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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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精神卫生法》的颁布与实施改善了我国精神卫生领域长久以来无法可依的困境。该法一方面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促进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专业化发展，促进了高校、家长、医院等多方合作；另一方面也给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如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划分不清，能否为有诊断的学生提供服务界定不清，可能限制了对高校心理问题学生的及时处理。高校教师要学习法律法规，构建全员育心的校园精神卫生观；定期组织培训，提升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人员素质；转移工作重心，实现高校心理危机工作由干预转向预防；推广医教结合，构建“医院—学校—家庭”一体化工作局面；总结实践经验，为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提供借鉴。

关键词：《精神卫生法》；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2013年5月1日，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该法改善了我国精神卫生领域长久以来无法可依、医患双方利益无法得到保障的困境，促进了我国精神卫生事业的规范发展，推动了精神障碍患者合法权益的维护，成为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作为精神卫生法涉及的主体之一，除了要教授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还肩负着提高学生心理素质、为学生提供精神卫生服务的责任。该法一方面促进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和专业化发展，另一方面也给新形势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带来了挑战。我国高校心理咨询的发展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从无序到规范、从政府指导到政府主导的规范化过程，目前正处于逐步建章立制的阶段。2016年8月19日至20日，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没有全面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1]，要将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2016年12月7日至8日，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到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要坚持不懈地促进高校和谐稳定，培育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把高校建设成为安定团结的模范之地。2016年12月30日，22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对加强心理健康服务、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和要求[2]。2017年12月，教育部颁发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以下简称《实施纲要》），其总体思路是聚焦短板弱项，坚持把破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作为目标指向，着力构建一体化育人体系，打通育人最后一公里[3]。《实施纲要》分为目标原则、基本任务、主要内容、实施保障四个部分。主要内容部分详细规划了“十大育人”体系的实施内容、载体、路径和方法。其中，心理育人在国家级文件中被单独列为第六大育人体系。可见，国家对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非常重视。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既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和谐校园的基本保障。近年来，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高校也开始面临心理问题学生及其家长的投诉。《精神卫生法》颁布后，如何在法律框架内有效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及推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法制化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突破自身发展困境的客观需求，也是响应全面依法治国理念的重要举措。

一、《精神卫生法》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积极影响

（一）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起步比国外晚，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方法等正处于发展阶段，一些高校的工作体系不够完善、制度不够健全。《精神卫生法》的制定历经27年，是国内第一部精神卫生领域的法律。该法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让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有法可依，为高校依法治校、依法执教提供了重要依据。该法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升到了法律高度，促进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首先，《精神卫生法》第六条规定：精神卫生工作实行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家庭和单位尽力尽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综合管理机制[4]。可见，该法体现着全员参与、各尽其责的大精神卫生观，使相关人员有了法制观念。其次，该法第八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民政、公安、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精神卫生工作[4]25。该条款明确了有关部门的工作职责以及学校、监护人、医院等主体的责任，清晰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边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出现问题互相推诿的现象。再次，该法第十六条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对学生进行精神卫生知识教育，配备或者聘请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辅导人员，并可设立心理健康辅导室，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4]46。该条款明确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把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必要性提升到法律义务层面，督促高校要高度重视相关工作，并积极配备场所、设备、经费和师资[5]，这有利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从法律条文和政府部门层面得到政策上的重视和促进。（二）促进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专业化发展。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内容包括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开展学生个体咨询和团体辅导以及宣传大学生心理卫生知识、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这要求从业人员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展初期，由于心理学、精神医学背景的专业师资匮乏，此项工作往往由思政课教师、辅导员等来兼任。如今，大量心理学、教育学和精神医学毕业生开始进入高校工作，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水平有了较大提升。《精神卫生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对教师上岗前和在岗培训，应当有精神卫生的内容，并定期组织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辅导人员进行专业培训[4]201；第二十三条规定：心理咨询人员应当提高业务素质，遵守执业规范，为社会公众提供专业化的心理咨询服务[4]66。可见，精神卫生法不但提高了高校心理健康从业人员的准入标准，而且对于其终身学习和成长也提出了相应要求，从法律层面推动和促进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的专业化发展。（三）为高校心理危机干预提供了法律依据。高校兼有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的双重职能。在工作实践中，高校经常遇到一些心理危机学生拒绝到精神卫生机构就诊的情况。个别家长因病耻感而担心子女被贴上“精神疾病”标签，认为会影响到学生以后的就业、婚娶等，因而隐瞒学生过往在精神卫生机构的诊断和病史情况。如果这部分学生没有得到相应的心理健康援助和高校心理健康中心的支持，而是隐瞒情况坚持在学校上学，不但其身心健康不能得到保障，而且会给校园安全带来一定的隐患。以往，校方只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尽量与学生和家长沟通，但面对学生和家长的隐瞒、否认和拒绝，学校往往无能为力。《精神卫生法》的颁布和实施为高校心理危机干预提供了法律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此类工作的被动局面。该法第十六条规定：学校和教师应当与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近亲属沟通学生心理健康状况[4]46。这表明，高校具有定期与家长沟通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义务，尤其是对于疑似精神障碍或已经出现精神障碍的学生，更要及时沟通，防止不良后果的发生。该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4]88。该条款不但强调监护人对于学生需要承担的送治义务，而且赋予了学校进行心理危机干预时采取相关措施的权力。该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应妥善看护未住院治疗的患者，按照医嘱督促其按时服药，接受随访或者治疗[4]147。这明确规定了家长对其子女在校期间要承担看护义务，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被确诊的学生在校期间因精神障碍所致的各类意外发生后校方所需承担损失的风险。（四）促进了高校、家长、医院等多方合作。精神卫生问题不仅仅是医疗问题，也是突出的社会问题、法律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多方合作，其工作过程涉及医学、心理咨询与治疗、社会工作等。高校开展心理危机干预时，有必要和医院合作，妥善处理疑似或者确诊的精神障碍学生。《精神卫生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心理咨询人员不得从事心理治疗或者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4]66，区分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职责范围，这为高校心理咨询人员转介个案提供了明确依据，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耽误学生治疗最佳时机的风险。但是，由于医疗机构的心理治疗资源远远低于人们的实际需求，高校中很多有精神障碍诊断的学生希望能够回到校内咨询机构接受心理咨询，而很多精神科医生建议有诊断的学生服药同时接受心理治疗。这就要求在《精神卫生法》规制下，高校、医院和家长应充分合作、资源互补、及时沟通，这样才能使危机学生得到及时、有效的转介和治疗，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心理健康服务。

二、《精神卫生法》给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带来的挑战

（一）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划分不清。如前所述，《精神卫生法》虽然规定心理咨询人员不得从事心理治疗或者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但该法并没有明确界定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差别[6]，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校心理咨询工作的开展。事实上，在现实中人们很难区分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国外也很少区分二者，国内对于心理咨询使用的各种疗法是否都属于心理治疗，没有清晰的界定[7]。有的学者认为，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服务对象，前者针对的是没有诊断、不用服药的人群，而心理治疗针对的是有诊断、需要服药的群体[8]。《精神卫生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心理治疗活动应当在医疗机构内开展[4]152。然而，通过地点限定心理治疗并不合理，应该通过限制从业主体的资质来区分。第七十六条规定：从事心理治疗的人员不得在医疗机构以外开展心理治疗活动[4]201。这一条款使高校无法通过聘请心理治疗人员进入高校的方式对相关学生进行心理治疗[9]，这不利于高校学生最大化地获取心理健康援助。因此，《精神卫生法》实施后，如何在法律允许的范畴内让高校联合医院开展大学生心理援助，有待进一步探讨。（二）能否为有诊断的学生提供服务界定不清。在工作实践中，高校心理咨询人员会遇到有明确的精神科诊断但是拒绝在医院做心理治疗的学生；还有的学生去专科医院诊断后，医生建议其服药的同时回学校做心理咨询。高校心理咨询人员是否可以为有诊断的学生提供服务，《精神卫生法》并没有明确界定。有的高校认为，治愈精神障碍的最好方法是药物治疗结合心理咨询，所以，采取的做法是和学生签订知情同意书。然而，对于精神障碍发展到什么程度可以在学校做咨询该法没有统一的标准可以借鉴。如果学生在接受心理咨询期间出现了危险行为（如自杀或者伤人），学校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目前一些高校为了规避可能的法律风险，选择拒绝给有明确诊断的学生做咨询，而这些学生也没有到医疗机构做心理治疗，有的甚至选择了休学在家，但事实上并非所有这类学生都需要休学。（三）可能限制了对高校心理问题学生的有效、及时处理。首先，《精神卫生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做出[4]92，高校心理咨询人员不得从事心理治疗或者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在工作实践中，当学生有疑似精神障碍症状时，往往是被同学、辅导员、高校心理咨询师第一时间发现，如果这些人员缺乏相关知识，不能及时识别，将无法实现对此类学生的及时转介。还有的高校工作人员为了规避风险，将一些轻微问题的学生转介到医疗机构，这样不但增加了医疗负担，造成资源浪费，而且学生的问题也得不到最佳的处理，甚至让学生形成病耻感。其次，该法第三十条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4]94。由于学校心理咨询人员没有诊断的权力，如果遇上学生和家长不配合转介，就会导致学生的问题被搁置，甚至恶化，进而危害校园安全。再次，一些急切需要心理援助的学生无法从高校心理咨询机构获得相应的心理服务[10]。2016年底，全国接受治疗的各类精神障碍患者540万人次。然而，国家心理治疗师仅有5000多人，且多数是兼职做治疗师的精神科医生，远远无法满足民众的需求。而很多精神科医生的临床实践以药物治疗为主，很少有时间和精力从事心理治疗，这就导致一些心理危机学生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甚至出现精神医学与临床心理学的分工混淆，造成“让不会做的做，会做的不让做”的尴尬局面[6]。最后，当高校工作人员发现学生有自杀或者伤人的风险时，可以将此信息在多大范围内公开、公开到什么程度，才能既保障学生安全，又不至于侵犯学生的隐私权，《精神卫生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如何处理不存在伤人、自伤可能性的精神障碍学生，比如人格障碍的学生，也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

三、《精神卫生法》背景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策略

虽然《精神卫生法》给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带来了一些挑战，但不可否认，《精神卫生法》的制定树立了一个大精神卫生观[11]，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和专业化发展提供了依据。在此，笔者提出一些策略，希望能进一步改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现状。（一）学习法律法规，构建全员育心的校园精神卫生观。高校要组织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人员、全体教师认真学习《精神卫生法》相关法律法规，解读文件精神，明确该法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出的相关要求，依法制定规章制度并开展相关工作。这些规章制度要具体体现在每一个工作细节，如在课程教学、心理普查、心理咨询、危机干预、科学研究时，可以引入知情同意环节，并形成书面资料；在进行科学研究时，要注意保护学生隐私等。相关人员在确保学生福祉的前提下，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构建全员育心的校园精神卫生观。（二）定期组织培训，提升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人员素质。高校应该按照《精神卫生法》要求，严格履行精神障碍预防义务，并接受监督和指导。高校应定期组织教师进行精神卫生知识的培训，尤其要加强精神障碍识别与诊断的培训，提高教师识别各类精神障碍的能力，为学生提供最精准的心理援助。（三）转移工作重心，实现高校心理危机工作由干预转向预防。高校要转移工作重心，实现高校心理危机工作由干预转向预防。《精神卫生法》的相关规定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高校心理咨询工作的开展。因此，高校应将重心转移到预防和宣传上，关注学生积极心理素质的培养，通过开设课程、开展团体辅导、举办心理电影赏析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意识和解决心理问题的能力，实现学生的心理成长。对于精神障碍学生，要及时转介到专科医院。（四）推广医教结合，构建“医院—学校—家庭”一体化工作局面。《精神卫生法》第六条规定：精神卫生工作实行由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综合管理机制[4]18，体现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的理念。因此，高校可以推广医教结合，积极与医疗机构达成合作，引进精神科医师作为高校心理顾问，培训高校教师，提升学校心理服务水平。而政府相关部门，需要针对当下高校实际情况出台相关的配套政策法规，推动和指导具体的实践工作。同时，高校要从学生切身利益出发，积极与家长沟通，使家庭第一时间获得学校或医院对学生的评估意见，取得家长的积极配合，力求在心理援助的可获得性和强制住院之间找到平衡，让家庭更为积极主动地承担起危机学生的安全、诊治和康复监管责任[12]。而对于那些家庭无法承担监护责任的，政府要出台相关政策法规，从政府职能管理、社会福利、社会慈善等渠道推动第三方监管资源的发展[6]。（五）总结实践经验，为制定、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提供借鉴。目前，国内心理咨询师的素质良莠不齐，行业乱象时常存在，亟须国家从法律层面规范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的考核和认定，形成行业规范。高校心理工作者要不断在工作实践中总结经验，积极建言献策，为国家制定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专门法律，修订和完善《精神卫生法》及其实施细则提供经验和素材。对于法律的后续执行，国家应该加强监管机制和力度，明确执法机构。

总之，《精神卫生法》的实施给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带来了良好的契机，但其司法实践仍然欠缺，司法解释有待完善。我们应该深入研讨法条，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经验，逐步构建《精神卫生法》规制下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体系，为相关部门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供借鉴和参考。

作者:赵 君 苏荣坤 单位:1.沈阳建筑大学 2.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