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法治思想对学前教育立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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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家法治思想主张务实功利、普施明法、法不阿贵、法与时宜等思想理念，对学前教育立法启示在于应充分认识学前教育立法的地位目的和作用、积极推进立法的明确性和可行性、贯彻落实立法的公平公正公开性、有效维护立法的统一稳定性和适时变动性。

关键词：法家；法治思想；学前教育；立法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对法律最重视的一家，作为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术流派，其形成了以法治国为核心的完整法治思想体系。法家思想对于我国政治和文化以及道德方面的影响虽不及儒家思想深远，但法家思想对以法治国的独特见解，对我国当前学前教育立法仍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一、法家法治思想的意蕴

法家法治思想来源于法家对以法治国的深刻理解，根源于其对于社会变迁和国家治理的独到认识和感悟。法家先贤管仲最早提出“以法治国”理念，即“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管子•明法》)其后继者也主张“事断于法”(《慎子》)“缘法而治”(《商君书》)“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韩非子•有度》)等与“以法治国”相似的说法。法治的思想理念贯穿于法家思想的发展全程。(一)法治意味着务实功利。法家主张法律的作用应当是崇尚实用功利，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法者，事最宜者也。”法家认为法令具有功利目的，能够给君主和国家带来长久实利，是治国理政的客观尺度和最佳方案[1]。以法治国，暂时痛苦却长久受益；以仁治国，暂时享乐却后患无穷。国君正是权衡利弊，从长远考虑，才选择以法治国。(二)法治意味着普施明法。1.厚赏重罚。法家主张法律作为国民行为的衡量标准，本质上是“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管子•七法》)商鞅提出“先王县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商君书•修权》)法律是要求国民普遍遵守的，用以规范和衡量国民行为的客观公正的准则。在充分论证法律本质的基础上，法家强调制订法律应当贯彻厚赏重罚的思想理念，作为法律主要内容的厚赏与重罚，二者有效结合可以树立法律的权威性和规范性，更好地实现法律的目的和效用。韩非强调厚赏“非独赏功也，又劝一国。受赏者甘利，未赏者慕业，是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众也”，而重罚是“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韩非子•六反》)2.易知易行。法家主张立法应是“故夫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知。贤者而后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商君书•定分》)法律内容作为臣民的行为规范，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只有通俗易懂、明白易知，才能使百姓容易了解法律的真实要求。3.明确具体。法家强调立法内容应明确具体和清晰无误。“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韩非子•守道》)明确具体是成文法律的基本要求，法律条文清晰无误地规范行为，臣民不至于产生歧义和误解，才不会恃强凌弱，以众欺寡。臣民能够依法明确各自权责和义务，官员就不敢徇私枉法恣意妄为，百姓也不敢偷奸耍滑触犯法律。4.法一而固。法家强调法律内容一旦制定公布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整体统一和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频繁变动。管仲强调：“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管子•法法》)故而“法莫如一而固”。因此，坚持赏罚如一，就能取信于民[2]。5.法布于众。法家认为法律是国君治国理政的有效工具，是百姓趋利避害的行为指引，应当将法律内容公之于众，令全境百姓提前知晓，而后规范自己的行为，依法自省自警自律自戒。正如韩非所言：“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难三》)这既可以使“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商君书•定分》)，也可以让“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韩非子•孤愤》)(三)法治意味着法不阿贵法家认为法律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国君管理范围内的一切人、一切事都应依法而为，除国君外不允许有法外施恩的情况存在，法大于人(国君除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大限度地强调法律公平公正，维护法律权威。管仲强调“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任法》)，商鞅提出“刑无等级”(《商君书•赏刑》)，韩非指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法家强调法律对待百姓与权贵必须一视同仁，有功则赏，有过则罚，不允许以功抵过，以权压法，以期鼓励国民“耕战”“告奸”。(四)法治意味着法与时宜法家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国家的客观现实情况发生变化，法律的制定也应根据国家现状调整和变革，即要“法与时转，治与时宜。”法律不能一成不变，因循守旧，而应与时俱进，适时变更。正如管仲所言：“法者，不可恒也。”(《管子•任法》)商鞅所言：“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宜于时而行之，则不干。”(《商君书•壹言》)

二、对我国学前教育立法的启示

(一)充分认识学前教育立法的地位目的和作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宪法》中规定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学前教育立法由全国人大依照法定程序制定，能够明确学前教育的性质和地位，有效提升学前教育立法在整个教育法律体系中的层次和影响，促使形成结构合理、整体完备、层次较高的学前教育法律体系。就学前教育立法目的而言，立法是为广大儿童充分享有受教育权提供法律保障，是为更好地促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提供制度支撑，是为减轻广大家长负担、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法律依据[3]。法家强调法治的功利色彩，注重实用高效，主张从实际出发，立法应综合考虑和平衡各方利益，兼顾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要制定有用之法[4]。法家认为，实施法治可以实现定纷止争、明辨是非和富国强兵的效用。具体到当前学前教育立法也应关注学前教育发展现状，探究当前学前教育发展存在的难题和桎梏，深刻分析其成因和缘由，有效回应现实并提出合理规制之法；立法者应充分认识到学前教育立法对确保优质普惠学前教育、维护社会公平公正、提升国民整体素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二)积极推进学前教育立法的明确性和可行性。法家一贯主张法律内容应明确具体、清晰无误地规定国民的权责和义务，使官吏和百姓都能了解法律条文的真实涵义，这对于避免歧义模糊、厘清规范边界、推进法律实施、维护法律权威具有重大意义[5]。为充分保障儿童受教育权，学前教育立法领域应清晰规定各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如政府在促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方面规范、引导、督查、管理、投入等职责，幼教机构在准入门槛、办学性质、规模、管理及收费等方面的权责，幼儿教师在身份地位、福利待遇、教育保育等方面的权责，家长在创造良好生活氛围、关心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等方面的权责，社会机构在儿童帮扶关爱方面的权责等。厘清权责是与完善合理的赏罚激励机制紧密关联的。建立在权责明确基础上的奖惩制度能够促进相关法律主体认真履行法定职责，采取积极措施保障广大学龄前儿童的受教育权，从而促使学前教育立法意图和内容真正落到实处。法家认为法律作为国民的行为准则和行动指引，其内容应当考虑国民的承受能力，易于实行。如果法律规定的标准过高，一般国民即便尽心尽力仍然很难达到要求，反而还要面临法律严厉制裁的风险，这就会给法律实施带来无法避免的困难和阻碍。正如韩非所言：“人主立难为而罪不及，则私怨生。”学前教育立法毫无疑问要充分考虑到立法内容的可行性，宽严适度才能为人接受和遵守。这就需要立法者妥善协调和处理学前教育发展中各方利益关系，如政府与幼教机构的关系、幼教机构与幼儿教师及工作人员的关系、幼教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与幼儿及其家长的关系、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之间的权责关系等。在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上设置合理的界限，确保各方权责处于相对均衡状态；学前教育立法内容的可行性需要考虑经济与效率成本，应从健全的体制机制、有效的监督管理、合理的资源投入等方面推进法律的有效实施；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可行性内容应能切实解决学前教育发展中诸多难题和阻碍，应能得到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和拥护。(三)贯彻落实学前教育立法的公平公正公开性。法家提倡“不避亲贵，法行所爱”，虽没有把国君包含在适用对象里，但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正无私、法不阿贵的法治理念，至今仍是难能可贵的。法律是治国重器，良法是善治前提[6]，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贯彻学前教育立法全程，方能切实保障儿童利益最大化，有效促使良法善治的实现。这就要求只要是我国公民，无论儿童的性别、年龄、种族、家庭收入、社会地位、文化背景等情况差异，都应平等享有受教育权。首先，依法保障儿童受教育权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政府应创造条件、加大投入、加强管理，不断为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支持，重点关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受教育情况，为使他们真正享有与发达地区和富裕家庭儿童同等的学前教育资源，大力发展布局合理、收费公平、办园规范的公益性幼儿园，逐步普及免费学前教育[7]。其次，明确民办幼儿园与公办幼儿园享有同等的经济、法律和社会地位。政府在保障公办幼儿园资源投入的同时，也应为民办幼儿园提供土地、房屋、税费、水电气等优惠政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以奖代补、减免租金、提供师资培训等方式，积极扶持社会力量有序发展普惠型民办幼儿教育[8]。再次，明确民办幼儿教师和非在编教师与公办幼儿教师和在编教师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享有相同的福利待遇和职业晋升渠道[9]。最后，明确幼教机构准入标准、幼儿教师准入门槛，健全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体制，理顺学前教育管理督导机制[10]，营造公平竞争、公正管理、有序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法家强调法律“设之于官府，布之于百姓”，成文法制定后应公之于众。及至现代社会，事后公布成文法显然不能满足公众享有的立法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就启示，学前教育立法应面向社会公布法律草案及其起草背景，通过报纸、电视、电台、网络、微博、微信等多种渠道以及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和听证会等不同形式，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引导各界充分认识和理解学前教育法律草案，确保立法充分体现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增强法律实施的社会基础；有效收集整理各方意见建议，认真研究分析、甄别吸收采纳，并以适当形式适时向社会公开，更好地激发公众参与热情；及时公开立法的进程、内容、议题、重难点、分歧点等情况，方便民众跟进和关注立法现实情况，增强法律认同感和法律亲密感，增强群众的主人翁意识[11]。(四)有效维护学前教育立法的统一稳定性和适时变动性。法家先贤清醒认识到法律制订中“法一而固”的重要作用，也敏锐察觉到“时移而治不易者乱”的不良影响。学前教育立法也应坚持统一稳定性和适时变动性的有机结合，立法的统一稳定使得学前教育法律体系既整体协调又便于实施，立法的适时变动使得制定的法律适应不断变化的学前教育发展客观现实，二者都是从法律务实功利的视角出发而阐述的。立法稳定与变动看似矛盾，实质上宗旨是相同的，无论缺少哪一方面，都会陷入片面的思维误区。只有辩证地协调好二者关系，才能保证法律既不一成不变，又不频繁变动，真正发挥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效用。具体而言，一方面，学前教育立法的原则精神、整体逻辑结构、形式与内容、内部构成要素、法律条文之间等要保持“一而固”，应与《宪法》《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及相关法律解释保持整体协调统一。另一方面，根据基本国情，也应“事异备变”，尊重学前教育立法的特点规律和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趋势，让现行法律因时而变，既避免法律滞后于现实的情况出现，又能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当前需要，满足学前教育发展总体目标。

总之，为广大儿童的快乐成长和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需要从众多思想流派中汲取养分推动学前教育立法建设。法家以法治国思想服务于实现富国强兵、维护君主专制统治这一根本目的，法家崇尚的法治也并非现代意义上真正的法治，其坚持君主本位、迷信法律万能、漠视人民权益等弊端值得反思和警醒；而不能否定的是，法家法治思想提倡的诸如法布于众、法与时宜、法一而固、法不阿贵等价值理念，也给予当前学前教育立法以理性指引和丰富启迪。

参考文献：

[1]郭玮.论韩非的法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

[2]胡孝红.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4.

[3]为中国学前教育发展而立法[EB/OL].(2017-03-15)[2020-09-01].

[4]刘慧.韩非法思想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2.

[5]徐祥民.法家的法律思想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0.

[6]王利明.法治:良法与善治[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2).

[7]庞丽娟,孙美红,王红蕾.建立我国面向贫困地区和弱势儿童的学前教育基本免费制度的思考与建议[J].教育研究,2016(10).

[8]冯晓霞.大力发展普惠性幼儿园是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根本[J].学前教育研究,2010(5).

[9]于冬青,张永慧,王晓阳.农村学前教师资源配置现状及相关建议——基于十二省份的调研数据[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26).

[10]洪秀敏,庞丽娟.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制度保障与政府责任[J].学前教育研究,2009(1).

[11]法案公开与公众参与立法[EB/OL].(2009-05-26)[2020-09-01].

作者:裴培 单位:亳州学院教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