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文化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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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力图以东西方文化交汇为背景,分析中国心理学所面临的文化困境的表现和根源,希求中国心理学能够把握实证科学的文化内涵,防止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的心理学的干扰,保证中国心理学能够健康发展,有益于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和社会进步。

一、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大传统共同成就了实验心理科学

人们通常使用的“心理学”一词其意义就是指1879年冯特所建立的实验心理学。自然也就与西方哲学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在希腊人看来,哲学和科学是一个东西,在中世纪,两者又和神学合为一体,文艺复兴以后,采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哲学和科学才分道扬镳”,“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实验科学作为探求知识的活动方式,其逻辑证明体系是以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笛卡尔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结晶;而它的实验操作程序又是浓缩了以亚里士多德,培根等的经验主义的智慧。实证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渐渐凸现强大的生命力,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促进了西方哲学的发展,牛顿力学、达尔文进化论,也引起了哲学的震荡与变革,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科学是西方哲学传统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共同成就。

应该说,在西方哲学中实证主义是与科学关系非常密切的。但是,实证主义源于经验主义传统,是经验主义的一个理论形态,不足以表征整个西方哲学对实验科学的影响。虽然,逻辑实证主义以科学哲学自居,在西方哲学中风光一时,然而很快遭到了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的批判。库恩以独创的“范式”范畴解释科学的发展进程,在20世纪70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到了80年代,“范式”理论又受到以劳丹、夏佩尔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的质疑与批判。可见,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实证主义哲学在科学中的影响下已风光不在,也就更谈不上如我国心理学中有人所说的,在西方诸多哲学理论中,实证主义最适合实证的心理学,所以心理学选择了实证主义作为其哲学基础的事情。诚然,我们要充分肯定实证主义在冲破自然哲学的禁锢,使实验科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历史作用,但是,单单实证主义不能够铸造出科学主义文化。我们要正确品评西方各种哲学理论,不能简单地夸大某一种理论的历史作用。

二、科学心理学的实验方法体现了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精神

什么是科学,德国的波塞尔先生认为,科学有三个特征,第一,科学是被证明为真的知识;第二,科学可以被理解为通过一定方法或程序产生的陈述系统;第三,这个系统必须具有说理性与论证性。他说:“在土地测量的实践中,人们都很熟悉毕达哥拉斯的勾股定理,但古希腊的思想家却别出心裁要‘证明’一下这一原理的正确性进而使其成为公理,这便是科学的开始。”波塞尔进一步明确指出:“不管在什么地方,人们以何种方式从事科学研究,其目的总是试图建立一套得到证明的陈述系统。”科学活动的成果表现为理论化系统化的知识,科学知识之所以对于人类生活具有哲学、宗教、艺术等不可比拟的意义,关键在于科学活动具有一套可靠的证明系统,它为人类生活提供了最为可靠的知识。人类依赖于科学所提供的知识,不断拓展生命空间,推动文明进步。“程序决定了陈述与陈述之间必须互相联系,此联系构成一个整体。”

纵观西方文明史,科学植根于理性主义文化的沃土,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起,西方思想家为了洞悉纷纭现象后面的“逻格斯”,高扬人类的理性智慧,构建了完整的逻辑证明系统。就连亚里土多德和培根在强调认识活动中的感性经验的作用时,也不敢轻蔑理性的力量。在伽利略那里“理性和观察恰当结合”由此产生科学。因而谁也不能轻言实验方法是经验主义的产物。用爱因斯坦评说伽利略的话讲:“任何一种经验方法都有其思辩概念和思辩体系;而且任何一种思辩思维,它的概念经过比较仔细的考察之后,都会显露出它们所由产生的经验材料。”科学的实验方法是逻辑证明与经验观察的完美结合,淋漓地表达了人类智慧之美,体现了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精神,成为人类最具成效的认识活动。“形成科学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用来处理事实的方法”。在认识活动中,是否采用实验方法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

进而,我们还要说明,在科学活动中,科学方法和科学理论并不是互不相干的两部分。科学命题的证明逻辑系统与实验的操作程序构成了科学理论的实际内容。在心理学中,最具典型的就是斯金纳的操作行为主义,他的操作性条件反射的方法,就是他的理论体系,也是他改造社会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