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职业教育教育目标变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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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中国职业教育的产生、发展、变迁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后发外生型特征决定了其教育目标走过了一个从“求强”、“求富”的社会本位目标到注重“个人生计”、“个性发展”的个人目标，之后又不断循环往复的变迁过程。了解这一变迁过程，有助于人们比较准确地把握教育目标，满足时代对职业教育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摘要：职业教育；教育目标；变迁；现代化

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是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当时中国的精英们为了摆脱民族危难，求强求富，从西方引进机器工业的同时，也引入了西方的职业教育（当时称实业教育）理念。职业教育在中国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已成为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进程中，职业教育目标的侧重点不断改变，走过了一个从“求强”、“求富”的社会本位目标到注重“个人生计”、“个性发展”的个人目标，之后又不断循环往复的变迁过程。这个过程既反映了时代对职业教育的要求，也反映了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知水平。

一、我国职业教育教育目标的变迁

对教育目标的考察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摘要：一是教育章程和法令中的正式表述；二是教育思潮中教育专家和权威人士的主流思想；三是办学实践。教育章程和法规中有关教育目标的正式表述最具权威性，非凡是当国家对教育的控制力愈强其表现愈明显，它代表了政府的办学主张，往往是对教育目标的思索和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教育章程中教育目标的表述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滞后性，往往在教育实践中教育宗旨和目标已发生转移，而正式表述中却反映不出来。教育思潮是一种流行性的教育思想，个别人的教育思想能发展成为影响广泛而深远的教育思潮，必是倡导者深孚众望，追随者众多，才能形成一时之潮流。教育思潮中有关教育目标的理念必然会反映在办学实践中。从办学实践中窥察教育目标应该说是可信程度最高的，也符合实践检验原则。但从纷繁的办学实践中归纳总结出一定时期的教育宗旨不是一件轻易的事，难免会以偏概全。因此只有把三个角度结合起来，相互补充，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教育目标。

中国的职业教育产生于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清政府在力图抗拒外来因素以维持其封闭世界的努力一次次遭受重创后，不得不学着和西方打交道，先后创办了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等培养翻译人才的西文学校，以适应外交及引进西艺的需要，其中设于1862年的北京同文馆可谓中国文科职业教育之始。同西方列强军事冲突中的一次次惨败使统治阶层中的部分先进人物熟悉到中国“器物”上不如入，西方的“奇技淫巧”确有可取之处，开始了对西方工业的引进。先后创办安庆军械所、江南船政局、福州船政局等军事工业。同时为适应军事工业的需求，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学习西方科技的学校，如创办于1866年的福建船政学堂，是中国工艺技术职业教育的首创。其他闻名的学校还有天津电报学堂、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等等。这一时期所开办的新式学堂多和外交、军事相关，反映出这一阶段中国职业教育的主要特征是为“求强”而培养西学人才，无论是西文学校，还是军事技术学堂，均是为培养军事上能和列强抗衡，外交上能争取国权的专业人才。

随着殖民统治者对中国的侵略日甚一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当时的一些先进人物熟悉到，要反抗侵略不仅要“练兵将、制船炮”，增强军事实力，还必须大力发展国内农工商业以增强经济实力，“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商战之本在学战”成为当时包括洋务派和维新派在内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共识。洋务派代表张之洞提出“窃维富国之道不外农工商之事”，而“国事之强由于人”（张之洞《设立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会折》）的主张。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他的《物质救国论》一书中指出摘要：中国的新问题在于“病弱”，“而就急的方药非有他也，在不讲物质之学也”。明确提出广设实业学堂以兴农工商各业，富国裕民实现实业救国、实业教育救国的愿望。在对实业教育的这种熟悉下，借鉴国外的教育制度，一批农工商实业学校纷纷建立起来，如杭州蚕学馆、端平化学学堂、广东商务学堂等。从这一时期实业教育的办学思想和实践可以看出，人们对实业教育的社会功能有了更深层次的熟悉，已从单纯地为抗拒外来因素而“求强”发展为更具根本性的为“求富”培养实学人才。

1904年，癸卯学制的颁行是实业教育制度在中国建立的标志，是前一阶段西学东渐思潮在教育领域内的反映，它表明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程度已从器物层面向制度层面演进。《学务纲要》在其全国学堂总要中阐明“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这是中国新教育史第一次对各级各类教育提出的教育目标。《奏定实业学堂通则》中则指出“实业学堂所以振兴农工商各项事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这是对这一段时间教育思潮和教育实践的总结。办实业教育以培养实业人才，为富国裕民之本计的教育目标通过学则的形式明确下来。当然实业教育中提出“富国裕民”的口号，其“裕民”并非指希望老百姓都富裕起来，这里“民”实际上指相对于官的士绅，是新兴的民族实业。实业教育是振兴民族实业的工具，是“裕”士绅的工具，而并非为接受实业教育的人谋前途。这一点和后来职业教育思潮中为“个人谋生计”以及“平民教育”的理念是不一样的。

“富国裕民”的办学宗旨一直延续到1916年左右，职业教育思潮兴起。这期间中国的政治进程虽然发生了重大改变，建立了中华民国，推翻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教育制度也进行了相应调整，颁定了新政权的癸丑学制，剔除了原学制中的忠君尊孔等和民主共和政体不相适应的封建思想，但办实业教育以图富强的理念并没有改变。1912年9月2日，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这里“实利教育”实际就是指实业教育。蔡元培把“实利主义”称为“富国之主义”，这反映了他对洋务派、改良派“求富”“求强”思想的继续。这种思想的继续反映了实业教育的教育目标并没有因为政权的更替而发生重大调整，其办学宗旨的侧重点和清王朝期间的实业教育宗旨是一脉相承的。

自清末中国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后，由于种种原因，学校教育产生了许多流弊，实业学校学生存在着严重的书生气，工学生不学习，农学生不务农。1914年，黄炎培在调查全国教育情况时发现摘要：实业学校学生毕业后出路新问题日益严重，许多学生毕业后即失业，实业教育被称为“失业教育”。这实际上反映了实业学校的生计新问题，引起有识之士的思索。实业教育解决不了人的生计新问题，何谈富国裕民?职业教育此时成为人们的选择。俞子夷认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养成能营完全生活之人，间以处理实际之社会新问题”（俞子夷《现今学校教育上急应探究之根本新问题》）。这表明人们已经熟悉到职业教育不仅是富国裕民之手段，对个人而言也有重要意义。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开篇即言摘要：“今之策国是者，莫不重教育；策教者，莫不谋普及”，提出普及职业教育的理念。又指出“夫职业教育之目的，一曰为人计，曰以供青年谋生之所及也。一曰又为事计，曰以供社会分业之所需也。”把个人生计提到教育目标的重要位置。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推动了新学制壬戌学制于1922年颁行，把中华职教社的主张通过学制的形式确定下来。新学制有关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有七条，全面揭示了职业教育和社会、个人的关系。第一条称“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是把职业教育作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涉及职业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发展两个层次；第四条、第五条“注重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指出了社会经济和人民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二条“发挥平民教育精神”和第三条“谋个性之发展”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教育人本主义思想和教育普及化、教育是普遍权利的理念，这是对职业教育熟悉的重要进步。

职业教育运动并没有真正解决职业教育中存在的脱离社会生产、人们生活实际的新问题。1926年，以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意见同志书》为标志，职业教育运动进入低谷。但在1928年以后，伴随生产教育思潮的兴起，职业教育又陡然升温。这时期职业教育的重要特征是民间力量和政府力量相结合，以解决国家和社会面临的危机，其中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大力推进起了关键性功能。国民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期间颁发了一系列职业教育法规，最重要的是1932年的《职业教育法》，其第一条规定职业学校“应培养青年生活之知识和生产技能”。从文字表述上看，其教育目标和壬戌学制的表述无显著区别，但仔细考察其教育目标的侧重点已向国家本位和社会本位有所转移，这从当时人们对职业教育的熟悉可窥知一二。姜琦在《职业教育的本质之探究》一文中指出，“教育或职业教育就是生产力或社会生产力”，当时的国民政府对职业教育不遗余力大力推进目的也在于此，希望发展职业教育以促进生产力进而维护其统治。1947年的《修正职业教育规程》中也不见了“谋个性发展”的目标。虽然仍然注重增进生产知识和技能以养成职业之能力，但主要是由于个人生计新问题不解决政权统治难以巩固，因此这一时期的教育目标的走向逐渐向社会本位转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权接管了旧学校，并对其加以改造，职业教育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1952年，《政务院有关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指示》提出“我们的国家正在积极预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培养技术人才是国家建设的必要条件，而大量地练习和培养中级和初级技术人才尤为当务之急……”“积极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以解决国家建设所迫切需要的中级和初级技术干部新问题”，这表明新中国的职业教育是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人才培养定位于技术干部。有关中等专业学校的教育目标，1954年的《中等专业学校章程》作了阐述摘要：“在于培养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普通教育的文化水平……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中等专业干部。”有关技工学校的教育目标，劳动部颁发的《技工学校暂行办法草案》提出“为了有计划地培养技工保证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职业教育结构上的分化只是人才培养定位有了分化，而直接满足国家建设需要的教育宗旨并没有分化。

1966年开始的使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遭受严重挫折和损失，职业教育也难逃厄运，这期间政治以及意识形态对教育的干扰尤为严重。前期，大量的职业学校被撤销，职业教育的教育目标更无从谈起。后期为整顿教育，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和国务院科教组有关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办学中几个新问题的意见》提出“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必须以批林整风为纲，……努力为社会主义各民族和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更多又红又专的人才”，仍然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

1976年以后，国家政治经济生活逐步走向正轨，职业教育也进入恢复和蓬勃发展的新时期。1985年《中共中心有关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摘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但需要高级科学技术专家，而且迫切需要千百万受过良好职业教育的中初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技工和其他受过良好职业培训的城乡劳动者。”这个教育目标实际和前职业教育的教育目标宗旨无明显区别，强调为国家服务的社会本位。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生活领域发生了重大改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经济领域的变革对职业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就业上的计划分配体制逐渐解体，毕业生需要自谋出路，这给职业教育的教育目标提出了新课题，因此为学生谋生计的内容被提到了很重要的位置。民办职业教育的兴起，更激发了这种势头。另一方面，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相对变得较为宽松，社会在重视普遍发展权的同时，也更加重视个人需要和个性发展的内容。

考察我国职业教育的教育目标，走过了一条从“求强”“求富”的社会本位目标到注重“个人生计”、“个性发展”的个人目标，之后又不断往复调适的变迁之路。之所以走过这样一个历程，原因在于中国职业教育的产生、发展、变迁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个现代化进程的后生外发型特征决定了职业教育从西方的引入必然是先器物（科学技术等教学内容）、后制度、然后观念的过程。教育目标作为观念层面的东西，其引入在教学内容之后，引入之后又要不断和环境进行调适整合。实业教育引入中国之初，主要是教学内容的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成为教育内容的一部分，而观念文化还是原有的，实业教育成为功利主义的工具。结合中国当时境况，其教育目标必然是为“求强”“求富”而培养实学人才。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职业教育思潮兴盛时期，外国的教育理念已经浸润到中国先进分子的意识之中，职业教育的引入已发展到观念层面，教育目标便增添了“个人生计”“个性发展”的内容，之后这种新的观念不断和中国国情协调适应，形成了中国职业教育本土化的教育目标。中国职业教育教育目标的变迁之路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二、我国职业教育教育目标变迁的特征

（一）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国职业教育的教育目标会或多或少增添个人需要的内容，但社会本位一直是教育目标的主要方面

一方面，中国的文化传统注重国家、社会，忽视个人需要的价值取向，造成职业教育目标的社会取向，而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西方人本主义的思想观念使教育目标不时向个人需要、个性发展偏移。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家政治对教育的控制和影响一直比较强烈，但其中也有若干时期，由于各种原因，国家主动放松或被动削弱了对教育的控制，使职业教育的教育目标呈现出一种总的是社会价值取向，但有时也赋予个人需要的内容。20世纪二三十年代职业教育的教育目标比较重视个性和生计，这不能不说是和当时政权更迭、政治集权较弱有关。

（二）职业教育的教育目标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连，超越了发展阶段的教育目标只能成为一种教育理想

职业教育在中国一出现就被赋予了“求强”“求富”的历史使命，实际上它也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的。职业教育的教育目标一开始本没有谋个性发展、个人谋生之手段的内容，完全出自社会本位，这也是和中国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越是处于危机时，社会目标越能成为整合人们行为的共同目标。随着职业教育思潮的发轫，职业教育的目标增添了“为个人生计服务”“谋个性发展”的内容，并贯穿了平民主义的理念，但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限，职业教育究竟不能成为普及化的平民教育，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也因为自己上过学，认为和普通民众不同了，不能去务工、务农、务商，使个人谋生之手段也告落空。这个时期的教育理论虽然包含了许多对教育本质熟悉的真知灼见，但和社会环境不相适应，也只能是一种教育理想。这以后职业教育的教育目标取向逐渐向社会本位靠拢，因为社会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使教育目标发生转变的程度。虽然在1960年以后，曾有过大办农业中学、普及职业教育的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2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达到了一个新阶段，虽然职业教育的法令规程对教育目标的表述并没有多大调整，但其办学实践以明显让人感受到对人本身的重视，对学生需要的重视，一切都是社会发展水平使然。

（三）职业教育的教育目标和社会精英对教育本质的认知程度紧密相关

考察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社会精英们所发挥的影响功不可没，精英们对职业教育的思索和理念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职业教育的教育目标。许多职业教育的倡导者、思索者不仅停留在理论的倡导和阐述上，更是亲身实践，创立了不少职业学校，去实践教育目标。清朝后期，李鸿章、张之洞等权柄在握的洋务派重臣，提出求强求富的口号，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呼吁求物质之学以解中国之病弱，那个时期的教育目标也基本上在这些精英的主张范围之内。20世纪20年代末，黄炎培等不遗余力地倡导职业教育要“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预备”，给职业教育的教育目标增添了新内容。以后精英们发起的平民教育思潮、生产教育思潮等对职业教育的教育目标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职业教育在中国发展了一百多年，其教育目标取向走过了一个在社会和个人间选择的过程，其内容也多次发生变化。现在职业教育的发展处于一个新的时期，机遇和挑战并存，职业教育的教育目标是什么，定位在哪里，历史会引起人们有益的思索。

参考文献摘要：

[1刘桂林．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探究[M．北京摘要：高等教育出版社，1887．

[2李东兴．民国教育史[M．上海摘要：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3李蔺田．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M．北京摘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4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S．上海摘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