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研究方法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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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语言学论文的写作通常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无题可写；二是有题可写，却无从下手，找不到合适的切入角度。文章主要从发展的眼光、从个别到一般、从局部到整体以及观察充分、描写充分、解释充分等几个方面，从较为宏观的角度，结合具体案例探讨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关键词】语言学;论文写作;方法论

语言学方向的学术论文写作常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第一，无题目可写。第二，有题目能写，却无从下手。对于前一问题，“培养问题意识”“提高问题敏感度”成了解决问题的万能途径。但如何培养问题意识、如何提高敏感度却成为另一个困扰。本文对此亦不做深入讨论，集中谈谈第二种情况：有题目能写时，应该如何扩大视野，寻找合适的切入点。下面结合具体研究从研究者应具备发展的眼光、个别到一般的眼光、局部到整体的眼光等方面详细论述。

一、发展的眼光——共时与历时相结合

“发展的眼光”在语言学研究上是指把现代汉语、近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打通，即着眼于在历史语言学理论框架下解决具体问题。首先，任何事物都有其来源。对一个词、一个构式乃至一个句式，除了在共时平面上分析其句法、语义、语用等特点之外，还要探其来源。比如，江蓝生（2005）把现代汉语中表取舍义的“VP的好”句式依据句中有无疑问代词区分为甲式和乙式，通过追溯历史，发现无疑问代词的甲式源自自指的“VP底”主语句，有疑问代词的乙式源自有标记的话题主语句，即由“VP1+Z，VP2”紧缩为“VP1ZVP2”（Z为助词）。语法化和词汇化是历史语言学的两大重要课题，而语用化是继语法化和词汇化之后历史语言学新发掘的又一重大研究课题。张秀松（2018）考察了古代汉语程式问候语“久仰”的语用化历程，通过历史考察，发现正式场合初次见面用程式问候语“久仰”是“久仰NP”（NP常为表示名誉、德性、才华、容貌等的敬词）通过截略，进一步语用化而来。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事物都存在发展、变化的过程。词、短语、句式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句法、语义及语用表现，除了探其来源，还要充分观察并描写它们在不同时期的具体特征，尤其是新的变化（包括句法组合的变化、语义的变化等）。新的变化很有可能是某一语言现象从A演变为B的诱因、条件等。比如，李宗江（1997）考察“进”对“入”的历时替换时，发现“进入”这个字组最早见于《史记》，在六朝及以后常见，“进入”这种重言形式的大量出现对“进”替换“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再比如，张秀松（2011）考察短语“到底”向时间副词的词汇化时指出“到底”的句法演变经历了从独立谓语阶段到连谓前项阶段再到状语阶段的变化，句法位置从谓语向状语的变化为“到底”词汇化为时间副词提供了典型句法条件。因此，在进行个案研究时，要格外注意研究对象的新变，某一方面的变化往往会导致其性质、功能的改变，具有牵一发动全身之力。江蓝生（2016）《超常组合与语义羡余——汉语语法化诱因新探》一文是这方面的典型之作。最后，事物历经发展、变化会有一定的结果。对具体的语言现象而言，发展、演变的结果不一定是最终结果，因为语言会在某种结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变化。张秀松（2012）《近代汉语中语气副词“到底”的后续演变》一文就是这方面的力证。这里我们着重讨论语言研究中的“定年代”问题。语法化、词汇化及语用化的相关研究课题往往需要确定某一语言现象出现的年代。比如，张秀松（2015）对各家关于“毕竟”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完成时间进行了考辨，并指出“毕竟”的词汇化完成于东汉。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中有一重要课题，即古今词语的历时替换问题。新词对旧词替换的过渡阶段以及替换完成的时间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内容，比如，霍生玉（2016）考察了“梁”与“桥”的替换，指出“桥”完全取代“梁”的时间是东汉后期。李宗江（2016：51）在讨论常用词演变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时，也指出在进行常用词演变研究时要确定新词产生的时间，并考察新旧词的替换过程。

二、从个别到一般的眼光——类型学视野

从个别到一般，在语言学研究中是指从个案研究向类别研究扩大，从而寻求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具体研究时，可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当研究某一个具体的词、构式以及句式时，为了使研究更全面、深入，可以选取与研究对象同属一个系统的其他研究对象进行对比，系统考察。比如，通过对同义词或近义词的对比考察可以对一个词有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得出句法、语义等层面以外更高层面的认识。石定栩，孙嘉铭（2017）通过对“常常”与“往往”的对比考察，发现“常常”是频率副词，“往往”是概率副词，“常常”是客观副词，在小句中充当状语；“往往”是主观副词，并不充当状语，而是对小句命题做出评价。可见，系统、对比考察往往比纯个案研究更能看清问题的实质。此外，对一类词或一类构式的研究往往更能发现语言发展的规律性。比如，董秀芳（2003）考察了“X说”类词的词汇化，认为这类词的形成是短语词汇化的结果，这类词的语义演变方式，即从言说义向认知义的转变，在汉语史上一再出现，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规律性结论的得出是个案研究所做不到的。再比如，吉益民（2017）通过对主观极量唯补结构的考察，发现这类结构的重要建构机制是由具象域中的广义终结跨域映射为抽象程度域中的主观极量。通过对一类词或构式群的研究所得出的普遍性规律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其次，在研究中要重视方言材料的价值。从历时角度看，汉语很多方言是不同时期古代汉语的保留。从共时平面来看，对普通话某一现象（包括词或词的构成规律，构式以及语法规则等）进行探究时，可引入含有共同要素（比如同义词、同义构式等）的方言材料进行对比，这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方言与普通话的共通性表明汉语发展演变具有同一性，这便于揭示汉语发展的规律性特征，从而为语言类型学研究提供证据。比如，田丹（2014）以成都、济南、洛阳、金华等方言的儿缀词为研究对象，发现各地儿缀词在意义和功能上总体表现基本一致，并指出儿词缀的词汇意义和构词功能由北到南呈现出逐渐缩减和弱化趋势。第二，方言与普通话是不同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不同之处有利于深入认识方言与普通话各子系统的差别性特征。比如，刘丹青（2013）对苏州话介词、绍兴话介词等进行了类型分析，归纳出了各方言中介词系统的类型特点。第三，方言与普通话的比较研究有利于窥探语言接触所带来的影响。最后，语言研究要具备类型学视野。上述两点分别是从普通话和方言中寻找研究对象的共同要素，扩大研究视野。这里要谈的是，除了从汉语内部搜寻素材以外，还应着眼于其他语言，将汉语与其他语言现象进行对比考察，探求共同规律，为语言类型学研究提供证据与理论支持，即所谓的类型学视野。如张秀松、张爱玲（2016）考察汉语“阿弥陀佛”向会话程式语的语用化时，关注到英语中的宗教祈祷语“mary”，发现“阿弥陀佛”和“mary”具有相同的发展路径，即都经过凡俗化（脱离宗教语境）发展为叹词，并进一步语用化为会话程式语。再如，吴建设、莫修云（2018）基于语言类型学视角，以丹麦语和韩国语的汉语学习者为被试进行实验，发现了语言类型对“把”字句使用的影响。这些研究表明，基于语言类型学视野的语言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本节从普通话，汉语方言以及汉语以外的其他语言三个方面讨论了语言研究应具备从个别到一般的眼光，这与邢福义（1998）的“大三角”理论是不谋而合的。

三、从局部到整体的眼光——从内向外和从小到大

从局部到整体的眼光，在语言学研究中主要指从内向外和从小到大两个方面。以语法研究为例，从内向外看是指对于一个结构（包括词、短语、构式、句式等），先充分观察并描写其构成成分，进而分析整个结构。比如，朱俊玄（2018）考察“很是”的词汇化时，首先考察了“很”从形容词到程度副词，再到表语气的副词的语法化，然后梳理了“是”从形容词/指示代词到系词，再到焦点标记的语法化，最后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很是”的词汇化。再如，王灿龙（2005）考察“恨不得”的词汇化时，也是先考察了其构成成分“恨”“不”“得”的演变。由内而外的研究方法对确定词、构式、句式等形成的时间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杨荣祥（2007：42）指出固定句式“越……越……”在《朱子语类》中已见使用，副词“越”是宋代才产生的。可见，通过句式构成要素副词“越”出现的时代，有助于判断整个句式出现的时间。从小到大看，是在由内而外看的基础上，在更大的语言单位内看语言结构的分布。这也不失为语言研究的一个视角。杜文霞（2005）考察了“把”字句在不同语体中的分布及功能差异，发现了“把”字句在口语语体、文艺语体、科技语体、争论语体等中的分布特征及不同功能。再如，刘通（2018）考察了“怎么X都/也Y”格式具有承上启下的语篇功能。从小到大看的研究方法往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更大的语言环境（如语篇）中研究某一语言现象，能够发现该语言结构更高层次的特征、功能等。这或许也是篇章语法（以方梅、张伯江等为代表）应运而生的原因。

综上所述，研究具体语言现象时，研究者应具有发展的眼光、从个别到一般的眼光、从局部到整体的眼光。此外，还应做到观察充分、描写充分和解释充分。沈家煊（2003）曾指出“研究者都有以描写为目标或以解释为目标的自由，但是解释语言现象应该是语言研究的最终目的。”因此，在语言研究的过程中，对相关语言现象应探寻其背后的原因，进行合理地解释。这一点应贯穿语言研究的各个环节。

作者:刘通  季新阳 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