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语言学社会心理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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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索绪尔作为现代语言学之父，核心贡献在于区分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而非言语，研究方法是共时而非历时，语言存在方式是系统而非原子，使得语言获得独立自治能力，但这并不与索绪尔的“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论断相矛盾，相反，语言的社会心理性贯穿于以上三种区分中，还原语言的社会心理性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索绪尔对语言的认识，有利于对普通语言学的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索绪尔；语言；社会心理性；共时；系统

索绪尔认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中“还没有做到建成一门真正的语言科学”[1]7，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清，因此在他看来，语言学的任务之一是给语言学划出边界。在划定边界，找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过程中，索绪尔对言语想象进行了拟像化的抽象，开启了一个人文科学研究新的历史进程，索绪尔将新进程称为符号学，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在“规避个人或社会的意志”之后，这样的“语言”符号是否还真实存在，或“存在”之后是否还有意义？[2]这种质疑反映了对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的普遍误解：语言不具有社会心理性。语言的社会心理性受到质疑在于索绪尔明确反对“语言可以反映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1]318的观点。但是，这不代表索绪尔否定语言的社会心理性，或认为语言的社会心理性不重要，而是反映了索绪尔语言第一性的社会心理观。研究语言的社会心理性不是为社会学、心理学作脚注，而是致力于立足语言学自身学科领域情况下更好地揭示语言的本质属性。误解的另一来源在于索绪尔所说的“语言不是直接由说话者的心理支配的”[1]320。在此，索绪尔要否定的不是“心理”，而是“说话者”，语言不是由具体的、个别的说话者决定，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受社会集体心理的制约。索绪尔反对新语法学派强调的个人心理。新语法学派对个人心理的研究正如心理学家研究“个人脑海中符号的机构”，缺点是“跨不出个人执行的范围，和符号沾不上边，因为符号在本质上是社会的”[1]25。因此，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必然与社会心理相联系，索绪尔认为语言学的上线学科是符号学，而符号学属于社会心理学，语言首先是一个“社会心理系统”，即根植于某个集体对世界的体系化的认识。[3]由此可见，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具有社会心理性。迄今仅有王红生在《正确理解语言的社会心理属性》[4]中直接谈论语言的社会心理性，赵蓉晖［5］、申小龙［6］、鲍贵［7］等人研究单方面社会性或心理性，且论文数量不多，故有关语言的社会心理性的研究空间较大，对语言社会心理性的研究有利于消除以上质疑和误解，有益于对语言的本质属性的理解。

一、语言社会心理性区分语言和言语

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区分是索绪尔建立普通语言学理论遇到的第一个分叉路口。如果没有这种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我们将面临着一堆异质的、杂乱无章的东西而茫然不知所措。［8］索绪尔将言语活动（langage）分为语言和言语两部分，主要区别在于：一是语言是社会的，言语是个人的；二是语言是纯粹心理的，言语是心理和物理的。语言和言语的二元对立反映了索绪尔对语言社会心理性的初步认识。索绪尔用“社会”与“个人”这组二元对立区别“语言”与“言语”是受同时代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关于社会事实是一种集体意识的思想启发。涂尔干认为社会事实是某个社会中“集体心智”（时间集合物或意识集合物）的心理产物（心理表征）。[9]44由此，索绪尔提出，语言是一种社会事实，是集体心理产物。[10]43一方面，语言是群体心智的产品。语言的符号性决定了它彻底的社会性，语言无法离开社会集体而存在。语言不是由个人塑造的，个人心智只在言语上发挥作用，语言是社会心理、群体心智规约的产物。索绪尔明确道语言以“每个人脑子里的印迹的形式存在于集体中”[1]28，与“存储在人的意志之外”[1]28并不矛盾，因为后者中的“人”是指个人，其对立面为集体。图1中语言和言语的公式清晰地说明了为何存在于个人脑海中的语言却是群体心智的产品。图1语言存储在每个人的脑子里，虽然每个人掌握的语言印痕有差异，但每个人的潜在印痕都是同样的，是整个语言系统，就像每个人被赋予同样的词典，可能每个人掌握的词汇不同，但潜在的词汇量是相同的，同理，每个个体脑子里的潜在语言印痕等同于集体的语言印痕，因此，所有个体的潜在印痕均用同样的数字“1”表示，与集体的“1”完全相同。每个个体所拥有的语言系统就是集体的语言系统，语言在个体存在中体现了共同的社会集体心理，也正是因为个体拥有共同的心理印痕，语言才得以实现交际功能。另一方面，语言是一个社会事实。索绪尔借用涂尔干（E.Durkheim）的“社会事实”对新语法学派理论进行批判发展。新语法学派反对19世纪语言学家把语言看作一种“自我发展的有机体”，而是把语言看作“集团精神的产物”[1]11。可是，新语法学派的“集体”不同于索绪尔的社会集体，他们从个人主义者立场出发，认为没有群体本身，只有所有个体集合构成的群体，这种观点在新语法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保罗（H.Paul）对集体心理学的态度中可见一斑。保罗将赫尔巴特（JohannFriedrichHerbart）的个体心理学为唯一恰当的心理学，反对冯特（WilhelmWundt）的民族心理学观念，认为只有个体才是科学观察的主体［10］。新语法学派超越语言的生物有机体论认识到了语言的心理属性，但局限于个人心理，索绪尔将语言的社会性和心理性融合，更加准确地认识到了语言的社会心理性。索绪尔将人类的言语活动一分为二，界限十分清晰，尽管有时索绪尔也将言语和言语活动混用，如索绪尔说，“语言是言语的产物。[1]28”在此，根据索绪尔对“言语活动”明确的二分法，“言语”一词应指代“言语活动”，但索绪尔对于语言的准确定义从未动摇，它是社会心理的产物，凡是不具备社会心理性的是言语，不属于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范围。由于索绪尔对语言的社会心理性的准确判断，才能将言语活动清晰地划分为语言和言语，确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二、共时与历时区分体现语言社会心理性

建立语言学理论的第二条分叉路口是区分共时和历时。索绪尔对历时与共时的划分灵感来自于经济学，“正如在政治经济学里一样，人们都面临着价值这个概念”[1]111。对研究价值的科学，价值系统的复杂性决定了共时和历时的区分的必要性。索绪尔坚持共时语言学（synchroniclinguistics）“只能研究关系和价值”[1]126。就“价值”而言，索绪尔认为，要了解语言的价值，只需了解其中的两个作用要素，“观念”和“声音”，并由此抽象出“能指”和“所指”两个概念。能指并不完全等同于物质上存在的声音，它具有一定的物理属性，是在声音基础上的抽象。能指的价值不取决于声音材质如音质甚至音高，而是在系统中声音的差异性。如“hello”一词，尽管男生与女生的声音音质不同，音高不同，但我们依然能识别，因为它们在语言系统中存在音位差异，这种系统中的差异性使得声音具有价值。也就是说，声音的物质本质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语言系统中的差异能被人们区分。所以索绪尔说，“语言的能指在实质上不是声音的，而是无形的”[1]160，无形的能指实际上是物质声音在说话人和听话人心中留下的“心理印痕”（soundimage）。从“心理印痕”一词可以看出，能指是一种人们对声音的主观判断，它由物质上的声音引起，而后在人们心理中留下痕迹，印痕的本质便是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不是由一个人的心理决定的，而是必须受到整个社会集体意识的认可，因此才可以在每个人声音均不同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辨别能指，实现语言交际功能。声音是一种“心理印痕”不是对语言学研究对象的“具体实体”的否定，而是突破了人们机械唯物主义思想的桎梏，强调“心理实体”同样也是一种“现实的客体”［11］。所指与社会心理的联系在索绪尔语言与思维一章中已得到详细论证，故不再赘述。总之，正如索绪尔所说，能指和所指都是与心理相关的，并且通过联想，二者紧密结合地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之中。[1]193能指和所指不仅是心理的，“我们”指称的社会集体更是明确了索绪尔的语言社会心理性。另一方面，共时语言学，研究的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1]136要素间的关系分为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存在，两种关系都是人们心智活动的作用，“相当于我们的心理活动的两种形式，二者都是语言的生命所不可缺少的”[1]165。语言要素以线性的形式依次排列，组合成句段关系，其中要素的价值根据要素间的对立关系而取得。索绪尔提出语言具有句段关系受德国新语法学派语言学家保罗影响。保罗在认为语言存在一种异类关系，即“句法联系”（syntaktischeVerbindungen），比如在“sprichtKarl”（卡尔说）一句中，前一成分是动词，后一成分是名词。这种异类关系是从“外部被带入心灵的”，即，它们并不或不必潜存于记忆之中，而是在言语过程中组建起来。[12]同理，句段关系作为一种在场的语言关系，是从外部的现实序列中的要素进入心灵。另一种心理活动体现在索绪尔所说的联想关系。联想关系中心理为孤立的要素赋予联系，是集体心智活动的产物。两种关系的作用使得语言具有生命，“构成了语言并控制着语言的运行”[13]，因而索绪尔将其确定为共时语言学的核心研究内容，同时，索绪尔已经认识到研究这两种关系是根植于“同一集体”的共同意识。索绪尔对共时与历时的划分深刻反映了语言的社会心理性。

三、系统与原子区分印证语言社会心理性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心理学领域“格式塔思想”迅速发展，在格式塔心理学家看来，人是以整体知觉的方式感知现象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14］受其影响，索绪尔提出语言系统论以反对新语法学派语言原子论。索绪尔和洪堡特均强调语言的系统性，但是，不同于洪堡特重视语言系统中个体的要素（尤其是词），索绪尔更加重视系统的整体性。索绪尔用下棋的状态类比语言的状态，棋子相当于语言系统中的要素，每个棋子的行动都要受到整个棋盘的制约。[15]棋盘规则有两个特点：一是这种规则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二是它不是由当下的棋手决定，而是由社会集体意识决定，是历史的产物。这两个特点相互联系，在语言系统中体现为，在社会集体意识的作用下，语言要素形成对立关系构成系统，语言以系统的状态而非原子的状态发挥作用，语言要素只是一种形式而非实质，例如，如果棋子“车”遗失，用另一枚材质形状的棋子放在“车”的位置，赋予它与其他棋子的对立联系后可以替代成“车”，因为重要的不是要素的实质，而是要素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形式关系，形式关系构成了系统整体，个人运用语言时遵循的便是集体意识下系统整体性的规则。索绪尔对整体性的重视印证了他对语言形成的看法：是社会心理而非个人心理影响了语言系统的形成（如图2）。另外，语言的系统性由语言的任意性决定。任意性使得语言具有对“不在场”的指涉、表现，或替代功能，并且消解了语言能指与事物的某种本质性、能指与物质的声音之间的联系，摆脱了对于客观世界的依赖，语言成为一个自治的系统。[16]任意性的产生“需要一种心理作用”。房德里耶斯（J.Vendryes）认为，“使符号获得离开事物而独立存在的价值，需要一种心理作用，而这就是人类语言的出发点。”[17]这种心理便是社会集体心理，社会心理使得言语要素离开事物独立成具有任意性的语言要素，因而语言的任意性内含了语言的社会心理性。索绪尔从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WilliamDwightWhitney）有关语言符号任意性论述中提炼出语言符号根植的两个维度——“社会共同体和时间”［18］。索绪尔说，“因为符号是任意的，所以它除了传统的规律之外不知道有别的规律。”［1］104“传统的规律”便是“社会共同体”和“时间”共同作用的产物。在社会集体心理的作用下，言语符号与客观世界相分离成为语言符号，构成系统，具有独立的价值，而社会心理的惰性在时间中将语言要素固定下来，系统具有稳定性，尽管随着社会事实的更迭，有新的语言要素进入系统替代，但无论何时，言语要素要成为语言要素，都必须经过“社会心理”和“时间”的检验。尽管索绪尔明确了语言研究应是共时的，不考虑历时变化，但是，这不是否认语言系统是“社会力量”和“时间力量”结合塑造的产物，相反，对语言的社会心理性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对语言系统论的理解。其实，索绪尔在第二次讲课时就曾说过：“建立符号系统是为了集体，正如建造航船是为了大海。”［19］语言符号的系统性与社会集体密不可分，社会心理是系统形成的决定要素之一，系统和原子的区分印证了语言的社会心理性。

综上所述，语言的社会心理性贯穿于索绪尔有关语言和言语、共时和历时、系统和原子的三个重要区分，语言具有社会心理性是索绪尔对语言的深刻认识，有力地反驳了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是虚无主义的误解，我们只有认识到语言的社会心理性，才能更好地理解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从中汲取更多能量推动当代语言学的研究发展。

作者:祝艺菲 单位: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