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艺术教育及学科建设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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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8日,北京大学隆重举办了“北京大学与艺术教育学术研讨会暨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成立大会”。李岚清同志专门为大会及北京大学即将成立的艺术学院题词:“文化艺术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93岁高龄的季羡林教授发表了书面讲话并为大会题词:“德艺双培”。

在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科院院士王选、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北京大学副校长吴志攀等领导同志发表讲话。全国政协常委、北大艺术学系主任叶朗,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副主席、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金开诚发表了主题讲演。著名书法家、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首都师范大学欧阳中石教授,北大前副校长王义遒教授、梁柱教授,人民美术出版总社总编辑程大利,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申万胜少将,中央音乐学院俞玉姿教授、梁茂春教授、黄旭东教授,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杨通八教授以及谢嘉欣教授、冯文慈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郎绍君研究员,书法家和书法学者杨辛、陈玉龙、王岳川、卢永、曾来德等近三十位学者分别就北京大学艺术教育的传统、理论与实践,北大成立书法艺术研究所的意义,书法艺术的传统与创新等问题发表了学术论文,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关部门领导、兄弟院校领导、在京知名学者、艺术家,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迟惠生教授、党委副书记赵存生教授以及学校各部门、各兄弟院系领导及北大师生共20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一、北京大学艺术教育传统:回顾、总结和前瞻

季羡林先生在发言中说,弘扬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弘扬书法文化。书法不仅有实用功能,还有艺术功能和生命陶冶功能。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独特之处。季先生提出“学者书法”的概念,认为学者写书法有自己的历史。学者书法不仅讲求书法的典雅清正,而且要求书法具有深厚的文化意味,因此学者书法不仅是艺术,而且是文化,是学者对汉文字的美化和文化化。季先生认为北大最近要成立艺术学院,是众望所归的英明之举。他希望还可建立书法专业或书法系。王选院士认为艺术教育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很重要,无论艺术或是书法,都是追求美,搞科学技术也在追求美。他认为他在几十年的科学生涯里也追求一种设计的美。设计的美往往就是追求一种灵巧和简洁的结果。

这种美的享受会让你陶醉。因此艺术和科学是有共同点的。他相信这次艺术研讨会的召开,书法研究所的成立以及未来艺术学院的成立,都必将为北大这个百年名校,在文理科的结合方面,在传统文化的保护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仲呈祥先生高度评价了北京大学艺术教育的传统、成果和举措。他说北大成立艺术学院,不仅是北大的幸事,也是中华民族当代文化建设的幸事。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综合性名牌大学里,艺术学人才,特别是艺术学的理论人才的培养和造就才会得到更理想的完成。吴志攀副校长在讲话中认为美育和艺术教育在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一个重要环节。他简要回顾了北京大学艺术教育的历史和实践,希望对北京大学艺术教育传统的特点、历程、经验等重要问题,进行细致的梳理和系统的总结。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一种更为高远的视野和更为开阔的胸襟,进一步发展艺术教育事业和艺术学科的建设。最后,他代表北京大学郑重宣布,将于近期在艺术学系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叶朗教授在题为《北京大学的艺术教育传统》的主题讲演中指出,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以来,北京大学形成了一种重视美育和艺术教育、重视美学研究和艺术研究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北京大学的艺术教育带有鲜明的人文色彩,有很强的学术性。

北大的艺术教育一开始就不是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而是以蔡先生的美育思想为指导,如“音乐研究会”就是以“研究音乐,陶养性情”为宗旨的,自觉引导学生去追求人生的完美化。第二,北京大学的艺术教育从一开始就显示了素质教育和专业教育并重的特色。第三,北京大学的艺术教育立足于中国文化,实行中西兼容、雅俗并包的路线。叶朗教授认为,传统是一种资源,一种财富。如果我们能充分开发和利用这种资源和财富,我们的艺术教育和艺术学科建设就有可能站到一个别人所没有的高度,从而形成特色,形成优势。传统又是一种精神氛围,一种精神力量。在这种传统氛围中产生的历史感、崇高感和使命感,会鼓舞和推动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新的创造,开拓新的境界。

金开诚教授在题为《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成立的意义》的主题演讲中指出,中国书法艺术值得深入研究,它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民族艺术,是中国艺术宝库中的“大熊猫”。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过程,不仅突出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民族智慧、想象力和创造精神,而且在艺术领域达到了极为高深的境界。如果我们把它研究透彻,这就必然有利于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美学和艺术思维体系的形成,也对全人类的文化艺术作出巨大贡献。他指出,北大成立书法研究所可以借助北大在文史、文化和美学方面的人才资源和积累,并直接用于对广大学生的素质教育。书法艺术具有群众性和艺术性,所以很适合于进行素质教育。他希望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发扬北大兼容并包的传统,竭诚欢迎海内外的书法家和书法研究家把这个平台当作自己的学术家园,充分表现自己的书法学养和才华,共同促进书法艺术的健康发展。

二、综合性大学艺术教育的优势和北京大学艺术教育的实践

与会者就综合性大学艺术教育的优势和特点,北京大学及普通高校和艺术院校艺术教育的实践、理论和经验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北大原副校长梁柱教授总结了蔡元培美育思想和在北大的实践特点:首先,把美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五大宗旨之一,在教育方针上确立了美育的地位,提出了体育、智育、德育和美育并重的思想。其次,在学校教育中,强调美育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把美育称作美感教育,即通过美感教育,激发、陶冶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同时,蔡先生还主张科学与美术并重。再次,蔡元培所致力的科学和美感教育,都同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和救国目的相联系。

郎绍君研究员以美术教育为切入点,论述了北大的艺术教育在中国艺术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一是思想的提倡。如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的号召使得美育从教育中凸现出来,使得艺术教育日益受到重视。中国出现的大批艺术教育学校和各种艺术刊物,都是这一学说直接影响的产物;鲁迅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发动了20世纪唯一的一次美术运动———“新木刻运动”;陈独秀提倡“美术革命”,对于中国画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二是北大学者的学术活动对于中国学术研究的影响。除了蔡元培对于西方美学的介绍和推广外,还表现在诸如林琴南在五四时期对于传统的维护,朱光潜、宗白华对于美学的研究,特别是宗白华对于中西美术空间范畴的研究成果以及独特的体悟、直觉式的方法论,邓以蛰对于书法的研究,傅斯年对于中国美术考古的开拓性贡献等等。所以,北大的艺术教育对中国的影响不仅在于画法研究会这样的具有专业艺术教育雏形的机构,还在于其深厚的人文影响和学术带动作用。

冯文慈教授认为当年蔡先生依据美育原则,在北大亲自谋划创立“音乐研究会”并转型为“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的雏形。中国的新型现代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与北京大学和蔡元培先生息息相关。新中国建立后,专业音乐教育得到了积极的发展,其设课仍大体遵循蔡元培主张的“兼容并包”、“中西兼采”的原则。近年来以北大为首的综合性高校突破过去的专业格局,设立了艺术院系,十分可喜。她从自己的音乐教育实践出发,认为综合性大学具有培养音乐人才的特殊优势。虽然音乐专业技术性非常强,但由于音乐理论学科的交叉性特点,要求音乐人才具有广博的文化修养和深层次的艺术修养。综合性大学能够使得音乐学专业从人文精神、科学精神两方面得到丰厚的浸润。就北大而言,人们完全可以期待她不断培育杰出的音乐人才,在国内外产生影响,恢复并且发展蔡元培当年建立音乐学教育机构的初衷,这是新时期的新使命。

杨通八教授认为北大的艺术教育,特别是北大的音乐教育如音乐学科的设立,既是由于其人文性,也是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当时师范科的设立就是为了适应于新型音乐教师的急迫需求。北大的艺术教育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的、近代的、学校化的优秀音乐教育成果,这和蔡元培培养健全人格和具有共和精神的人的政治理想相吻合。这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精神自然的延续和发展,例如刘天华借鉴西方的音乐技术,使之与传统器乐结合,极大地发展了二胡的艺术。

谢嘉辛教授认为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是因为社会需要具有超越层面上的精神追求。他认为“德智体美”的排序应该是“体美智德”,这样才能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他认为从蔡元培到萧友梅都提倡“以人为本”,而不仅仅是艺和技的问题。艺术上精益求精无可厚非,但重要的是艺术的目的,不能失落人文关怀。他认为北大应发扬美育传统、人文传统和大学精神传统,应该“回归五四,超越五四”。梁茂春教授认为北京大学是中国现代专业教育的起点,北大音乐传习所在成立初期的英文名字为:TheConservatoryofMusicofthePekingUniversity,这一名称标志着蔡元培和萧友梅是依照欧美综合性大学音乐学院的建制而创办这一具有一定独立性质的音乐教育机构的。他还从体制、课程设置、师资、培养的人才四方面为标准判断北大音乐传习所是一所音乐教育机构。他还考证了蔡元培支持出版的五四时期最重要的音乐杂志———《北京大学音乐杂志》,创办的第一个全部由中国演奏家组成的、由中国人指挥的管弦乐队———北京大学管弦乐队。这支乐队在萧友梅的指挥下,坚持每年演奏,举办过多次“大乐音乐会”。

萧友梅的《新霓裳羽衣舞》和《哀悼进行曲》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两首管弦乐曲。俞玉姿、梁茂春、黄旭东、李岩等学者对于北大的艺术教育传统作了大量的史实开掘和整理工作,研究了王露、杨仲子、许之衡等音乐家的音乐成就和音乐教育贡献。如李岩认为许之衡在北大讲声律学时编写的《中国音乐小史》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较完整的音乐史。北京电影学院的孙建三通过史实检索和考证,认为蔡元培的艺术教育思想除了在音乐美术方面的实践之外,也表现在电影教育方面。蔡元培认为电影是唤起民众之利器,也是教育之有力工具,提倡“电影教育化和教育电影化”,“中国人要看中国电影”。蔡元培、胡适、蒋梦麟、宗白华等北大学人发起成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蔡先生被推为主席,他的“开会词”为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发展确立了方向,他的一些工作也为中国电影特别是左翼电影运动的发展奠定了方向。由协会拍摄的《农人之春》是第一次在国际上正式参赛得奖的中国电影。

三、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成立的意义和书法艺术的传统与创新

作为大会的分会场之一,在“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书法研究所成立的意义、前景和方略,书法艺术的传统与创新的关系等重要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看法。书法研究所副所长王岳川教授论及西方对于中国书法认识上的偏颇和中国书法在面对日本现代书法以及韩国书法时的困境和失落:在面对日本的时候,我们的书法丧失了现代性,面对韩国的时候,我们的书法丧失了传统性。

他辨析了中国书法的“法”与日本书“道”、韩国书“艺”的差异,指出我们的书法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既不能完全跟着日本走,也不能完全跟着韩国走,更不能跟着欧美的流行波普文化走。他指出历史上每一个书法大家无不具有强大的文化底蕴,所以他强调书法的生态性,精神生态的新理性,提倡每个书法家背后都应该有一个巨大的文化宝库。单一的书法技术,或许可以成为书法个体户,但是永远不会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表。所以他主张新成立的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应该强调文化传统的厚实和哲学境界的高远。陈玉龙教授回顾了北大书法的光荣传统,他认为北大百年书画史与百年校史同步前进。画法研究会和书法研究会分别于同年的二、三月间成立,揭开了北大百年书画活动的序幕。

张百熙、严复、章士钊、陈大齐、蒋梦麟、胡适、、陈独秀等有如群星灿烂,盛极一时。蔡先生本人就精于书艺,沈尹默是他的知音,也是北大书法史上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新中国成立三十年前夕,北大“燕园书画会”应运而生。1996年,“燕园书画会”改组为“北京大学书画协会”,此后,北大书画活动蔚为壮观。程大利总编辑认为北大书法有自己特殊之处,陈师曾、沈尹默等都曾任教于此。书法与人格修养有关,所谓书如其人,从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是气壮还是胆虚。在北大搞书法研究,应该从文化、学术、国学入手。必须从形而上的角度,从人文学科的角度来对书法进行研究,否则很难叫书学。应该继承传统书论,提出面向未来的重大课题,把书法和民族文化的前景联系起来。

书法家曾来德认为北大成立书法研究所不仅是蔡元培校长提倡美育的精神承传,也反映了当代北大人的精神面貌,同时也是书法界同仁的期盼。书法也只有在北大这样的综合性大学,在对书法文化的思考中构建中国书法,书法的前途才会更加光明。与会各位学者、书法家还对书法艺术的传统与创新这一关乎中国书法命运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认为,矛盾的双方统一于书法本体。传统对于当代书法,是取之不尽的伟大源泉,也是十分沉重的压力,传统容易接受,但是要在伟大传统上进行开拓就成为难题和压力。传统是丰富多样的,从风格的意义来说,碑与帖,还有简牍、经书、砖瓦陶文,善学者都应该融会贯通。从历史的角度而言,传统的生命力是在发展中形成的。“书圣”王羲之,就是融会了众家之长,形成自家风貌。历代的王羲之的众多追随者为丰富王氏的流派作出了重大贡献,也再次证明继承必须是积极的继承。他认为传统中也有消极因素,这往往表现为开创时生气勃勃,但是后来逐渐消失了原来的锐气进入了末流。然而真正有生命力的艺术是不会消亡的,重要的是不断地融合、继承、扬弃,适应并提高群众的审美观念。

曾来德认为20世纪中国国门打开后,中西方文化发生了强烈的碰撞,有的领域几乎全盘西化、全军覆没。书法以汉字作为载体,这使得书法艺术有着独特的魅力。书法艺术是最全面保留了自己文化身份的艺术。曾有学者提出要废除方块汉字,走拼音化的道路,已被证明是荒谬之说。中国艺术在经受了百年西方文化的洗礼之后只有书法保留着原味,这是因为我们的文字还保留着。我们应该弘扬书法,合理地利用书法,这个资源是我们面对世界的利器。

会上,专家学者还就一些有关书法本体的重要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沈鹏深刻地论述了“一画”的问题。他说“一画”仅从字面上而非书法本体上,是难以深入理解的。一画是线,中国绘画中骨法用笔,既以线为界别物体的手段,也赋予了“线”以独立的欣赏价值,如后来的“十八描”。比之绘画,书法中的线条更具有纯粹抽象和独立的性质。所有的字都离不开线条,但是线不依附于外物,由一画、二画、三画乃至万画,线在运动中发展、丰富,形成完美的篇章。中国书法的线具有“无往不复”的审美特性,绝对意义上的“直”与“曲”是不存在的,书法的生命力由此体现。石涛开创的“一画”,可以扩展到亿万,亿万又可以浓缩到“一”。由点积成线,无数相反相成的运动所构成的“一画”是一个丰富的世界。

北京大学哲学系杨辛教授认为书法是心灵的艺术,一个人写出来的字,留下了他全部的心理状态,包括理性的、情感的、想象的、感觉的因素。如果通过书法写出了自己人生中的体验,人生的追求,这对于人是一种很大的激励。书法的精髓在于能体现人的精神境界和追求。书法对形式规律的体现是非常鲜明的,而且这种形式和自然中的生命节奏是完全统一的。书法不能离开汉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去创造,是有限制的创造,如果离开了汉字,抽象地讲线条那就不是书法。汉字本身就有表现力,书法就是把汉字里面蕴含的表现力充分地表现出来。所以形式的规律是很值得研究的,要讲究“威而不犯,和而不同”,变化也不是单纯的为了变化而变化,而是随着书写的内容很自然地一气呵成,而且不能改,这就是所谓的“一笔书”。

北京大学中文系卢永教授结合自己多年研习沈尹默先生书法的心得探讨了沈尹默先生的法书的意象之美。沈尹默的书法给人的第一印象似乎平常,审美冲击力不大,但越是欣赏品味,就越使人感到蕴藉丰厚,韵味无穷。他从沈尹默理解透辟的笔法原则,线条点画的高质量,结字既不夸张扬厉,也不故作颓败拖沓、装疯卖傻,又不甜熟媚俗、令人生腻的特点,行间篇章即整体风貌之美等几个方面作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沈尹默法书最突出的审美特征即是具有深婉、蕴藉的意象美,它在风格上非雄强刚劲之美,不以豪气取胜,而以内敛的韵致取胜。

此外,吕书庆、叶培贵、汪锡贵、刘墨、李林、容铁、徐寒、高译等书法学者均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书法之美,探讨了书法应该如何创新,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创新的标准与底线等问题,高度评价了北京大学成立书法艺术研究所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书法研究所依托于北大深厚的学术优势,必将在未来为中国书学的研究,为中国书学在未来建立一个完善的学科体系,以及为提高和弘扬整个社会的审美意识和文化精神,作出自己应有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