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幼儿教育突破对近现代教育的作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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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是一篇幼儿教育论文范文，本论文主题是就教会幼儿教育的历史影响进行探讨，主要论述了在华的外国教会幼儿教育作为特定的历史产物，在新中国成立后结束了它的历史命运。考察教会幼儿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分析其在中国幼儿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以及阻碍问题，探讨中国幼儿教育在近代化进程中对教会幼儿教育的突破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教会幼儿教育，中国幼儿教育；幼儿教育观念，幼儿团课程；幼儿教师

幼儿教育近代化是指由传统家庭幼儿教育向公共幼儿教育的整体演变的历史过程。由于近代公共幼儿教育在中国的出现是一个舶来品，因此。中国幼儿教育近代化过程，既是一个古今的转化过程，又是一个外国的思想、制度等本土化的过程。因此，世俗性、实用性、民主性、科学性、开放性（普及性）和本土化等特征，是中国幼儿教育近代化的基本内涵。

教会幼儿教育是指西方宗教团体在中国土地上所开展的自成体系的全方位的幼儿教育活动，伴随着西方殖民者的脚步于19世纪下中后期开始在中国出现。它包括幼儿教育机构的办理，幼儿教师的培养、幼儿教育思想的传播，以及幼儿读物的翻译出版等。其出现早于中国的近代幼儿教育近半个世纪。

从时间上看，教会幼儿教育机构早于中国幼儿教育机构出现；在数量上，20世纪前20余年，教会幼儿教育机构曾一度远远多于中国自办的幼儿教育机构，1925年中国政府收回教育权后，教会幼儿教育机构演变为中国私立幼儿教育机构的主体。20世纪上半期是中国幼儿教育近代化的关键阶段。那么，在中国幼儿教育的近代化过程中，教会幼儿教育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教会幼儿教育在中国的历史演进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传教士便开始在中国设教堂、办医院、开学校，并创设孤儿院开展慈幼事业。教会幼儿教育正是在前期慈幼事业的基础上创设的。1855年，法国主教耶稣会巴黎耶稣会南格禄、艾方济等在上海创办圣母院，下设一所育婴堂。19世纪70年代后，该院又创办一所幼稚园。此后，美国、英国、德国传教士等相继办理幼儿教育机构。19世纪下半期，外国教会称其设立的幼儿教育机构为“小孩察物学堂”，以区别于小学校。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1905年编纂出版的《全地五大洲女塾通考》一书中，就统计有“小孩察物学堂”6所，学生数194人，其中女生97人。这些早期教会幼儿教育机构的创立，其目的在于使中国儿童皈依基督教，所以教学内容，则极为重视宗教意识的灌输。

1902年，教会教育的联合组织——”中华教育会“发出号召，要大力加强教会教育工作，积极控制和影响中国教育。1905年，林乐知发表《中国亟须设立幼儿园》一文，强调传教之士，应以发展幼儿园为先务。此后，教会幼儿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

据1922年刊印的《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一书的统计，上年的基督教幼儿园达139所，学生4324人。1924年，南京第一女子师范调查统计，上年全国共有幼儿园190所。其中由教会办理156所。占幼儿园总数的80％以上。

20世纪后，教会幼儿教育不再只是一味的灌输宗教的理念，而是逐渐注意到幼儿教育的科学性以及“世俗化”、“中国化”问题。引入西方幼儿园先进的课程、教材和教法，如福禄倍尔制度和蒙特梭利教学法思想等。教会小学和女子学校，一般都要附没幼儿园，作为有关学生教育实验、实习的场所。在教学中，采用中国语言施教，课程内容上，表现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习俗的尊重。

为发展幼儿教育机构，外国教会还大力建立幼儿教师培训机构。1892年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海淑德在七海，189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苏州等都创办了幼稚园教师训练班。1898年，英国长老会在厦门创办幼稚园师资班，1912年，发展成为怀德幼稚师范学校，是教会在我国最早设立的一所独立的幼儿师范。稍后苏州景海女学幼稚师范科、浙江杭州私立弘道女学幼师科等也相继成立。一些教会大学也开始培养幼教师资。如基督教教会于1905年在北京开办了华北教育协会和女书院，内设两年制的幼师科。至1911年并人燕京大学，成为教育学系的幼稚师范专修科。以后，金陵、复旦、齐鲁、沪江、华西、岭南等教会大学、女子大学也都分别设立过幼稚教育系科或专业组，培养高层次的学前教育人才。1913年基督教会伞国大会议案明确提出，教会要设立幼稚园，同时也要设立养成幼稚人才的学校，要求收教外学生，以供官立幼稚园任用。

20世纪20年代，中国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收回教育权运动”。1925年11月16日，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发《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此后，教会幼儿教育机构纳人中国私立教育系统，但由于教会依IH控制着经费来源及使用权，无形地左右着办学方向，一定程度地保留着宗教和殖民色彩。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决定》和《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根据以上规定，我国政府接管处理接受受外国津贴的学校。1951年底。教会幼稚园、幼稚师范学校全部收回国有。

二、教会幼儿教育对中国幼儿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一）教会幼儿教育对中国幼儿教育近代化的促动有学者认为，中国教育近代化是在教会教育的影响和示范下开始的。因为两方传教十在他们开办的教会学校中首先引进了欧美的教育内容和制度，为中国古老的传统教育带来了新的血液。幼儿教育也不例外。在中国土地上最早的幼儿教育机构即是外国传教士开办的。虽然教会幼儿教育以传教为目的，宗教色彩浓厚，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崭新的教育制度、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等为中国自办幼儿教育提供了一个学习模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幼儿教育近代化的发展。

1、催生了中国近代幼儿教育机构

在近代中国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幼儿教育机构，由传教士仿照西方幼儿教育制度率先开办。

但它烙上了“殖民性”、“宗教性”的印记，并不具备真正的“中国性”意义。因为早期教会幼儿教育机构既不是由中国人办理，又不向中国政府注册，它事实上只是外国教会的附属物。所以外国教会初期在华开办的“小孩察物学堂”，并不能作为中国公共幼儿教育机构的肇端。但是，教会幼儿教育机构在客观上冲击了中国的传统家庭教育，催生了中国公共幼儿教育机构。理由有二：

其一，清末张之洞等创办的中国第一批公私立幼儿教育机构，虽然在制度形式、课程设置和环境的创设方面都是模仿日本的幼儿园而来。而其创办是在清末国外教会幼儿教育机构事业方兴未艾，近代外国教育观念的不断涌入，中国传统的家庭早期教育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背景下，张之洞等以“中体西用”思想为指导，积极借鉴日本的办园经验，兴办了一批幼儿教育机构，与教会幼儿教育机构相抗衡，消解其对中国幼儿教育的宗教性和西化的影响。

二是在中国第一批近代幼儿教育机构中，不乏接受了教会幼儿园的影响者。1904年，清末的《癸卯学制》颁布，确定在初等小学堂前设立幼儿教育机构，定名为“蒙养院”。析中国第一批幼儿教育机构中，仍有以“幼稚园”命名者。如1904年成立的上海务本女塾附设幼稚舍、1908年创办的曹氏家庭幼稚园、1909年创办的山西育婴堂附属幼稚同等。这说明这些幼儿教育机构无疑都受到教会幼稚园的影响。

2、率先把两方先进的幼儿教育观念引人中国

把西方教育思想传人中国，由几方面的主体完成。一是回国的留学生以及醉心西学的中国人士，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二是中国政府派员去西方（包括日本）考察取经。清末和民国初年都曾派员出国学习；三是教会教育机构引入两方教育思想，并进行了实践。西方教会不但在中国首先开办幼儿社会教育机构，而且较早地把西方幼儿教育思想介绍到中国，同时对中国儿童教育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如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自1860年来华后，十分重视幼儿教育，他曾著文《论中国亟需设立幼儿园》、《重视教育说》等，将西方幼儿教育思想介绍到中国。

这些观念包括重视儿童心理、强调儿童权利、主张师生关系平等等比较科学民主的观念，与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下的儿童观和教育观完全不同。

这些观念通过教会幼儿园的中国学生及其家长以及教会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任教中国学校进行的实践而向中国幼儿教育机构、社会和家庭传播，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幼儿教育观的转向。

3、促进西方科学化幼儿园课程教法在中国实施

一般认为，英国欧文于1816年创办的“幼儿学校”开创了社会公共幼儿教育机构的先河，1840年，福禄倍尔根据裴斯泰洛齐的要素教育和教学心理化的思想进行“幼儿园”教育教学实验，奠定了幼儿教育科学化的基础。20世纪初，在意大利以“儿童之家”实验为基础而形成的蒙台梭利教学法，以及在美国以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实验为基础而形成的杜威实用主义幼儿教育理论，大大地推进了幼儿教育的科学化。

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其中专辟《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该章程规定蒙养院的保教内容包括游戏、歌谣、谈话、手技。

这四项保教内容基本来自日本的1899年颁布的《幼儿园保育设备规程》，是“中体两用”教育思想指导下的幼儿教育课程。还存在一定的封建性和保守性。

而早于此前出现的教会幼稚园与时俱迸，不断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为中国自办幼儿园提供了科学的教育模版。教会幼稚园的课程除了宗教课外，一般还有外语课、音乐课、游戏课、故事课、谈话课、图画课、手工课、自然常识课等，课程内容丰富有趣，考虑到了儿童需要，比较贴合儿童心理。在教学方法上，教会幼儿园不同于日本式幼儿园。它强调的是儿童自然表现、自我活动，反对成人过多的干涉。民国时期，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幼儿教育在改革的过程中，摆脱了清末日本模式的控制，纠正了自清末以来幼儿教育小学化的倾向。借鉴吸收了大量教会幼儿园的办学经验。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法方面，与教会幼稚园日益接近。

4、培育了中国第一批专业化幼儿教师队伍

至清朝末年，中国尚未有专门的师范教育机构。中国第一批幼儿教师，是由训练敬节堂的节妇和育婴堂的乳媪而来，不仅文化低，而且缺乏幼儿教育专业知识技能和民主科学的观念。中国较早的幼儿教师培养机构有1905年严修在天津创办的严氏女塾保姆讲习所，1907年上海务本女塾附没的保姆传习所。1920年张雪门创办的宁波幼儿师范学校等。

上述机构一是规模小，招收学生少，二是存在时间不长，其影响和实效远不能与教会在中国兴办幼儿教师培养机构相比。

19世纪末开始，西方教会在中国兴办幼儿教育机构的同时，也在中国创办了最早的幼儿教师培养机构。这些幼儿教师培养机构有附设于教会女学的，也有独立设置的；有初级、中等教育性质的，也有高等教育性质的。其师资力量强、环境设备好，管理严格，培养出来的学生素质一般比较高。教会幼儿教师培养机构的毕业生不仅供教会幼稚园使用，很大一部分在中国公私立幼稚园里任教，形成了中国幼儿教育机构中最早的一批专业师资队伍。对于这一情况，有学者指出：在20世纪头20年，教会幼儿师范教育控制了整个幼儿教育界。师资是发展幼儿教育事业的关键。教会幼儿教师培养机构为清末民初中国幼儿教育机构提供了相当部分的师资，缓解了当时幼儿师资短缺的压力。同时，这些毕业生在教学中也将教会幼稚园的课程、教材、教法等带到了中国自办的幼儿园教学中，在实践中影响和培养出一批中国专业化的师资队伍，帮助中国幼儿教育机构完成了最初的师资队伍的转型换代。

（二）教会幼儿教育对中国幼儿教育近代化的消极影响

以上可见，教会幼儿教育在多个方面对中国的幼儿教育产生积极影响。带动了初创时期的中国幼儿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幼儿教育的近代化。然而，至民国中后期。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中国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要求，教会幼儿教育的消极影响便不断凸现出来。

1、浓厚的宗教性

毋庸讳言，最初教会幼儿园的目标是让幼儿了解基本的宗教知识，信奉上帝，同时培养性格恭顺、安分守己的未来公民，以便在政治上维护西方列强的在华统治，在精神上扳依基督教。一般教会幼儿园教窒内墙，卜挂着耶稣或圣母玛丽亚的像，祈祷、听讲圣经是每日必修课，宗教故事和宗教歌曲是日常的教学内容，每逢圣诞节、复活节等宗教节日，便举行茶话会，赠送礼品、演宗教剧，举行各种庆祝活动。教会幼儿园所具有强烈的宗教性是娃而易见的。

1926年，张雪门发表《参观三十所幼稚园后的感想》一文，他对于其中12所宗教幼儿园的印象是：

“有美丽的教室，小巧的设备，在一时动作以后茶点以前，儿童们一定要闭一会儿眼睛，他们的小嘴一定还要唱一首祷告的歌曲；早晨相见，放学话别，‘上帝祝福’诗一样的调子，全从舌端跳到恬静的空中，飘宕在这边那边。对此，张雪门深感痛心，在许多著作中都抨击了这种宗教和洋化的教育。他认为教会幼儿园的教师只是为教会尽职而不是为教育服务，她们关心的是宗教而不是孩子。并尖锐地指出教会幼儿园作为西方列强文化侵略的工具，它所起的作用”消极的是在减弱中国民族的反抗，积极的是在制造各国的洋奴。

教会幼稚师范的宗教味也相当的浓厚。一方面，宗教课程占了很大的比例。另一方面，宗教活动特别多样，有宗教仪式、宗教节期、布道会、宗教集会、课外阅读等。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几乎都是当时中国幼儿教育机构的骨干老师，有的甚至是幼稚园的创办人，因而她们所接受的宗教思想，很大程度上以潜在的方式影响着中国幼儿教育的实践。

2、强烈的移植性

教会幼儿教育移植性表现为其全盘西式的状况。教会幼儿园的房舍建筑是西洋式，各式外国玩具琳琅满目，课程内容也是外国的一套，说外国话，行外国礼，学习外国习惯，讲外国故事，唱外国歌曲，玩外国玩具，中国儿童生活在教会幼儿园里，无异置身国外。

教会幼儿教育强烈移植性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幼儿教育。造成了中国早期幼儿教育的外国化倾向和富贵病盛行。中国在最初自办幼稚园时，以教会幼稚园为蓝本，盲目崇洋媚外，效仿它的办学模式，大多不考虑搬移过来的东西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生搬硬套。张宗麟在调查江浙幼稚教育后曾愤慨地说，“自此次参观后，始信吾国有民族精神之幼稚教育，方在萌芽，而有数处且完全为外国化”。

严重的外国化倾向导致幼儿园富贵病盛行。由于幼儿园玩外国玩具、吃外国点心。甚至房舍建筑也是仿照两洋式，教师也过于追求专业化等，从而花钱就多，使接收幼稚园教育成了有钱人家孩子的专属。

1935年，张克勤在调查7大城市189所幼稚园后，曾感慨说：”很难找到一个幼稚园，完全为贫民而没的，或完全为了工农子女而设屯的，差不多都是为了富人达官的千金、少爷而设的。

深受教会幼儿教育影响的中国早期幼儿教育远离了困情，脱离了社会的实际需要，拒绝了最需要幼儿教育的广大劳苫阶层，不利于幼儿教育民族化的发展，阻碍了幼儿教育在中国的推广和普及。

三、中国幼儿教育冲破教会控制的独立探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教育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教育新思潮风起云涌，中国幼儿教育亦乘风逐浪。针对一味模仿抄袭，从而迷失自我，身患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三大顽症的状况，在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等领军人物的带动下，以若干教育实验为先导，掀起了冲破教会控制的幼儿教育近代化探索，取得了中国化和科学化一系列成果。

针对长期以来我国幼儿教育因受教会幼儿园的影响而崇洋媚外，陶行知明确指出应将中国的、省钱的和平民的作为创设幼稚园的基本方针。要求“第一要打破外国的面具；第二要把贵族的架子放开；第三要省钱，不当用的不用”。改革中国幼稚园教育的重心放在“平民化”问题上。因为中国是一个穷国，只有满足劳苦大众的需求，才可能“中国化”。为此，他认为幼稚园必须“下乡和进厂”，视农村工厂为“幼稚园之新大陆”。并于1927年在南京远郊燕子矶创设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幼稚园。

其后，又进行了“艺友制”幼儿教师培养模式和“教学做合一”的课程实验。1934年，他还指导孙铭勋、戴自俺等人办理了中国第一所工厂区幼教设施——上海劳工幼儿团。其办理的方针是“跳出传统的托儿所及幼稚园的圈套，而创造出一个富有意义的幼儿工学团”。实行了“托幼小学低年级一体化”，试用“小先生制”。

陈鹤琴对当时幼儿园课程抄袭外国非常不满，他说：“今日抄袭日本，明日抄袭美国，抄来抄去，到底弄不出什么好的教育来。”他提出设计中国幼儿园课程的三条标准：一为“凡是儿童能够学的东西就有可能作为幼儿圊的教材”，二为“凡教材须以儿童经验为依据”；三为“凡能使儿童适应社会的，就可取为教材”。为了研究中国的、科学的幼儿教育，陈鹤琴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幼儿教育实验中心——南京鼓楼幼儿园，并在1925—1928年进行了以课程组织为中心的多项试验工作，于1929年制定出《幼稚园课程标准》。在幼儿教师培养上，创办了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通过“活教育”的方法，培养适合国情要求的幼儿教育师资。

张雪门从青年时代就开始致力于中国化学前教育的探索。1930年，他开始办理北平幼稚师范学校，决定“自成立一种实验教法”，将幼儿师范办成“实验幼儿新教育之工具”。探索研究面向普及中国幼儿教育的师资培养课程、方法，推出了“行为课程”幼儿同课程理论和“有系统、有组织的实习”的幼儿教师培养模式。1936年在编著《幼稚教育新论》时，他将幼稚教育的目的与“立国精神”及民族的特性联系在一起，指出：“研究教育的目的，本在于实用。分析过去，捉住现在，改进将来，无一不须从本国里找材料；也正唯从本国材料中找出来的路子，才能解决中国幼稚教育的问题”。公务员之家

中国幼儿教育近代化是在20世纪初拉开帷幕，教会幼儿教育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幼儿教育近代化的步伐。而对于教会幼儿教育给我国幼儿教育带来的种种问题，20世纪20年代以后，我国的幼儿教育工作者对它进行了批判和改造，通过种种实验，开启中国化、科学化的发展道路，奠定了中国幼儿教育近代化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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