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心理史学研究改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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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试图将心理史学理论与方法应用到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中，希望通过对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改革过程中动机和行为的分析与探讨，拓宽中国教育史学研究的视野和思路，扩大中国教育史理解的范围，增强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生动性。并希望通过这种研究，能对当今中国教育和教育者，提供某些新的启迪。蔡元培提出的培养“大学问”家、树立新的学风和建立民主化、制度化的大学组织等重要观点，对我国目前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仍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蔡元培；北大改革；动机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和实践，造就了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乃至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的辉煌。正因为如此，对蔡元培北大改革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多是从外部，或者说多是从蔡元培北大改革的事功和客观影响上进行探讨的。这种研究取向虽然能比较深入、全面地反映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客观效应，但却容易忽略蔡元培本人的主观愿望，出现对蔡元培北大改革的误读甚至曲解。为此，本文拟借助心理史学的方法，从内部、从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动机和愿望的角度，对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历史事件进行解读，从而使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在对中国近现代史上个体或群体行为动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有一个如何认识这些历史事件的基本的心理学理论观点或者说历史观的问题，也就是说，是把这些历史事件主要看作有意识的理性的行为，还是主要看作无意识的情绪化的行为。笔者认为，尽管中国近现代历史是伴随着“西方人所注入的痛苦、不满、屈辱、恐惧和憎恨”[1]，但如果由此就把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个体行为和群体事件，看作是为克服挫折带来的“自卑情结”的无意识动机驱使下出现的“情绪化”甚至近于“变态”的“盲动”行为，未免就失之偏颇了。虽然近代西方社会给中国带来的强烈冲击使中国近现代史上很多群体的反应的确带有情绪化的“盲动性”，许多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先进人物在这种群体的“盲动性”中有时也不免失去了“自己”，但这绝不是中国近现展史中历史事件的主流。与其说中国近现代史上个体行为和群体事件是在为克服挫折带来的“自卑情结”的无意识动机驱使下出现的“情绪化”行为，毋宁说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正是一再试图以个体有意识的理性为克服这种“盲动”而努力。蔡元培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西方文化的借鉴、吸收的认知和态度，以及他首任教育总长时，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中关于“自大”和“自弃”的论述(在该文中，蔡元培强调指出，中国教育乃至社会的发展，“自大”和“自弃”都是万万要不得的)[2]，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中国近现代史上个体行为和多数群体事件，如果不是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至少理性和情绪也是同等重要的。不明确这一点的话，心理史学取向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教育史研究，也会成为“退缩的历史”进而被逐出历史研究的殿堂[3]。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本文采用的社会动机概念是：社会动机是指引起社会生活主体达到一定社会目标的内在动力。它隐藏在人们行为的背后，是引起人们行为活动的直接原因。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内驱力，意识性是它的主要特点[4]。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认为：“要真正理解一个人，不仅要了解他过去的经验，而且还必须了解他的目标和未来成就。”在荣格看来，“目的对人的行为起引导、‘牵引’作用，过去经验的‘推动’作用和未来目标的‘牵引’作用同样重要。”荣格对人类动机的观点可以用下图来表示[5]。这是本研究分析和探讨蔡元培北大改革行为动机的基本理论依据。

1916年9月1日，蔡元培被聘请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正式到北大任职，开始了对北大的改革。通过对蔡元培一生心路历程的全面考察，笔者认为，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动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学术”的自我特点和“鼓励造就大学问家的志愿”

蔡元培接受北大校长职务，在蔡元培的朋友中是颇有争议的。据他自己的回忆，当他从法国回到上海后，“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L61。可能就是由于蔡元培的“到底服从后说”，于是有人认为“孙中山的卓见，符合蔡元培的心愿，增强了他北上的决心”[7]。但笔者以为，即便没有少数人的支持，没有“孙中山的卓见”，蔡元培还是会出任北大校长的，这是他注重“学术”的自我特点和他在德国游学的经验所决定的。

注重“学术”是蔡元培自我概念中的重要内容，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这一自我概念决定着蔡元培行为选择上的同一性、对经验的接受和解释以及对社会和他人行为的期待。由于受到康德二元论哲学思想的影响，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犹未能超轶乎政治者也”，而政治的目的，不外乎现世的幸福，“一切隶属政治之教育，充其量亦如是而已矣”，而个人要对社会有所贡献，“非有出世间之思想者，不能善处世间事，吾人即仅仅以现世幸福为鹄的，犹不可无超轶现世之观念”[2]。所以他认为，“学问并非学商者即为商，学政治者即为官吏，须知即将来不作事，学问亦为吾脑筋所应具之物”[2]。而德国游学的切身体会和巴留芩的著作告诉他，“真研究学问者，与大学问家，无一不在大学为教师”[8]，这种状况对一国之学界关系重大。另外，要罗致一切有学问的人才，只有大学具有这种能力。可以看出，注重“学术”的自我特点和在德国游学的经验，是蔡元培北大改革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注重学术的自我特点，又使“鼓励造就大学问家”成为蔡元培北大改革的主要目标(或牵引力)之一。吴稚晖在谈到蔡元培的志愿时认为，蔡元培“无时或忘的，就是他自己的主张，鼓励造就大学问家出来。别人办普通教育，像办工程等等，他也给予很多的帮助，而他毕生最致力的是办大学”，因为在他看来，“仿佛是一个国家，只要有大学问家出来，民族就可以之而贵，一班人即可以之而尊”。所以，“蔡先生要盼望我们造就历史上的大人物”。就是在后来他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候，他也“总是希望研究院能够造就中国出色人物，可以有人去得到诺贝尔奖金，在国外百科全书上也能够记载出中国伟人的姓名来。这种希望，仿佛是他天天所不能忘记的”[9]。

吴稚晖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蔡元培的真实目的，这从蔡元培的著述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1919年7月23日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对于，蔡元培表示：“为唤醒全国国民爱国心起见，不惜牺牲神圣之学术，以从事于救国之运动……在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但蔡元培从自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出发，认为“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专门技术，继而普通学校，最后乃始知纯粹科学之必要。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当此教育万能、科学万能时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意，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研究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在他看来，对于民众“一时之唤醒，技止此矣，无可复加。若令为永久之觉醒，则非有以扩充其知识，高尚其志趣，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他希望“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2]。透过蔡元培文字间真情的流露，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对从事纯粹之科学研究是多么的渴望!他是多么地希望中国学术能早日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但如果没有大的“学问家”，这种希望又怎么会成为可能?

他的这一思想在1921年5月12日在《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演说词》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他说：“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医学，非但研求学理，并且讲求适用，都是术。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中国固然要有好的技师、医生、法官、律师等等，但要在中国养成许多好的技师、医生等，必须有熟练技能而又深通学理的人……要是但知练习技术，不去研究学术；或一国中，练习技术的人虽多，研究科学的人很少，那技术也是无源之水，不能会通改进，发展终属有限。所以希望留学诸君，不可忽视学理。”[2]可以说，“鼓励造就大学问家”，是蔡元培北大改革的目标之一。

二、对传统教育弊端的痛恶和对树立新学风的渴望

传统教育弊端主要表现为“鄙”、“乱”、“浮”、“蒽”、“忮”、“欺”，蔡元培对此是极为痛恶的[10]。所以他认为，“未光复以前，全国学风以破坏为目的”，但在民国成立后，“全国学风应以建设为目的，故学子须以求高深学问为惟一之怀想”[2]。蔡元培的这一观念还是很有见地的，只可惜袁世凯统治下的“民国”并不是蔡元培理解中的“民国”，“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2]谈何容易!所以民初蔡元培的这一理想并没有机会得以实施。但当重建学风的机会来临之时，蔡元培是决不会放弃的。

蔡元培对北京学生的习惯是很了解的，“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自己也是不用功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是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在讲坛上读一遍而已。这种情况在北大更为突出，学生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6]。所以，蔡元培到北大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转变学生的观念，树立良好的学风。

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对北大的学生提出了三点希望。第一，抱定宗旨。他说和专门学校主要以“学成任事”不同，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以往学生“求学于此者，皆有升官发财思想……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深浅，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他认为“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学生应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即乖，趋向自异……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如果学生“不于此时植其根，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第二，砥砺德行。蔡元培认为，“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所以“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势”。作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第三，敬爱师友。鉴于以往师生关系、生生关系间存在的问题，蔡元培提出，师生之间“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同学之间“尤应相互亲爱”，“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局，……毁誉共之”[11]。这些论述明确反映出，对传统教育弊端的痛恶和对树立新学风的渴望是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又一基本动机。

三、对大学教育重要性的认知和对民主化、制度化大学组织建设的追求

笔者认为，在德国游学期间(1907—1911)，蔡元培逐步确立了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以往的研究多认为在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以后，蔡元培便确立了自己教育救国的思想。笔者认为，蔡元培是在1907年留学德国以后，才逐步确立了教育救国思想。对此，笔者将另文讨论)。但教育救国的人手处很多，蔡元培选择大学教育作为突破口，自有他认知和态度上的心路历程。

早在1900年，他就已经有了“精英教育”的思想萌芽，德国游学的经历和巴留芩对德国大学教育重要性的论证，又使他有了直观经验和学理上的支持。大学教授的感化力量是什么?是定一国青年“个人处世之趋向”；德国迅速崛起的经验是什么?是“德人学问之精邃”；“德人学问之精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学界之伟人硕士，常于其国青年授以直接之教育，大学之势力永不坠”。“故大学能团结国民之精神，而维持其地位焉”。如果大学力保其“为学海重镇之名誉，据其永久之惯习，爱真理，重职责，致力于学问，摆脱世俗利害得失之观念，世界各国，莫不尊之重之”[8]。

大学教育的重要性，对蔡元培来说实在是太具有魅力和吸引力。有了这种认识和态度，而不去从事这种活动，那倒是让人难以理解了。蔡元培1917年3月15日在给的信中写到：“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昔普鲁士受拿破仑蹂躏时，大学教授菲希脱为数次爱国之演说，改良大学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而德意志统一之盛业(普之胜法，群归功于小学校教员，然所以有此等小学校教员者，高等教育之力也)，亦发端于此。”[12]由此可见，对大学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是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另一推动力。

事实上，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也是按照德国大学的模式进行的。根据德国大学的组织建制，蔡元培在北大创建了教授会、评议会等，希望通过民主化、制度化的组织建设，克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传统模式。这是他北大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蔡元培采用了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始人洪堡等人的大学办学理念，即：“思想自由，兼容并包”。1919年3月18日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的信中，蔡元培谈到自己办大学的两项主张：“(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12]

这种主张，与他对大学教育性质的认知和态度及他对他人的认知和态度特点又有着密切的关系。

蔡元培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13]

在当时的历史年代和社会背景下，“真的”能做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则是蔡元培的个人特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了注重“学术”、“宽厚”和“律己不苟而对人则绝对放任”等自我概念特点，蔡元培才“真的”能以“学问”作为判断和评价人和事物的“中心品质”，才“真的”能以“学问”的高低来对待古今中外学术，才“真的”能“广收人才，并且能恰当地任用，不求全责备，不论资排辈，只问学问才能，不问思想派别”[14]。

由于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由于蔡元培在主观上确实倾向于“新派”，所以有人认为：“蔡元培在提出和实践他的‘兼容并包’思想时，是有选择的，决非对新旧文化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他要兼容的是新思想，保护新文化和新思想的传播”，“他实行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表面上看来似乎不偏不倚，实际上却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有力武器。封建文化在中国已根深蒂固，并不需要‘容与包’，而与封建主义对立的‘新学’和新思想，因为不断遭到反动势力的扼杀，才需要特别保护，予以‘兼容’与‘并包’。因此，实行这一方针，实际上起到了宣称民主和科学、传播新思想、开辟新文化运动的道路等客观作用”[15]。这种认识初看起来似乎很符合历史事实，但却与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相去甚远。“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决无偏颇的。也许正是意识到个人可能出现的偏颇，蔡元培才力主建立民主化、制度化的组织制度。这才是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真意。

蔡元培在他的著述中多次提到这种民主化、制度化组织建设的重要性。1919年爆发后，蔡元培辞职后于5月10日给北大学生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亦已组成，校长一人之去留，决无妨于校务。”[12]可以看出，他对北大已建立起的制度化组织寄予了多么大的希望。9月20日，蔡元培在《回任北大校长在全校教职员欢迎会上演说词》中表示：“学校是有机的组织，校中职员，普通语分为教员、职员两部，其实没有一事不互相关联的……本校事务，是全体职员共同负责的。全体职员的组织，果然稳固，即有一二分子的变动，为[如]更换校长等事，当然不成问题。”[2]再次表示了他对民主化、制度化组织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就在1927年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候，蔡元培依然把建立民主化、制度化的组织建设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保证，在中央研究院设立了评议会机构。他“十分重视评议会制度，坚持参加评议会，即使在他晚年客居香港时，也始终关心评议会的情况”[15]。可以说通过民主的方式，在法律范围内解决问题，是蔡元培在北大乃至其他社会事务中的追求。

在谈到大学校长的个人资质与民主化、制度化的组织建制的关系时，我国著名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就认为：“与个人资质相较而言，应该承认制度更为重要。任何优秀的校长总有自己的任期(或长或短)限制，但健全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可以延续十年。”[16]蔡元培北大改革中力主建立民主化、制度化组织制度的目标追求，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观点的合理性和重要性。

通过对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动机和行为探讨，我们不能不感叹，客观的结果未必出于主观的愿望，而主观的愿望也未必造成客观的结果，但如果没有主观的愿望，客观的结果也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就一项伟大的事业，既不能没有“时势”，也不能没有“英雄”。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因个人的特点而取得了历史的辉煌，他希望实现的三个目标虽因历史的原因没有完全实现，但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随着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蔡元培北大改革的目标一定会成为事实而决不会成为中国历史的永恒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