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学前教育项目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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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效学前教育项目（EPPE）启动的背景

当家庭环境无法提供甚至阻碍这种良好教育时，他们往往可能会期待有效的学前教育机构来促进儿童的良好发展。不仅如此，英国政府的教育质量政策研究重心也逐渐向学前教育阶段转变。在EPPE项目开始前的一段时期（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政府的主要教育政策偏向是学校教育阶段（5~16岁）儿童，与此相对的学前教育政策停滞不前。[5]然而，继学术界对学前教育重要性认识的不断加深以及处境不利家庭对促进教育公平的政治诉求之后，1997年英国政府开始坚定地调配拓展学前教育服务设施，这一承诺有两个基点：[6]（1）满足所有儿童适应全国课程的需要，尤其是处境不利背景的儿童；（2）为家境贫穷的家庭提供保育和教育。由此可知，英国政府对学前教育质量政策的转变，特别是对处境不利家庭儿童学前教育阶段扶持政策的转变。

二、有效学前教育项目研究的主要路径

EPPE项目研究的核心目标在于：探究学前教育对儿童的影响（主要是3~7岁儿童）；有效学前教育机构的特征；儿童自身和家庭因素对其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有效性研究（EffectivenessStud-ies）、质量特征研究（QualityCharacteristics）和个案研究（CaseStudies）三条路径来实现`。

（一）有效性研究（EffectivenessStudies）

有效性研究采用的是量化分析的方法，运用多层分析模型（Multilevelmodels）和增值评价（Valueadded），在考虑到儿童本身和家庭的影响因素前提下探究学前教育对儿童发展的影响。近年来，多层分析模型（Multilevelmodels）和增值评价（Valueadded）在英美等国针对学校效能的研究中应用广泛，其优点是能将影响学生成绩的外部因素（如学生的前测成绩、家庭背景、学校或教师层面的外部信息等）与学校或教师的效应分离开来，得到学校或教师的“净效应”，实现对学校或教师效能的科学评价。[7]具体到EPPE项目的研究中，研究者将其有效性要素分为两个水平：第一水平是儿童、家庭和家庭环境对儿童进入学前学校之初的成就和社会行为的影响；第二水平是在控制儿童基线分数和背景因素的前提下，研究儿童在学前教育期间的成就和发展。[8]EPPE项目的研究者运用情境模型（Contextualmodel）来分析儿童、家庭环境等背景因素对儿童不同年龄段成就和社会行为的影响；采用增值性评价在控制基线分数和背景因素的前提下，来探究儿童在学前教育期间那些可能归因于个体间和学校间的差异，进而估计对儿童发展的作用。通过多层分析模型和增值评价，研究者逐层分析出儿童自身、家庭因素对其发展的影响以及学前教育机构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二）质量特征研究（QualityCharacteristics）

为了测量和研究学前教育机构的质量特征，EPPE项目组的研究者引进并开发了三个教育质量测评工具：由哈姆斯（Harms）等人研发的早期儿童环境质量量表修订版（ECERS-R）；西尔瓦（Syl-va）等人在基于前面量表基础上根据英国国情研发增加的量表（ECERS-E）和阿内特（Arnett）等人研发的护理者互动量表（CIS）。ECERS-R量表主要测量空间设施、个人看护常规、语言推理、活动、互动、项目结构和父母与工作人员等7个方面；[9]ECERS-E主要测量语言、数学、科学、环境和多样性等英国国内的基础课程领域内容；[10]CIS量表则弥补了前两个量表对过程性特征涉及的不足，测量了看护人员与儿童之间的积极关系、放任、冷漠和惩罚几种可能的互动关系。[11]这三个量表基本涵盖了学前教育质量特征的各个方面，且互为补充。通过运用ECERS-R、ECERS-E和CIS三个测量工具对参与项目的学前教育机构进行测量，并对收集上来的数据进行多层次模型和增值性评价分析，研究者比较和鉴别出了那些对儿童认知和社会性发展更为有效的高质量学前教育机构及其特征。

（三）个案研究（CaseStudies）

在前面量化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已经初步可以发现一些在促进儿童发展方面表现良好和优秀的高质量学前教育机构，然而是什么因素使得一些学前教育机构比另一些学前教育机构在促进儿童发展方面更加有效呢？通过个案研究使得研究者可以更深入地探究和认识这个问题。EPPE项目里挑选出来进行个案研究的12所有效学前教育机构，都是在有效性研究的多层次模型分析中儿童发展效果高于预期值的机构，并且这12所学前教育机构的EPPE项目数据分析显示，其园所的儿童拥有“良好”进步（比较有效组定义为在68%的置信水平）到“优秀”进步（最有效组定义为95%的置信水平），在至少一个认知或社会/行为方面取得正向结果，而没有任何消极结果（Siraj-Blatchford，etal.，2006）。[12]对于被挑选的12所有效的高质量学前教育机构，研究者进行了包括文本分析、访谈（主要针对家长、教师和管理者）和自然观察法（大约400小时）在内的一系列综合性研究，力图探究这些挑选出来的有效的高质量学前教育机构的特征。

三、有效学前教育机构项目研究的主要结论

通过有效性研究、质量特征研究和个案研究的方法，EPPE项目的研究者在关于学前教育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有效学前教育机构特征、儿童自身和家庭因素对其发展的影响方面，获得了重要的研究数据，并据此得出相应的结论。

（一）学前教育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EPPE项目的研究者发现，学前教育（相对于没有接受学前教育）的经验对于儿童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有提升的作用，且这种积极的影响会一直持续到小学1至2年级阶段（KeyStage1）。具体来说，学前教育的质量与儿童在小学1年级（6岁）的数学和阅读测试的分数有显著相关，这种影响到小学2年级（7岁）会有所减弱。[13]不仅如此，研究者还发现，接受学前教育的时间长度与儿童智力、社会性发展也有显著相关。具体来说，儿童接受学前教育时间越早（小于3岁）智力发展越好，且2~3岁接受学前教育的儿童在社会性方面的表现也比同龄儿童好；不过全天在学前教育机构学习的儿童并没有比只学习半天的儿童发展更好。[14]此外，处境不利群体儿童从高质量学前教育机构获益非常显著，特别是从拥有不同社会背景儿童的学前教育机构；但是研究同时显示，处境不利背景儿童整体上接受学前教育的时间少于其同龄儿童。[15]

（二）有效学前教育机构的特征

研究者发现，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存在于所有类型的学前教育机构中，不过融合机构（包含教育和保育）普遍质量得分比其他类型的学前教育机构高。研究者在调查所有类型的高质量学前教育机构时，发现了其有效性的共同特征，主要包括：（1）有效学前教育机构的老师通常拥有较高的学历和资历，尤其是机构的管理人员具备很高的资历，这些能更有效地促进儿童的发展；（2）有效学前教育机构的教师与儿童间能保持融洽、轻松的互动关系，且作为活动的发起人能做到与儿童平等相处；（3）有效学前教育机构视儿童认知与社会性发展同等重要，并促进其协同发展；（4）有效学前教育机构重视现代教学与传统教学的内在联系，以指导性的学习环境和持续性分享思维来拓展儿童的学习与发展；（5）有效学前教育机构的老师通常比较了解儿童学习知识的方式方法，并且对课程内容的理解与把握比较深入；（6）有效学前教育机构通常会鼓励家长高度投入到儿童学习中去促进儿童发展；（7）有效学前教育机构通常规定了基本的行为准则，以便老师处理儿童间的冲突。[16]

（三）儿童自身及家庭因素对其发展的影响

EPPE项目研究发现，良好的家庭学习环境对儿童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具体地说，家长和学前期儿童一起参与的系列学习活动可以促进学前儿童更高的智力水平和更好的社会行为的发展。研究也显示，良好的家庭学习环境以及家长受教育水平、职业类型与儿童发展关联度不高；即使是受教育水平不高、收入不高的母亲通过参与儿童的家庭学习活动也可以促进儿童的发展。[17]不过，研究者同时也指出，由于儿童家长、家庭和家庭特征相互关联，因此无法进行因果归因，但父母的参与对儿童发展的积极影响是肯定的。

四、有效学前教育项目的政策机制讨论

EPPE项目是英国“基于证据的政策（EvidenceBasedPolicy）”项目的典范，其项目从设立之初就是为了帮助政府制定适宜的学前教育政策提供依据，因而EPPE项目的研究内容和主要研究成果都是为了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同时，EPPE项目里的政策机制模式也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合作提供了典范，即如何将研究成果转化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弗隆（Furlong）和万恰（Oancea）认为这关涉到“两个群落”，一个是学术界，一个是“真实世界”；[18]哈莫斯利（Hammersley）也认为有时候研究成果对于实际的用途来说过于琐碎和复杂。[19]可见传统由学术界向政府单方面传递研究成果的方式存在着很大的弊端和沟通、操作上的障碍。因此，在EPPE项目中，研究者采用了一种新的政策机制模式，即知识交换（KnowledgeExchange）模式。在“知识交换”模式中，研究者和政策决策者从项目开始之初到项目结束阶段都保持着双向沟通、协同合作，以解决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与意外情况，这也意味着政策决策者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共享决策权，而研究者则要根据政策的需要适时调整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共享其研究成果的所有权。[20]例如，在EPPE项目中，英国教育部指派了引导委员会（SteeringCommittee）参与到研究中来，在有关政策和实践方面与研究者合作；而咨询委员会（ConsultativeCommittee）则负责使EPPE项目能够始终与政府当前的政策问题紧密联系。得益于这种知识交换（KnowledgeExchange）模式，使得“两个群落”之间能够相互理解、协同合作。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反映，可以帮助他们了解研究成果推广的难度以及决策者每天所需面对的复杂性和挑战性；[21]而决策者也反映，参加研究的过程使他们更多地开始反思他们的行动。[22]“基于证据的政策（EvidenceBasedPolicy）”的知识交换模式作为一种新的政策机制正在逐渐被英国政府所采纳，由于其独特的优点，使得由研究成果向政府政策推广传播的通道更为顺畅和有效，并且弥合了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鸿沟。这种新型的政策机制也为我国的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当前我国的政策机制更多的可能还是由学术界为政府已出台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研究与政策之间是单向度的。通过知识交换（Knowl-edgeExchange）模式实现双向角色互换，可以帮助研究者和决策者更好地理解双方的工作内涵，最终实现政策研究与政策实施的有机统一，这对我国的政策研究和政策实践提供了新思维与新操作模式。

作者：李轩吕耀坚秦金亮工作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