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特殊教育高考改革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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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障碍的社会文化意涵

在高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为避免“制造”更多所谓障碍的学生，为避免特殊教育高考沦为复制不平等的工具，障碍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反省“障碍”的历史建构和社会意涵，他们甚至更为尖锐地指出，传统生物医学观统领下的特殊教育、特殊需要本身就是一种障碍。从障碍的医学模式到社会模式，不仅使得我们认识到“障碍”是一个演变中的概念，而且不同的障碍理念取决于人类社会对障碍人士以及对人类自身生命过程的不同认识。

（一）从障碍的个人标签化到普通人群的障碍常态化

传统医学模式认为障碍者在病理和生理上是“不完全”的，因损失了主流社会非障碍人士拥有的所谓“普遍“”常态”功能，使得障碍状态成为不可改变的个人悲剧，有关障碍的议题处于社会议题的非主流状态。障碍社会学者则相反，他们认为障碍是一种必然的社会常态，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障碍者群体中的一份子，障碍是一种普通的经历。特殊教育之所以隐含着社会偏见和歧视，一是源于这种对障碍的非常态化认识，二是因为特殊教育的出发点发生了偏离，着重处理的是弥补身心障碍者的身心损伤，而不是发展他们的潜能和长处，不注重教导他们处理障碍造成的社会问题以及与他人互动，因此才导致特殊教育成为制造障碍的场所。

（二）从障碍的个人属性到障碍的社会文化建构性

障碍者个体层面的身体损伤、障碍事实是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人类对于残疾的研究以心理、医学为特点，关注残疾的病理学根源、行为特点以及矫正补偿的方法，其基本假定是：残疾由个体生理、心理缺陷所致”。此种障碍解释范式从18世纪末特殊教育诞生，直至20世纪中期一直占统治地位。20世纪末兴起的障碍社会模式更注重的是生理损伤后的社会性障碍，注重从社会层面来讨论障碍者需求的外部社会限制问题。如果单纯从医学生物损伤角度考虑特殊教育，其运作只能是名义上为社会行为上“不正常”的人提供教育机会，学生一旦进入特殊教育体系便注定被污名化，“也就是说，忽略了障碍的社会文化面的结果，使得特殊教育机制成为将障碍学生社会化成障碍者的机制”。这也是目前许多家长宁愿让自己的孩子在普通学校“混”，也拒绝接受特殊教育的根本原因。障碍的社会文化建构观则要求不仅对障碍者当前的功能水平和教育康复需求进行评估，还应为他们提供针对性的个别化支持服务，尽可能减少次级障碍的生成。由此可见，障碍者的教育不单纯是教育问题，更需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合作才能改善社会支持环境，提供解决障碍议题的根本策略。

（三）从被动的社会救助对象到主动的积极公民

虽然障碍人士在生理上与普通人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没有好与坏、正常与不正常、完全与损失之分，而是一种多元文化的体现，障碍人士与非障碍人士之间是平等的共生关系。秉承着这种理念开展的特殊教育和康复服务关注的是，通过怎样的形式和哪些具体的支持能够改善和提升障碍者个体现有的功能水平，以使其享受到高品质生活，而不再着眼于个体的缺陷和不足。思维模式的转变使得障碍者在面对自己，人们在面对障碍者时，态度都由消极转向积极。这既有助于切实解决障碍者面临的现实问题，又有助于改善社会对障碍者的认识和态度，更切合和谐社会的宗旨。

二、从障碍社会建构观审视特殊教育高考制度存在的问题

障碍解释范式的转变与特殊教育的发展是相互依存的。MargretA.Winzer曾将特殊教育的发展史分成五个阶段：没有教育机会阶段、机构式教养阶段、特殊教育立法阶段、特殊教育专业化阶段和特殊教育班级化阶段。障碍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现有的以单招单考为代表的特殊教育高考制度。

（一）单招单考存在“制造”障碍学生污名标签的可能

2003年北京联合大学率先实行障碍者高等教育单考单招。单考单招从普通高考制度中脱离出来是因为普通高考制度无法满足特殊学生的教育需求，脱离的目的有二：一是期望达到招考精致化的目的，二是在于突显普通高考的特教功能缺失问题，以期改进。单考单招是指由高等院校单独命题、单独组织考试、单独录取，无论是考试内容还是考试标准都明显低于普通高考。即使特殊生与普通生毕业后颁发相同的大学毕业证书，但入学时的低标准仍会影响人们对于特殊毕业生能力的看法。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缺乏职业辅导、辅具、政策、观念等社会支持的障碍者大学生更是处于劣势。这种由特殊教育高考制度无形中造成的障碍，是障碍者大学生通过何种努力都无法消除的。

（二）单招单考存在“制造”障碍学生受教育权不平等的可能

根据《2013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数据表明，2013年“全国有7538名障碍者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1388名障碍者进入特殊教育学院学习”，同年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688.83万人，也就是说进入高校的特殊生为8926人，不及当年新生的1.3‰。另外，201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0％，同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障碍者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却不到1.8％。与韩国相比，韩国高中段特殊学生毕业生中“有44.18％的学生升入特殊教育专业、专科、普通本科等高校接受高等教育，其余55.12％的特殊学生走向社会等待就业”。正如障碍社会学者所认为的，社会性障碍是障碍问题的根本所在，而非障碍者本人的限制。如此低的障碍学生高考入学率，不单纯是因为他们本身障碍的限制，而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身体能力主义的霸权带给障碍考生在发挥潜能上的阻碍，更没有提供消除阻碍的有效措施。

（三）单招单考存在“制造”障碍学生社会隔离的可能

跟普通高考不同，在固定考试科目的基础上，增加与专业相关的科目，这是单考单招的一大进步。但是在考试大纲和考试内容的选择上，却存在着与特殊考生的自身特点、生活经验脱离的现象。比如2007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特殊教育研究分会制定的《听力残疾高等教育入学单考单招考试说明》，与普通高考的考试大纲类似，没有突出与听力障碍感官经验相关的目标和内容。同时，也没有涉及听障者文化的考试内容。在考试大纲的指挥棒下，特殊学校在选取教学内容时更倾向选择与考试有关的理论知识，忽略身心障碍者的感官经验及文化。障碍社会学者认为，障碍本身就是多样性和多元文化的一部分，障碍经验应成为学校多元文化教育的一部分，基于正常人的感官经验选取的考试内容更是不应替代身心障碍者独特的感官经验。

三、特殊教育高考制度无障碍设计的策略

单招单考制度最初从普通高考中脱离出来，本意在于更好地保障障碍者享受高等教育的资源，但由于忽视了障碍的社会文化意涵，为此，提出通用设计的理念，以期在弥补普通高考制度特殊教育功能缺失的同时，实现对障碍者高等教育权的保障。

（一）什么是高考制度通用设计

通用设计是从建筑业设计的概念转变而来的，意指不同需要的人都能使用的无障碍建筑设计。换言之，通用设计的理念认为缺乏无障碍建筑理念的设计是限制、歧视身心障碍者。具体而言，高考制度通用设计即希望实现所有考生从形式到内容，从起点到结果的无障碍化。目前我国普通高考改革的趋势是分类高考，从表面看，分类高考似乎与我们倡导的通用设计高考相背离，但从本质上来说，分类高考正是顺应了通用设计的理念，因为分类高考倡导的多元化考试模式无形中减少了考生的高考障碍，增加了学生接受适合自己特点的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不足的是仅局限在普通考生的范围内，没有将障碍考生纳入其中。高考通用设计并不否认单招单考的形式，而是从通用的角度使原本被切割处理的普通教育高考体系和特殊教育高考体系再度整合。首先，模糊普特高考绝对二分的做法，允许所有学生参加普通高考。当然普通高校要配备相应的特教师资和硬件设施，保障所有障碍者学生从入学机会、到入学过程直至入学结果都能接受优质的教育服务。其次，通用设计的高考并不是要设计一种完美的高考形式，而是在普特融合的理念指导下，实现考试形式、内容的多样化，使包括身心障碍者在内的每位考生都能从多样化的考试中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考试类型。第三，高考保障措施的无障碍化，为其提供所需的支持和辅助确保其顺利完成考试。河南盲人李金生在专门的盲文试卷、专门的考场、专门的考试安排、专人监考情况下，顺利参加2014年全国普通高考考试，成为我国第一位全盲高考生，开辟了盲人参加普通高考的先河。李金生的事例表明我国残障者对参加普通高考权利的渴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们在保障障碍者平等享有受教育权方面的社会性障碍太多。

（二）特殊教育高考制度的通用设计策略

1.面向高等教育领域倡导并实践高考通用设计。除去独立的高等院校特殊教育院系之外，允许任何高校、任何专业都可接收适合的特殊学生，同时要为特殊学生提供所需特教师资及辅助设备。当然，高等融合教育需要高校领导及师生树立特殊教育和融合教育的理念。有学者对在校大学生对障碍学生接受高等融合教育的态度调查时发现，目前大部分在校大学生对障碍者高等教育的认识仍停留在对隔离式高等教育的接纳阶段。在非隔离的环境中，身心障碍大学生与普通大学生共享学校的各种资源和基础设施，共同生活、共同学习，无论是对于身心障碍学生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还是普通大学生接受多元文化的思想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全社会以障碍常态化之心来认识、接纳障碍者，进而设计宏观政策、微观环境设施时，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会获得巨大的提升。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精神的引领之地，理应率先倡导融合教育。

2.注重考生的实际需求，增大学校和专业的选择空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具备单考单招权的高校只有16家，招考时间、招生数量、专业选择的空间都非常有限。相较以前听障生只能报考美术相关专业、视障生只可报考针灸推拿专业来说，目前的专业设置的确有了很大进步，但与国外障碍学生高考的职业选择空间相比，差距巨大也是不争的事实。比如，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聋人可进入语言、法律、心理咨询等专业学习，而这些专业在我们的观念里是基本不能为聋人选择的。在我国台湾地区，每所高校都招收障碍学生，并为他们提供消除学习障碍的师资、设备、场地等完整的配套支持。除去视障、听障的学生，甚至部分智障的孩子都有机会进入高校读书。因此，受障碍社会建构理念的影响，特殊教育高考在达到规范要求的前提下，要更加注重障碍者的实际需求，真正从考生的需求出发才能进行无障碍的高考通用设计。

3.尊重身心障碍者文化并将其融入主流教育内容。身心障碍者由于部分感官损伤，其他感官代偿，有异于常人的独特感官经验。在通用设计的高考中，应结合身心障碍者的感官经验来设计考试内容。调动多感官经验有利于培养身心障碍者自主思考的能力，开发更多的学习本能，确保身心障碍者在考试时发挥自己的真实水平。另外，在考试内容中应加入障碍群体特有的文化知识，如包括独特的聋人语言、心理、交往、艺术、文学、价值观等的聋人文化。在考试内容中增加障碍群体文化是对障碍者的肯定和尊重，能增加他们对自身群体的认识，提高自信心，更有尊严、更平等地融入主流社会。同时，在普通学校的教学内容中加入身心障碍文化的介绍，作为学校多元文化的一部分，当然这种介绍是以障碍社会学的理念统领的，让更多的普通人群认识到障碍的常态化和普同性，懂得障碍的社会文化建构意涵，明白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

4.鼓励障碍者参与高考设计体现真正的社会无障碍。障碍者是具有特殊权利的积极公民，因此高考改革设计应从对象型设计到互动型设计转变，即障碍考生从高考制度的执行者到高考制度的参与设计者，认真听取障碍考生对于考试形式、考试内容、考试时间、考场安排的意见，并进行审核认定，如果合理都应虚心采纳。考试时间的安排上，不能凭主观确定延长三十分钟还是四十分钟，应在前期做大量调研和测验，确定适合障碍考生的最佳时间长度。逐步建立起规范的视障、听障、肢残等障碍考生的考试规范和考务要求，保证考生顺利完成考试。总之，特殊教育高考的价值取向是以社会对障碍的认识为前提的。当障碍成为社会常态，障碍者由救济对象转变成权利主体时，高考的服务对象也会由普通考生向容纳更大范围的障碍者转变。同时，无障碍的高考社会环境的建设也应由浅表的考试形式逐步向社会精神、制度、文化等全方位的深层无障碍化延伸。如何设计一种通用高考制度，实现所有学生的无障碍高考，无障碍地实现身心障碍者的平等受教育权，仍然任重而道远。

作者:张婷 吕春苗 单位:济南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