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学私学教育特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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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学教育深受学术文化的影响，它的凸折历程及其成就突破了前代的固有模式，形成了官私学并重的格局，其中以私学教育最具特色。魏晋南北朝时期小学教材的编写促进教学活动的进行，并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小学教育；玄学思想；官学；私学

魏晋南北朝（公元220-581年），是一个分裂战乱的时期，亦是文化教育走向低潮，往往不为人所注意的时期。但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上的争夺，军事上的战乱，文化上的交流，互相激荡，互相斗争，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在魏晋学术文化的基础上，孕育着新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在教育上产生一些新的因素。这一时期小学教育的发展，又呈现出新的特色。

一、玄学清谈及其对小学教育的影响

魏晋以来，由于连年征战，政权更迭频繁，儒学“独尊”地位丧失，并逐渐由注重章句训诂转丽重义理，成为不复恪守家法师法的“魏晋经学”。但它在政治上仍有重要作用，也仍是当时教育的主要内容。道教起源于先秦、两汉的“长生不死之术”，宣扬炼丹和画符，假借老聃为教主，从仙家扩展而成为一种宗教流派。佛教主张神不灭说与因果报应说。自汉传人中国，西晋以来大获发展，且风行于南朝，并为南梁奉为国教。道学、佛学也成为官、私学的重要学习内容之一。玄学家合《老子》《庄子》与《周易》为一体，名日“三玄”，将儒道糅融，嬗变为玄学清谈，这是玄学内容和清谈相结合的一种思想风气和学术意趣，体现了一种政治上逃避现实、人生观颓废堕落的社会文化和教育思潮。玄学清谈，对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有很大影响。

其主要表现是：在教育思想方面，产生了与儒家礼教相对应的放任思想，如当时的玄学家，提出了“越名教”、“任自然”的主张，虽然以自然放任思想，猛烈抨击乃至全面否定儒家的礼乐名教，对两汉君权神授的儒学思想，对汉儒繁琐章句学问的冲击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玄学家往往进而全面否定儒学，甚至要人们放弃学习、抛弃文字，这是不利于教育发展的。如嵇康说：世俗以“《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而他则反其道而行之，“以明堂为丙舍（墓前小舍），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睹文籍则目焦，修辑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谈礼典则齿龋，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在教育实践方面，“矜高浮诞”的玄风形成后，许多士人对儒学失去兴趣，即使入学，也不愿埋首读书，造成了学校教育程序混乱，教育质量下降。但是儒、佛、道、玄四学并存，既互相吸收又相互论争的态势，不但丰富了当时的教学内容，也影朝换代或战乱的年代，官学受到极大的冲击，私学；响了教学的方式方法。玄学从诞生伊始，就走上了亦儒亦玄，儒玄双修的道路，佛学也渗透到儒、玄学中，儒家学者亦借用佛学来补充儒学教育内容之狭窄。玄学以清谈见长，清谈之风风靡士林，在清谈风气影响下，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时，互相诘难、自由辩论蔚为风气，并常常以此决分高低。在南朝粱武帝时代，儒学重建在教育中宗主地位，但儒学的讲授方法深受玄学清谈影响，清代赵翼在《女儿史札记·六朝清谈之习》中称：“虽事文于经义，亦皆口耳之学，开堂升座。以才辩相争胜，与晋人清谈无异”。

由于分裂和长期战乱，学校废置无常，特别是官学，在数量上大大减少了，官学教育总的趋势是衰弱了。但也出现了一些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新情况和新特点。南北朝时先后开设儒学、元素学、史学、文学、医学、律学等学馆学科，实施分科教授。

南朝宋明帝时（公元470年）又立“总明观”，分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南史·明帝纪》）。以“阴阳”立学堪称前无古人。与国子学同年开办的还有医学，此系我国医学专门教育的发端。

《洛阳伽蓝纪》载：“北魏置有国子、太学、四门三门，实仅国子一学。”当时国子学还有“算生博士”和“算生”之设，授《九章算术》，此即后世专设算学之先声。魏晋偏重文学知识，前秦重律学知识，刘宋重史学和医学知识，北魏重算学知识，北周重校书修书知识。这些倾向，在其时分科设学的学校中，都曾得以表现。教育内容与类型上的变动，无疑会给整个这一历史时期的小学教育打上深深的烙印。

二、官私学中的小学教育

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由各级政府主持、管理的教育，即官学；一是以私人或私人集团主持、管理的教育，即私学。私学自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之后，延绵不绝，成为重要的文化教育现象。综观我国古代小学教育史，可以看出，古代的小学教育既要依赖于官学，又离不开私学，它们相互补充，共存发展，促进了我国教育和文化科技的进步。但由于官学时兴时废，尤其是在改却蓬勃发展，成为主要的教育机构，小学教育也主要依赖私学进行。中国官、私学教育源远流长，经过漫长封建社会的洗礼，展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或多种教育形式，中国的小学教育就是与此相伴而嬗变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学教育制度正是这一独特历史场景的生动写照。

（一）官立小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学教育，总的形势是时兴时废，似断又续，但仍有小学教育的兴办。东晋以来孝武帝虽于太元九年曾接受了谢石请求普修乡校的意见，实际地方教育仍是各地镇守自动开办。

这时范汪守东阳大兴学校。家在豫章（今江西南昌县）的范宣，以讲诵为业，讽诵之声有如齐鲁。

太元年间范宁任豫太守时，大设庠序，改革旧制，远近入学者达千余人。大兴四年（公元321年），鲜卑国慕容魔以儒学刘赞为东庠祭酒，命令世子与国胄前往受业，魔于政事之余也亲临听之。他还著有《家令》数千言。慕容魔子慕容鱿也尚经学而多才艺。他在即王位后，于公元347年命令天下贵族子弟为宫学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亲造《大上章》以代《急就》，以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慕容鱿子慕容俊即位后，“立小学于显贤里以教胄子。......宴群臣于蒲池，酒酣，赋诗，因谈经史”。旧。此外，十六国时期，刘渊之子刘曜即帝位后，“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西，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石勒兴办学校，重儒崇经，在立太学之后，增设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择人教之，这些学校为后赵政权培养着后续人才。

对这些学校，石勒是非常重视的，史载他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北魏时期，由于政府的提倡，在献文、孝武、宣武诸帝年代，地方学校是有所发展的。西兖州（今山东境内）刺史高佑不满足于郡国设学，还于县立讲学，党立小学。北魏孝文帝时期，于公元493年迁都洛阳后，更励行汉化，禁穿胡服，改用汉语。在学制方面要求完备，下令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立四门博士，于四门置学。到宣武帝时（500年-515年）下诏营建国子学，并大选儒生为小学博士，定员40名，树小学于四门。但规模很小，国子生只有36人。据史料记载：四门小学是依据当时的大儒刘芳的建议而设置的，刘芳则是根据《周礼》四郊小学的制度而提出的。从刘芳的建议来看，四门小学和太学在一起，似国子学在城北、太学在城东旧址，四门小学邻近太学，因为刘芳觉得”四郊别置，相去辽阔，检督难周“有关四门小学的内容，缺乏可资证明的史料，大致是与其他官学的内容相近似。

上述可知，魏晋南北朝官立小学虽然比较零碎，不够系统，小学的教育教学活动也不够正规，但是，一些开明的君主或贵族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政权，在大举兴办高等教育的同时也积极倡导小学教育。而小学教育的发展很明显地带有民族融合和少数民族汉化的特点。

（二）私学中的小学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中国历史中”离乱“年代，由于封建割剧、战争长年不断，封建官学时兴时废，这样在无形之中催生了私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由于儒学独尊的地位被突破，小学教育随着各家争鸣和各民族文化的融合有了长足发展。

三国时期，战乱频繁，那些淡泊明志的士大夫，都深居简出，以讲学自给。这时的私学，魏国较吴蜀更为发达。私学的课程主要为儒家经典。两晋私学也是比较发达的，就其程度说，有不少属于小学程度，如王育：”少孤贫，为人佣牧羊，每过小学，必欺欷流涕。时有暇，即折蒲学书，忘而失羊，为羊主所责。育将鬻已以偿之。同郡许子章，敏达之士也，闻而嘉之，代育偿羊，给其衣食，使与子同学，遂博通经史。“这时期的私学讲授，亦以儒经为主，其次是道家和阴阳五行之学，还包括天文、历算。

如郭琦，”少方直，有雅量，博学，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传，注谷梁、京氏易百卷。乡人王游等皆就琦学。“邛‘祈嘉，”少清贫，好学......西至敦煌，依学官诵书，贫无衣食，为书生都养以自给，遂博通经传，精究大义。西游海渚，教授门生百余人。“刘元海，”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孔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上述可知，私学中小学教育的内容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非汉代私学可以相提并论，为学生提供了多方面的知识训练，不少少年儿童在私学中勤奋好学，为以后的成才打下了基础。

《差山歌》中称：”差山中，有贤士。开门教授居成市。“我国南朝时期，政局不稳，官学时兴时废，儒学得不到足够的重视。私学家在深山中设学授徒，南齐朝在老百姓中流行的这首《差山歌》，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情况。它描述了当时各家各派私人讲学授徒风气之盛。南朝私学中儒经仍占相当位置，但玄学，黄、老、庄、释、文、史等学说纷纷兴起。不少学者是儒掺释道，而对于研习儒经则形成了”南人约简，得其英华“的学风。如王僧孺，”年五岁，读《孝经》......六岁能属文，既长好学“。

伏曼容，”早孤，与母兄客居南海。少笃学，善老、易，......聚徒教授以自业，“少为周易生，有口辩，能谈玄理。既长，遍通《五经》，博览史籍：？··后东游，居于钱塘之佳义里，与诸僧讨论释典，遂通三论。每日二时讲，旦讲佛经，晚讲礼、传，道俗受业者数百人。”¨40张讥，“幼聪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经、论语......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纠北朝私学中进行的小学教育活动相当活跃，尤其燕、赵、魏、冀地区比较普遍。北朝私学与南朝的不同之点是学者多以儒术为中心，私学亦是以儒家经学为主要的教授内容。这与南朝玄学、佛学兴起，居然和儒学争雄的风气殊异。如房晖远，“幼有志行，明三礼、春秋三传、诗、书、周易，兼善图纬。

恒以教授为务，远方负笈而从者，动以千计。”叫孙惠蔚，“年十三，粗通诗、书及孝经、论语，周流儒肆，有名于冀方。”李铉，“九岁入学，书急就篇，月余便通。家素贫苦，常春夏务农，冬乃入学。

教授乡里，生徒恒至数百”。马敬德，“少好儒术，负笈随大儒徐遵明学《诗》《礼》，略通大义而不能精。遂留意于春秋左氏，沉思研求，尽夜不倦，解义为诸儒所称。教授于燕、赵间，生徒随之者众”。¨引吕思礼，“年十四，受学于徐遵明。长于论难。诸生为之语日：‘讲书论易，其锋难敌”’。

从整体上看，北朝小学教育的重任主要落在私学教育。就人数和规模而言，北朝私学超过南朝。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史略论稿》叙论中说：“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日（北）魏，（北）齐，二日梁、陈，三日（西）魏、周。”可见隋唐制度三源中有两源出于北朝。陈寅恪先生曾反复强调家学和地域之学（实即私学）对保存和传播文化的作用，其中当然包括私家小学教育的作用。北朝私学中的小学偏重于经学、经书的教学，重师承，但在一部分私学中也传授其他方面的内容，如沈重“学业该博，为当世儒宗。至于阴阳图纬，道经释典，靡不毕综”。“他讲课时，儒生、桑门、道士都来听讲，说明教学内容广博包罗。又如刁冲”每师受之际，发志精专，不舍昼夜，殆忘寒暑。学通诸经，偏修郑说。阴阳、图讳、算数、天文、风气之书莫不关综，当世服其精博。四方学徒就其业者，岁有数百。“m3这些都说明北朝私学较为广博。此外，北朝私家小学规模较大，人学学生较多，有明显的地域特色，注重游历教学，虽重师承，但也自由择师，自由讨论，独立思考，一些私学大师严谨教学、学生刻苦学习的精神也较为突出。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学中比较广泛地开展小学教育活动，其缘由是复杂的，大略而言：其一，国家虽有官学的设置，但主要是面向成人的高等专门教育，且入学名额有限，很难满足众多读书人，尤其是乡村儿童入学的需要；其二，官学入学有等级身份的限制，无门第及贫民子弟无权进入官学学习，只得转而求教于私学大师所开办的私学。一些寒微、孤贫、牧羊放豕的孩童得以入学，说明了私学招生对象上的相对开放性；其三，由于社会动荡不宁，一些专家、学者遂避居山野，授徒讲学，所收学生当有不少未曾发蒙的儿童；其四，北朝实行汉化政策，儒家思想及礼仪的养成，应从儿童开始，官学数量有限，汉化目标的实现，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私学中的小学教育活动。此外，私学办学形式不拘一格，清新活泼。儒、佛、道、玄都办有私学，互相吸收、融合，私学的小学教育一般面向未启蒙的儿童，但也有成人人小学的，如，刘兰”年三十余，始人小学，书急就篇。家人觉其聪敏，遂令从师，受春秋、诗、礼于中山王保安。家贫无以自资，且耕且学。“除了传授普通知识的小学外，私学中还有专门进行艺术教育的小学，彝兄顺，”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书王羲之小学篇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丰奇之白澄日：‘江夏黄童，不得无双也。“”驯三、小学教材分析古代小学教育的内容是非常广泛而丰富的。

儒家经典、文学艺术、谚语格言、童谣民歌、歌谣口诀、科普读物等等，都是小学教育的内容。不过，其中最为典型，也最为系统的，应该是蒙学课本。它是中国古代小学的通用教材。古代小学教材发轫于西周及秦代，以后逐渐发展。

（一）小学教材概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学教材对于汉代有较大的继承并有所创新。

三国时期的小学教育较多地采用汉代教材，尤其注重《论语》和《孝经》。《三国志·魏书》称钟会的母亲张昌蒲“明于教训”，对钟会“勤见规诲”。

钟会年四岁，张即教他读《孝经》，七岁读《论语》，八岁读《诗》，十岁读《尚书》，十一岁读《易》，十二岁读《春秋左氏传》《国语》。她对钟会说：“以渐训汝，今可以独学矣。”汹’她的一个教学原则是“渐”，也就是循序渐进。另据笔者所见材料，三国吴项竣撰有《始学篇》，《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辗本。

内容以各种神话传说为主，有助于激发幼童的学习兴趣和想像力。

晋代的小学教材主要是《急就篇》。晋夏侯湛《抵疑》中说：“乡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讽《急就》，习甲子者，皆奋笔扬文，议制论道。”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汉魏以后，童子皆读《急就篇》。”著录于《隋书·经籍志》的晋人编写的小学教材有以下几种：、王义：《小学篇》l卷；无名氏：《始学》1卷；杨方：《少学》9卷（《唐书》作3卷）；束皙：《发蒙记》卷；顾恺之：《启蒙记》3卷；郭璞：《三苍注》。这些书后来都亡佚了。

谈到南朝的小学教材，不能不数到梁周兴嗣编的《千字文》，它在小学教材的发展方面，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隋书？经籍志》记载这个时期的小学教材，有《训俗文字略》1卷，后齐黄门郎颜之推撰。此外，还有唐写本《开蒙要训》，日本藤原佐式《日本现在书目》小学类列在晋顾恺之《启蒙记》、王羲之《小学篇》后，梁周兴嗣《千字文》前。这本书大概成书于东晋与齐梁之间。

至于北朝的小学教材，多半用《急就篇》《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还有其他的一些私家学派的教材。

（二）《千字文》

据有关学者的考证，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为首句的《千字文》乃梁武帝敕令周兴嗣所撰作引。

周兴嗣的《千字文》成文于梁武帝大同年间（535～543年）。在此之前，三国时期魏国的书法家钟繇曾经书写过一篇《千字文》，在西晋末年兵荒马乱的逃难途中，连同其他书籍一起被大雨淋湿，几至糜烂。后来，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又重新编缀缮写，但是文理、音韵皆不佳。因此，到了南朝时，梁武帝为了教育自己的子女，又命周兴嗣再次编纂。相传，当时梁武帝让人先从王羲之书写的碑文中拓下来一千个不相重复的字，每张纸上一个字，杂乱无章地放在一块，然后召来周兴嗣，说：“卿家才思敏捷，就给我编成一篇韵文吧！”周兴嗣奉诏后只用了一个晚上就编缀好呈送给梁武帝，头发和两鬓都变白了。汪¨梁武帝接到了《千字文》后，对周兴嗣赐赏甚厚。这就是历经1400多年仍长盛不衰的千古绝唱《千字文》的出炉过程。

《千字文》全书千字，每句四字，成文押韵，共250旬，基本上无重复字，且内容丰富，通畅可读，毫无牵强硬凑的痕迹。清人诸人槿称《千字文》为”局于有限之字而能条理贯穿，毫无舛错，如舞霓裳于寸木，抽长绪于乱丝，固自难展技耳。“无疑是对它最贴切的评价。

书中有对自然界一些现象的介绍，如：”日月劝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云腾致雨，露结为霜。“又如：”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剑号巨阙，珠称夜光。海河咸淡，鳞潜羽翔。“接着介绍一些重要的历史知识，如：”推位让国，有虞陶唐。吊民伐罪，周发殷汤。坐朝问道，垂拱平章。“文中还说到君子修身之道，并推类而及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明友之伦，如：”女慕贞洁，男效才良。资父事君，日严与敬。孝当竭力，忠当尽命。乐殊贵贱，礼别尊卑。上和下睦，夫唱妇随。孑怀兄弟，同气连枝。交友投分，切磨箴规。“《千字文》中包含了不少封建伦常的说教和慎言远祸之类的人生哲学，另外也有一些不无可取的劝诫，如：”知过必改，得能莫志。罔谈彼短，靡恃已长。信使可履，器欲难量。德建名立，形端表正。祸因恶积，福缘善庆。公务员之家

容止若思，言辞安定。“此外，还有对优美景物的描写，如：”渠荷的历，园莽抽条。枇杷晚翠，梧桐早凋。陈根委翳，落叶飘鹞，游鹃独运，凌摩绛霄。“就语言论，《千字文》保持了《仓颉篇》《急就篇》整齐押韵的传统，便于儿童朗读背诵。所选的一千个字，都是古书上常用的，没有很生僻字，多数的句子也是普通的结构，艰涩难懂的很少，引古书、用典故的地方有一些，但不算艰深，非常适合作为小学教材。北宋汪洙的《神童诗》中说：”古有《千字》义，须知后学通。圣贤俱间出，以此发蒙童。“明末清初教育家、思想家顾炎武也指出：周兴嗣的《千字文》”不独以文传，而又以其巧传。后之读者，苦《三苍》之难，而便《千文》之易，于是至今为小学家恒用之书“。《唐摭言》记载：”顾蒙，宛陵人，博览经史，慕燕许刀尺，亦一时之杰。甲辰淮浙荒乱，避地广州，人不能知，困于旅食，以至书《千字文》授于聋俗，以换斗箕之资。“拉州类似顾蒙以教授《千字文》谋生的，的确大有人在。除作为主要的童蒙课本之外，《千字文》的内容还被社会上其他行业所采用，如科举考场试卷的编号、商人账册编号、大部头书籍（如《道藏》《知不足斋丛书》）的编号，等等，往往用《千字文》的字序为序。历代书法家也竞相书写《千字文》。例如，王羲之的孙子智永禅师曾亲手抄写了800册广泛散布到社会上，江南寺院每处都保存了一本。除了智永所书的《千字文》外，留传至今的还有唐代怀素、欧阳询、宋徽宗赵佶、元代赵孟颊、明代文征明等众多书法家各种字体的帖本。无独有偶，古代小学重视写字教学，名家撰写的《千字文》贴本也是重要的临摹教材。《千字文》的语句当时在社会上也广泛流传。如有人用《千字文》里的话戏作乞社：”敬白：社官三老等，切闻政本于农，当须务兹稼穑。若不云腾致雨，何以税熟贡新。“所有上述这些续编、改编本都曾在一时一地流行过，然而都不久不广，没有一种堪与周氏《千字文》相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