教育与职业》杂志，集会研讨，编、撰并出版职业教育理论著作，等等，就职业教育的含义、目的、意义、内容，乃至实施方法等，积极开展理论探讨。

一、职教社探讨职业教育理论的背景

1917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大会于上海假西门外林荫路江苏省教育会召开，并暂借江苏省教育会为社所；参与发起者除来自教育界的蔡元培、严修、范源濂、袁希涛、陈宝泉、张伯苓、周诒春、蒋维乔、邓萃英、顾树森、郭秉文、黄炎培等个中翘楚外，还有来自实业界、出版界乃至政界的著名人士，像伍廷芳、唐绍仪、汤化龙、王正廷、张元济、陆费逵、史量才、穆藕初、余日章，以及尚在美留学的蒋梦麟等，计48人。虽然他们所受教育背景不同，甚至学术思想也有分歧，但却对职业教育怀有共同的情结、期盼和希冀。7月，上海《东方杂志》和《教育杂志》同时发表了他们共同署名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附“组织大纲”）。

在职教社同仁看来：“本社之立，同人鉴于当今吾国最重要最困难问题，莫过于生计；根本解决，唯有沟通教育与职业。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矢愿相与始终之。”因此，“宣言书”中特规定，职教社以“推广职业教育”“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为适于职业之准备”为目的，规定其所办事业计有：调查，研究，劝导，指示，讲演，出版，表扬，通讯答问，设立职业学校，设立教育博物院，组织职业介绍部。其中，“调查”包括调查现行教育及职业界的状况；调查社会各业供求及学校毕业生的状况；调查各地已办职业教育的状况。“劝导”是指“劝政府使注意促办职业教育；劝导社会有力者倡办职业学校；劝普通学校之堪以兼办职业教育者，务注意办理并指导之；劝职业学校之有须改良其教育方法者，务注意改良并指导之；劝导学生与学生父兄，凡青年力不能升学者，速受职业教育；劝导社会，咸注意职业教育。”等等。①可见，“宣言书”既是这些有志的发起人士基于中国教育弊端所作的沉痛概括，更是他们基于借鉴西方国家教育发展经验为民族强盛所开的救国之方。

在职教社的发起人、主要领导者及其一些社员中，有的是思想比较开明的实业界、教育界元老，有的是民国初年积极投身教育改革的民主教育家，也有的是沐浴了欧风美雨、接受了西方先进文化知识熏陶、先进教育理论影响的留学生，还有的是从清末民初新式学堂（校）走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面对百孔千疮、百废待兴的新的民主共和国，面对落后、传统的教育发展和创立先进教育体系的客观要求，使得“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成了当时这些在当时极具开拓性和影响力的先进知识分子们孜孜以求、矢志不移的理想。

然而，要推行职业教育，实现“职教救国”的目的，首先必须有一定的理论指导。虽然，早在1914～1915年黄炎培于国内进行教育调查和远涉重洋赴美国考察教育期间，黄本人及少数有识之士就对职业教育的有关理论进行过一定探讨；如在《新大陆之教育》中，黄炎培就曾说：“职业教育，以广义言之，凡教育皆含职业之意味。盖教育云者，固授人们学识技能，而使之能生存于世界也。若以狭义言，则仅以讲求实用之知能者为限，亦犹实业教育也。”②但时值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有关职业教育的理论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这从职教社在成立“宣言书”中关于职业教育十分概括的说明，也可见一斑；而1917年7月，朱元善“取日人川本宇之介所著《职业教育研究》一书，芟其繁芜，抉其精髓，衡以我国国情”译述而成的著作，取“名曰《职业教育真义》”，③更可谓当时职教界同仁在职业教育理论十分匮乏情形下对之急切期盼的一个典型注脚。

实际上，在当时，不仅广大的民众对职业教育及其理论相当模糊，而且，即便是职教社的大部分发起人，对职业教育这一舶来的新生事物的内涵、意义，以及其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也没有太多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在社会上，不少人对职业教育还存在很深的偏见，“有以为普通教育中，不应涉及职业教育者，有以为职业教育，与实业教育，名异而实同者，亦有以职业教育为功利主义之教育而反对者，甚至有别立一派，专事攻击职业教育者。”④就其反对之声而言，因为职业教育关注生计，有人即认为，接受职业教育，仅仅只是为将来谋得一个饭碗，故将职业教育视为“饭碗教育”“吃饭教育”“饭桶教育”；由于职业教育最初乃是黄炎培从菲律宾舶来，而菲律宾又是美国的殖民地，遂将职业教育鄙视为“奴隶教育”；还有人利用谐音，将职业教育称为“作孽教育”。种种不实、不符、不当之词，不一而足。有鉴于此，职教社成立后，其同仁基于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深刻认识和对西方先进教育的熟谙及崇尚，在立足于介绍美、德、英、法乃至俄国、日本等职业教育发达国家有关经验和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发展情况和教育的具体现状，就职业教育的含义、目的、意义、内容，乃至实施方法等，积极开展理论探讨，一时蔚为风气。

二、职教社早期职业教育理论探讨的主要形式

在1917～1927年中国职业教育的草创时期，职教社同仁开展职业教育理论探讨的形式至多，要而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办《教育与职业》杂志

1917年10月20日，职教社的机关刊物——《教育与职业》创刊，《教育与职业》所设栏目每期不固定，在1927年以前，主要的栏目有：专论、通讯、调查、通讯、社务丛录、校事报告、研究、附录等。其中，专论和研究栏主要刊登有关理论研究文章。

统计《教育与职业》创刊到1927年刊登的职业教育的理论探索文章主要有：蒋梦麟《教育与职业》（第1期）、《蒋梦麟先生演讲职业教育之原理》（第2期）、黄炎培《职业教育析疑》（第2期）、陶行知《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第3期）、黄炎培《职业教育谈》（第3~6期）、郑宗海（译）《职业教育诸问题之分析》和顾树森《职业陶冶之意义与其方法》（第5期）、俞子夷《职业陶冶的办法一例》（第6期）、穆藕初《穆藕初先生演说实业上之职业教育观》（第7期）、蒋梦麟《职业教育与自动主义》和顾树森《职业教育与道德训练》（第8期）、朱鼎元《对于实施职业教育之管见》（第10期）、庄泽宣《中国职业教育问题》（第11期）和《关于职业教育的名词与定义》（第23期）、潘文安《职业教育的实际问题》（第23期）、廖世承《中学校与职业教育》（第33期）等。

就理论研究来说，《教育与职业》注意敦请专家担任编述，注意介绍职业教育专家的新学说、新方法，注意调查中外实施职业教育的状况，广搜各方意见。

除了发表大量的理论研究文章外，还出版有多种专号。如“补习教育号”（第13期）、“职业指导号”（第15期）、“职业学生自治号”（第16期）、“职业心理号”（第17期）、“农业教育号”（第25期）、“工艺教育号”（第26期）、“商业教育号”（第27期）、“职业教育研究会特号”（第28期）、“职业训练号”（第29期）、“女子职业教育号”（第30期）、“职业科设计教学号”（第31期）、“家事教育号”（第32期）、“新学制职业教育研究号”（第33期）、“农村职业教育号”（第38期）。这些“专号”所登的文章和其他有关研究文字一起，对推动早期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提到了重要作用。

（二）集会研讨

1.年会。职教社的年会，每年5月举行。从1918~1927年间，共举办年会9届。年会是职教社最重要的会议，讨论涉及问题众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定职业教育目的。1918年5月5日，职教社在江苏省教育会举行第一届年会，明确职业教育的目的为：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发展的需要，职教社关于职业教育的目的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

第二，报告有关职业教育发展近况。在年会中，除例行报告社务外，还要专门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近况进行报告。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在有关职教社职业教育发展近况的有关报告中，报告人常常会结合职业教育开展中的问题，发表见解，提出建议，供大会讨论，而这无形中，就体现了理论探讨的成分。如在1922年5月的第五届年会上，顾树森在报告中华职业学校近况时，鉴于中华职业学校一方面是要使学生获得相宜的职业，一方面又要养成其具有一般公民的知识，故提出必须重视学生自治，“俾效力于国家社会”；并认为，办理职业学校，既要注意于设科，又要有相当的教材，而“设科须要适应社会的需要，根据社会心理的趋向”“教材须要预有计划”⑤。

第三，议决有关职业教育的议案和计划。职教社召开年会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向有关部门提出今后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目标和规划，而这些方向、目标和规划，则主要是通过有关议案的形式来体现，并在得到采纳后最终实施。在职教社历届的年会中，通过的职业教育议案众多，不胜枚举。如1924年5月26日召开的第七届年会上，就通过了《西北各省区职业教育推行计划案》。在这届年会上，还议决了1925年度本社的进行计划，计有十项：继续为各省区计划职业教育，继续为各省区代办职业教育，从退款项下提倡大规模之职业教育，编订职业课程标准，实施职业指导，提倡女子职业教育，继续调查职业教育统计，推广出版事业，筹备职业教育出品展览会，附属各机关之规划；同时召开的中华职业学校联合会第三届年会，通过了《请求政府准许各职业学校原料及出品一律免税案》。这些议案和计划，对当时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四，邀请实业（职业）界和教育界名人讲演。在职教社的同仁看来，讲演是宣传、探讨职业教育理论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年会上，常常会邀请一些名人进行讲演，这些名人，除了实业（职业）界的巨子外，更多的是对职业教育有所研究或熟悉世界职业教育发展近况的专家。

如1918年5月，在第一届年会上，马相伯、穆藕初和吴稚晖分别演说《教育与实业联络为救国之本》《实业上之职业教育观》和《英国职工之生活》，另请甘肃省教育会牛厚泽演说《甘肃省对于职业教育之希望》；1920年5月的第三届年会，请时在中国的美国教育家杜威讲演《职业教育之精义》和《职业教育与劳动问题》；1921年6月的第四届年会，郭秉文、黄炎培先后讲演《美国职业教育之新趋势》和《南洋职业教育之新趋势》，邹秉文讲演《我人今后对于国家农业上应有之觉悟》，菲律宾教育局副局长兼职业教育科、体育科科长奥西亚斯讲演《菲岛职业教育状况及趋势》；1922年5月第五届年会，请中国驻英公使顾维钧演讲《职业为发明的先河》，阮尚介演讲《德国战后之生活状况及职业教育》；1923年5月第六届年会，请穆杼斋、崔奇峰演讲《职业界希望职业学校学生应备之性行知能》；1924年5月第七届年会，请同济大学工科学长德国培伦子博士演讲《职业补习教育》；1926年5月第九届年会，陶行知演讲《〈大职业教育主义〉之说明》。这些演讲，从不同方面对职业教育进行了解读，对增进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和开展的信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专家会议。专家会议是职教社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它是职教社邀请社会上的职业教育专家、教育专家与中华职教社的办事部负责人共同讨论职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高层次研讨会，有时也会对重大社务工作进行讨论。从1926年起，每年春召开一次（1928年和1932年除外），其中在1927年前的两次会议，即1926年2月和1927年1月召开的第一和第二次专家会议，先后在苏州和嘉定举行。

由于专家会议的举办意在缜密讨论当时有关职业教育的重要问题，以期圆满之解决，所以，历次的专家会议往往会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加以研讨。如第一次专家会议就对此前黄炎培提出的“大职业教育主义”进行了研讨，不仅对“大职业教育主义”加以肯定，而且提出，在实施“大职业教育主义”时，应遵循视其缓急、量力而行的原则。

此外，中华职业教育社还有每年3月和9月举行董事部的董事会，每年1月、4月、7月、10月各举行一次的评议部的评议员会（遇有必要时，得举行监事会），每周一举行的办事部的办事员会；以及各种不定期的研究会、顾问会、谈话会等。这些会议，同样也是宣传和研讨职业教育理论的重要形式。

（三）职业教育理论书籍的编、撰

在职教社的同仁看来，有关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是必须首先明确的重要问题，因此，从职教社成立始，在积极倡导职业教育的同时，针对职业教育概念不明、内涵不清、理论匮乏的状况，职教社在1917年8月，专门成立了“职业教育研究部”。研究部吸纳江苏省教育会所设的职业教育研究会，积极开展理论研讨。不久，又设立职业教育编辑股。在研究部和编辑股的组织领导下，职教社有关领导人充分发挥职教社各地社员的积极性，在引介职业教育、宣传职业教育、实践职业教育的同时，组织刊行了大量职业教育理论著作。值得指出的是，在早期，由于对职业教育的理论认识十分有限，所以，有关这方面的书籍主要以翻译为主，由本社同仁自己编写的著作多以概括性的阐述为主，这也可见当时职教社同仁对职业教育本身基本问题的认识尚十分粗糙。这些著作，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类：

1.明确职业教育基本问题的书籍。这方面的书籍如：《职业教育》（中华职业教育社1919年版）：该书系徐甘棠辑译美国施讷登博士所著《职业教育问题》一书而成，由蒋梦麟审订。该书对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情形作了简要的说明，通过它，有关职业教育的种种问题将涣然冰释，故出版以来，风行全国。

《职业教育表解》（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该书是职教社鉴于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未能十分了解，为了帮助人们有所认识，由顾树森辑40幅表所成。书中对职业教育的意义、种类，职业教育设施的范围、准备，职业教育实施的方法，以及职业陶冶等，均有简要的说明。

2.介绍国外职业教育的著作。有关这方面的书籍主要有：庄泽宣译述《美国家事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该书在简单介绍美国家事教育机关的基础上，对家事教育的范围、目的、教法、设备等作了分析，并就乡村学校、小学、中学、师范学校等与家事教育的关系作了说明，另列举了美国一些实施家事教育的主要学校。

《德国工商补习学校》（商务印书馆1925年1月版）：为“职业教育丛刊”第六种，系陆振邦根据同济医工大学工科学长德国培伦子博士原著所译。该书详述了德国工商补习教育的现行办法和实施情形，出版后，成为当时国内办理工商补习教育和热心职业教育者的重要参考书。

3.关于指导职业教育如何实施的书籍。为了有效地指导各地职业教育的实施，职教社专门编写了指导职业教育如何实施的书籍，这类书籍，一般从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论起，涉及职业教育实施的方方面面。兹录数种如下：

《职业教育研究》：为“职业教育丛刊”第一种，系邹韬奋根据新近出版的美国希尔博士所著的《职业教育概况》，并参考其他英文名著、斟酌中国情形编成，经黄炎培校阅审定后，于1923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共10章，涉及职业教育的意义和重要问题，职业学校的分类，职业心理，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指导等，书末并附有“美国实行振兴全国职业教育之大计划”，被认为是“研究职业教育最新颖最完全之善本”。

《小学校职业科教授要目》（中华职业教育社1919年版）：乃江苏省立各师范附属小学针对本省各县设立职业科的小学日渐增多，而对小学校职业科教授要目所做的研究草案。该书条分缕析，内容详尽，被称为小学开办职业科的最佳参考书。

《实施职业教育要览》（中华职业教育社1922年版）：由职教社编，包括内容有10个方面：职业教育在新学制上之位置，职业教育之定义，职业教育之目的，职业教育之分类，职业教育机关之种类，职业学校名称标准，职业教育设施标准，职业教育机关各学科之种类及分量，职业训练标准，职业教育参考书诸要目钩要、提要一览。该书被认为是“办理职业学校者不可不看，研究职业教育者不可不看”的一部重要著作，自1922年5月出版后，1923~1928年曾五次修订（正）再版，对指导当时职业教育的有效实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综上可见，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倡导、研究、实施职业教育的全国性的教育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成立后的最初10年间，其同仁团结一致，怀抱“教育救国”“职教救国”的信念，在致力于介绍西方职业教育的经验、大力宣传职业教育的同时，积极探索职业教育的有关理论，寻求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他们所编写或撰著的大量职业教育理论著作，不仅有力地推进了当时职业教育的近代化，更是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