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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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机制创新为深入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提供了基础支撑和根本保障。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包含有三重逻辑意蕴，构筑起“四维一体”的创新机制体系，即责权明晰与沟通顺畅相贯联的协同联动机制；多元参与与绩效评估相结合的经费投入机制；内在需求与外部驱动相契合的激励补偿机制；统筹规划与监督评价相统一的政策保障机制，以期为教育信息化发展提供有效的可持续发展机制保障，发挥教育信息化在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支撑与引领作用，从而带动我国的教育现代化发展。

［关键词］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教育信息化

从信息技术在教育中应用的发展轨迹来看，自党的开始，我国教育信息化已步入了融合创新、智能引领的新时代——教育信息化2.0时代。［1］作为实现新时代教育信息化发展新方向的核心内容和路径选择，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2018年4月13日，教育部印发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中明确指出，“坚持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核心理念”，要“发挥技术优势，变革传统模式，推进新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真正实现从融合应用阶段迈入创新发展阶段，不仅实现常态化应用，更要达成全方位创新。”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是以创新人才培养为旨归，通过信息技术与教育系统各组成要素和流程环节的耦合性影响和创造性融合，共同创生出新的发展结构和生长模式，从而实现新技术驱动下教育体系的全方位创新。具体而言，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主要包含有三重逻辑意蕴。首先，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实现了信息技术由“外推”向“内生”的转化。这与发轫于教育自身的变革不同，教育信息化的开启是基于教育场域之外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依靠的是社会发展的“外推”力量。在经历了起步、应用的发展阶段后，信息技术与教育走向了融合与创新。“融合”是在两者相互依存、互补的基础上融为一体的过程。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超越了以往信息技术作为“工具”的外部器物层面，通过与常态化教育教学全方位、立体化的“内渗”，成为内蕴于教育场域的内生因素。其次，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引发了教育场域的结构性变革。深度融合的焦点并非在于对传统教育教学局部式的修补和优化，其实质与落脚点是要变革传统课堂教学结构——将教师主宰课堂的“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结构，改变为既能充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突出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主导—主体相结合”教学结构。［2］可以说，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是以变革教学结构为核心环链，颠覆了以往传统教育体系的结构框架和运行方式，引发了包括教育场域构成要素、关系、结构和流程的体系重构。再次，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构架了个性化生命成长的教育发展新生态。就信息化在教育的存在形态来说，有基础性的技术存在，结构性的社会存在和生命性的个体存在。［3］深度融合通过信息技术与教育场域各要素之间的互惠共生，形成推动教育系统从量性叠加到质性飞跃的核心创新力，实现了创新驱动教育发展，引发了教育体系的价值重构、结构重组、流程再造和文化重构，创设出促进生命个性化成长的教育发展新生态。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将创新作为内核，以信息技术成为教育内生要素的逻辑起点，通过引发教育场域的结构性变革，将信息技术从器物的工具层面上升到与人的个性化生命成长相统一的人本价值层面，在改变教育驱动力的基础上，构建起了新的教育生态，实现了培养创新人才的旨归。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作为实现信息技术推动教育变革和创新目标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凸显着信息技术对教育的革命性影响，成为创新驱动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中指出，“科学、规范的体制机制是实现教育信息化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发生与实现，内在地规定了要构建与之需求相契合的机制给予保障和支撑。为此，本文在解析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三重逻辑意蕴的基础上，厘清了深入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机制，构筑起“四维一体”的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创新机制体系，以`期为教育信息化发展提供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保障，利用移动互联网不受时空限制的便捷优势，充分发挥信息化在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支撑与引领作用，从而带动我国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和教育强国的建设。

一、责权明晰与沟通顺畅相贯联：强化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协同联动机制

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不仅需要基础环境建设、教育资源开发、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的外部条件支撑，同时还关涉教育系统内部各级各类教育的教学、科研、管理和培训。而这些条件的实现仅靠单一的教育系统是无法实现的，需要社会多方力量在责权明晰和沟通顺畅的联动机制运行中形成统筹合力进行共同的推动。为此，本文以明晰各类主体责权为前提，在充分发挥各级各类政府部门协调作用的基础上，有效整合多方参与力量，构建精准服务的教育组织领导框架，形成“五方同责联动”的统筹合力，共同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一）构建精准服务的教育组织领导框架。与我国教育行政组织管理体制相适应，教育信息化主要是依靠政府作为权力主体的推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依存于国家、省（市）、市（区）、县（区）、乡（镇）的五层行政管理制度，逐层构成了开展教育信息化的核心组织领导框架。教育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按照层级设立了专门的组织管理机构，实行“一把手”责任制，主要领导亲自主抓教育信息化。教育部设立了由教育部长任组长的“教育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在科技司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推进日常工作。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设立了相应层级的教育信息化组织管理机构。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实行校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的教育首席信息官（CIO）。这种“自上而下”的层级性组织管理方式在整体推进教育信息化工作中发挥着巨大的优势。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程度的加深，引发了由“物”向“人”的价值转向，实现了从“以硬件为中心”向“以应用为核心”的转变。“以硬件为中心”引领的思路是首先建设软件，然后为了推动硬软件的使用，再配套资源，开展培训、调整制度、开展服务等；“以应用为核心”引领的思路则是先调研实践应用以及人的发展需求，围绕需求问题的解决，规划相关硬件、软件、资源、培训、制度调整和服务等，它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教师和学生的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形成实际问题解决的能力体系。［4］与以往政府框架性“自上而下”适应硬件建设的组织管理不同，“人”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的实现，在组织管理上更加强调的是“自下而上”。为了能够及时、准确地实现基层的个性化需求，需要优化现有的层级组织管理框架，鼓励地方、学校将精准服务作为教育信息化组织管理的目标，在实现有效组织管理的基础上创新组织领导框架，合理压缩教育行政部门的层级，变垂直化的教育管理组织为扁平化的管理方式，加强管理组织的横向联合，利用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所形成的各种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精准服务。（二）形成“五方同责联动”的统筹合力。《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指出，“要明确教育信息化行政职能管理部门、业务应用推进部门、技术支持部门等各主体在教育信息化建设应用格局中的责任与义务，确保教育信息化的健康、有序发展。要探索和建立便捷高效的教育信息化技术服务支撑机制，整合教研、电教、信息、装备等教育系统专业机构的力量，充分利用相关企业专业化服务的优势，形成合力，为学校、师生等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服务。”因此，教育行政部门、教育专业机构、科研机构、企业和学校是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参与主体。作为推动教育信息化的责任主体，政府在组织管理、政策制定和资金投入上发挥着核心的作用。教育行政部门作为落实政府教育责任的主要行政机构，是教育信息化的职能管理部门，承担着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统筹规划、政策制定和经费投入的职责。教育专业机构主要包括各级教研部门、教育信息中心、电教部门和继续教育部门等。在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过程中，教育专业机构是政府部门各项政策与计划的执行承担者，是教育信息公共服务的建设者、运营者与管理者，是教育信息安全的重要保障，是运行维护与技术支持服务的专业队伍。［5］企业作为供应主体，提供着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所需的基础设施和资源开发的技术支持和运营维护服务。同时，企业所具有的资金优势也成为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资金投入的重要成员。科研机构作为研发主体，在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发展过程中提供所需智力支持。科研机构利用自身优势，在理论研究、实践指导、决策支持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撑。学校作为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用户主体，教师、学生和管理者是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实操者，其应用中的诉求是协同推进的依据。虽然教育行政部门、教育专业机构、科研机构、企业和学校所担负的职责有所不同，但在深入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目标的统一指引下，五方参与主体以学校为协同核心，依托各层级教育行政部门所构建的精准服务教育组织领导框架，协调本层级教育专业机构、科研机构、企业和学校在参与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工作中的各方利益关系，形成了职能管理、专业服务、科研引领、企业参与和学校应用的“五方同责联动”，共担责任，优势互补，协同联动，形成统筹合力，共同推动深度融合的顺利开展。

二、多元参与与绩效评估相结合：优化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经费投入机制

作为首要的决定性因素，经费投入直接关系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成败。而教育信息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对于经费投入的来源、结构、支出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不同的需求。这就内在的规定了要建立契合于教育信息化不同发展阶段的经费投入机制作为根本保障。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所引发的教育变革和创新，需要进一步优化经费投入机制，建立“以深层次应用为导向”的多元投入格局，形成科学的效益衡量运作方式，从而有效的保证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一）建立“以深层次应用为导向”的多元投入格局。当前，我国教育信息化经费投入的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企业、学校、社会组织和个人。政府作为教育信息化的投资主体，是经费投入的主渠道。政府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采用多种样态的投资模式。如在基础教育信息化经费投入中，采用中央政府财政拨款和地方配套的模式，政府财政拨款与基金会联合的模式，政府财政拨款为主、适当收取上机费用的模式，财政、教委、学校共同出资的模式，企业投资、政府和学校共同偿还的模式，金融租赁，政府、企业、学校共同保证模式，买方信贷的模式，等等。［6］企业主要采用两种方式进行投入，一是通过校企合作，以创建联合实验室的形式进行，这类投入方式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二是直接向学校捐赠实验设备或捐建信息化实验室等，这主要集中在中小学学校。在学校层面，除了应用国家教育经费外，各学校也通过学费收入等自筹一部分资金用于自身教育信息化建设。［7］社会组织和个人作为经费投入的积极参与者，主要是通过与政府专项基金配套、成立专门基金或直接捐赠的方式进行。在教育信息化发展初期，经费投入主要是围绕硬件展开，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资源开发等物的因素上。在硬件设施建设取得巨大成效的基础上，应用成为教育信息化的关键和核心。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程度的加深，应用要实现从浅层“会用”到深层“用好”的发展。与此相适应，深层次应用成为当前经费投入的主要导向。教师和学生作为深层次应用的主体，其需求成为导向的核心。从本质上讲，“教育信息化的资金投入，其成效或最终目标应该体现在学科教学质量和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上（否则教育信息化将没有任何意义）”［8］。因此，政府作为信息化经费投入的主导力量，要以深层次应用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需求作为轴心，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及时调整和优化经费支出结构，扩大师资培训、优质教学资源开发的投入力度，发挥好财政性投入主体的引导作用。同时，盘活现有的多元投入主体，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及个人利用各自优势加大投资力度，形成以深层次应用为导向的多元投入新格局。（二）加强科学的效益衡量运作方式。为了能够有效提高教育信息化经费的使用绩效，需要建立完备的投资—效益评价体系，实现对立项、建设、使用和报废等环节进行全程有效的监督和评估，从而提高资金的有效利用率。各级政府的财政性投入中，要确立教育经费中教育信息化经费所占的比例基准。《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在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各级政府在教育经费中按不低于8%的比例列支教育信息化经费”。虽然这个标准没有出现在正式文件之中，但各级政府可以参照该基准，根据实际情况明确当地公用经费和教育附加费中教育信息化经费所占比例，确定本省的投入比例。同时，各地在基础设施建设、设备维修维护、资源购置和师资培训等项目上确定具体比例的同时，还要优化经费支出结构。学校作为教育信息化经费的主要使用者，其使用效率的高低直接关系着经费投入的实际效用。各级政府主要是以专项转移支付的方式将教育信息化拨付到学校，学校在使用过程中要遵循专款专用的原则进行使用。这种专项经费的支付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经费的使用。但是，由于不同学校教师和学生的不同需求，这种拨付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个性化需求的满足。因此，各级政府要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合理归并专项转移支付，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扩大学校对经费使用的自主权，从而提高经费的使用效果。同时，学校还可以将通过外包或租赁的方式，将学校内部的某些项目或服务通过支付费用的方式交付于专业机构，以减少成本投资，提高经费使用效应。

三、内在需求与外在驱动相契合：完善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激励补偿机制

在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中，相关的利益主体包括教师、管理人员、受教育者组成的内部利益主体和政府、企业等享用教育成果的外部利益主体。［9］教师和企业分别作为内部和外部利益主体之一，在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何有效地发挥教师和企业的参与积极性，就需要根据利益主体的不同诉求进行激励。对于教师而言，要建立“赋能”的专业发展内生力，对于企业而言，要创设“增值”的维运流程，进而提升其参与深度融合的积极性。（一）构筑“赋能”的教师专业内生力。作为推动教育变革和发展的第一资源，教师是教育信息化的践行者和推动者，发挥着关键性和决定性作用。因此，具备信息化发展所需的信息素养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应有内涵。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这是第三次教师职业内涵的大发展，要将教学内容（学科品质）、教学法（有效的教学模式、教学策略等，受教育学、心理学、现代教学思想和观念综合作用而驱动教学实践智慧）及信息技术进行有效的融合实践。［10］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对教师的信息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教师信息素养的提升需要将物质激励、精神激励与发展激励有机结合，从根本上实现对教师专业发展的“赋能”。首先，充分发挥各种诱导因素的激励作用，激发教师信息素养提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应用成为教师评先选优、职称评聘和工作考核的基本内容。积极鼓励教师参与各种信息技术应用的教学设计、课件、教学资源等比赛，并将取得的奖项与成果纳入到评聘、评奖和评优体系之中。同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学校设立专项基金用于奖励在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过程中取得突出成效的教师。基金可以采用多种来源渠道，政府出资、企业赞助和学校自筹等方式，并建立规范的经费监督和使用制度。基金主要用于补偿和奖励在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应用过程中在优质资源、各类竞赛中表现突出的教师。其次，在外部激励的基础上，激发教师信息化素养专业内生力的形成。对于教师而言，信息技术已然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教学手段，而是成为与个体生命精神相统一的创造力量。通过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教师不仅为学生创设出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学习空间，同时也是教师作为生命个体的自我创造、生命活力和专业价值的实现。（二）创设“增效”的企业维运流程。实现教育信息化是惠及各行各业乃至全社会的重要举措，企业作为社会资源再生的加工者与资源消费的获利者，理应参与教育信息化建设。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程度的加深，需要拥有更多技术先进、实力雄厚的企业提供更为先进的技术支持、优质的教育资源和高效的运维服务。但是，由于教育公共事业投入是一项长期工程，投资成本较高，收益回报周期较长。这对于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企业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参与的积极性。这就需要政府采用有效的激励补偿手段，创设企业“增效”的维运流程和方式。首先，要建立市场参与教育信息化建设的评估准入机制，推动企业参与教育信息化建设和运营，制定企业参与的具体政策和实施细则，明确企业参与区域教育信息化运营的项目内容、采购程序、融资管理、项目监管、绩效评价等规范要求，引入竞争机制，加大支持力度。建立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市场反哺和运维长效机制，实现教育信息化建设从短期项目驱动机制转向长期稳定的政策驱动机制，保障项目建设的运维和增值服务。允许企业在参与教育信息化运维服务过程中获取一定利益，通过市场反哺行为促成企业长期参与教育信息化运维。［11］其次，政府要制定相关政策，对参与教育信息化的企业给予贷款、补贴以及税收等优惠。各级政府要根据实际情况，明确企业在参与过程中可以获得的具体优惠，并及时进行交付，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的投资模式。另外，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合作模式，加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增强企业的参与积极性。

四、统筹规划与监督评价相统一：健全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政策保障机制

2012年3月，在《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中第一次明确地将“深度融合，引领创新”作为工作方针，提出“探索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的全面深度融合，以信息化引领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的创新，充分发挥教育信息化在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支撑与引领作用。”此后，国家了一系列关于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政策，各级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相关的配套政策和实施细则。但现有的政策制度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完善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对深度融合实践的方向性引领。因此，要统筹规划，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体系，架构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更为有效地发挥政策的制度保障作用。（一）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要进一步提高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就要进一步提高和完善教育信息化督导评估工作，促使督导评估工作科学化、规范化，从而更好地发挥督导评估效能。教育评估监督是教育政策评估主体对教育政策的质量和结果进行的价值判断活动。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从2014年开始了开展教育信息化工作专项督导检查，组织国家督学、教育部相关司局和专家对全国部分省市的教育信息化工作进行自查和督查相结合的专项督查。教育部作为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政策制定机关和执行机关，也是实施评估监督的重要主体。与此同时，教育部和其他监督部门之间还存在着利益相关性。这种“从教育评教育”的内部评估监督在一定程度影响着政策评估监督的效力。《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提出，“全面开展面向区域教育信息化的督导评估和第三方评测，提升各地区和各级各类学校发展教育信息化的效率、效果和效益。”第三方评测作为一种必要而有效的外部制衡机制，可弥补传统的自我评估缺陷。然而，目前我国并没有建立有关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第三方评测政策方案，第三方评测还只是停留在呼吁与期待阶段，在短期内无法实施并发挥其应有作用。（二）培育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任何一种事物都不能脱离环境的影响与作用，教育政策是在一定环境中所产生，它的执行与发展又受到其所在环境的影响。［12］具体而言，政策环境指政策生成、运行、发生作用的过程中一切条件的总和，包括有自然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经济环境、体制或制度环境、国际环境等。良好的环境有助于教育政策的有效运行，而不良的环境将阻滞教育政策的顺利进行。对于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而言，架构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在经济环境方面，要在政策层面营造一个有秩序、有规则，利于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市场环境，要具体明晰相关行业组织中的人力、财力、物力的到位情况与供给情况。在体制环境方面，优化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体制条件，突破发展的制度瓶颈。如通过教育供给侧改革，确保教育信息化资源的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支持信息行业、产业与学校的合作，尽可能为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创造便利条件。作为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重要保障，协同联动机制、经费投入机制、激励补偿机制和政策保障机制形成了“四维一体”的机制体系，在推动我国新时代教育信息化走向融合创新2.0时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参考文献：

［1］任友群，等.融合创新，智能引领，迎接教育信息化新时代［J］.中国电化教育，2018，（1）.

［2］何克抗.如何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J］.课程•教材•教法，2014，（2）.

［3］叶澜.21世纪社会发展与中国基础教育改革［J］.中国教育学刊，2005，（1）.

［4］［5］余胜泉.推进技术与教育的双向融合——《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解读［J］.中国电化教育，2012，（5）.

［6］郑伦仁.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工程投资模式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07，（1）.

［7］钟元生，王剑.教育信息化投入机制改革研究［J］.教育学术月刊，2010，（2）.

［8］何克抗.我国教育信息化理论研究新进展［J］.中国电化教育，2011，（1）.

［9］左明章，等.协同推进机制创新：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可能之路［J］.现代教育技术，2017，（4）.

［10］李玉顺.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发展需求与趋势［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4，（12）.

［11］赵建华.创新教育信息化发展体制机制优化教育信息化政策环境建设［J］.教育信息技术，2015，（9）.

［12］褚宏启.教育政策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1.

作者:史利平 单位: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