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类通识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时间:2022-06-11 04: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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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类通识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一、地方院校法学类通识教育的现状与反思

(一)在课程设置上,存在弱化法学基础教育的现象,法学类通识课程被思政课程所替代。根据全国教育大会的会议精神,各地高校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对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适当压缩课内总学分,给学生腾出更多自主学习空间,为学生个性发展提供多样化机会和条件。但是,不少地方院校面临着总学分减少的压力,在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过程中,纷纷删掉法学类通识教育必修课程,企图用思政课程代替法学类通识教育必修课。在我国高校的思政课程体系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设置为本科教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其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的法律基础部分,承担了法治教育的任务,其内容主要是向大学生宣讲社会主义的法治理念。但是,从教学安排来看,大部分教学时间安排在道德教育上,从而减少了法律教育的教学时间。而且,《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一般由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师承担,教师的知识背景决定了教师无法深入浅出地讲解法律文化内涵,更无法灵活应用案例教学培养学生抽象的法治观念。因此,在此现状下,教师很难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达到培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要求的具备法治观念人才的教育目的。(二)在教学理念上,法学类通识教育中过度强调知识的传授,立德树人的育人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视察中国政法大学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法学教育要坚持立德树人,不仅要提高学生的法学知识水平,而且要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关于立德树人、德法兼修的重要论述,与党的报告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的重要论述内涵相通,表达了党和国家对于新时代中国法学教育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的要求与期待。必须明确,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政治中立和“去意识形态”的法学和法学教育,一切法学和法学教育都是为本国的国家目标服务的[1]。那面向非法学专业学生开设的法学通识教育课程是否也应该讲政治和意识形态呢?以哈佛大学通识教育课为例,他们的教育理念认为,通识教育不只是为了解决当时美国大学所面临的教育问题,更是为了解决这个民主国家当时所面临的文化和社会危机问题。因此,西方国家高等教育也同样面临着“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的认识。而且,哈佛大学在通识课程设置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他们所培养的是符合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公民。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识教育绝不是价值中立的知识教育,而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价值观教育”[2]。哈佛教育核心课程的重要任务就是“将共同的价值观传输给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3]。(三)在教学实践上,重理论轻实践,“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授课形式还需要进一步优化调整。法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近年来教育部下发的一系列讲话等文件当中不断强调各个高校当中对于实践教学的加强以及重视,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以及实践能力。直到现在有的学校仍旧难以脱离传统的教学模式观念,课堂上大多是以老师为主导的理论讲解,缺少师生之间的互动,学生的兴趣也大大减少。这种单纯的讲授方式很难让学生吸收知识,甚至会导致学生对法学知识产生厌烦情绪,所以,对非法学专业学生而言,只有将理论的讲解与实际的应用相结合起来才能够使他们在短时间接受,并逐渐建立起规则意识,使他们产生解决法学问题的能力。这就需要法学通识教育实现由知识教学向能力教学、理论导向向应用导向、教师中心向学生中心的转变。教师需要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授课形式等设计中多关注学生对教学的参与度、对学习的投入度、对目标的达成度,培养学生持续的学习能力。(四)在教学理论上,高校法学类通识教育的理论研究还存在不足,因此无法正确处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地方院校对法学通识教育的理论研究不足导致教师无法正确处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以教学为中心”的理念往往导致授课教师是法学专业教师,这些教师未经过通识课教育的专门培训,对通识课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往往简单地认为降低法学专业知识的难度即可,所以将法学专业课中基本概念照搬到《法学通论》通识课程中去,既没有抽象法学理论做支撑,又没有具体事实案例做印证,因此老师在课堂教学中面对非法学专业学生讲解枯燥的法学概念,这使老师不仅讲得辛苦,同学听得也痛苦,教学效果也可想而知。综上所述,高校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改变法学类通识教育的现状与问题的总体原则:其一,高校法学通识教育应高度重视树立学生的法治信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定学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二,高校法学通识教育应把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作为教学重点。笔者认为,法学通识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努力提高学生多角度看问题以及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三,高校法学通识教育应加强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强化经典著作阅读和跨学科教学,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设计侧重点不同的教学内容。

二、地方院校法学类通识教育的改革与创新

在总体原则的指导下,高校法学通识教育的教师应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利用教育信息化的现代教学手段,调整授课方式,优化教学内容,构建新型的法学类通识教育教学模式。(一)法学类通识教育须与思想政治教育和谐共建,相辅相成。随着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国家希望通过法学教育,对公民(包括学生)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依法治国”方略的宣传和教育,培养和发展公民的法治意识及用法治意识指导自己行为。[4]因此,法治教育不仅仅是人才培养的需要,更是我国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一件大事。高校学生是我国社会中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也是支撑社会未来发展的中流砥柱。他们是社会法治意识养成的主导力量,更是参与法治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因此法学教育绝对不可忽略对这个群体的法治意识的培养。作为高校思想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核心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无法独立承担法治教育的任务。因此,根据现代社会对公民的法治意识与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的客观要求,地方院校有必要将法学通识教育从思政类课程中分离出来单独设课。(二)坚持立德树人,始终把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作为法学类通识教育的根本任务。以《法学通论》为例,不仅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突出在法理学、宪法学等章节,对于技术性强的部门法章节教学也应该如此。教师要在教学中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以高尚的师德传递正能量,而且还要通过对社会热点、焦点、难点中的法律问题分析培养学生爱国热情和理性思维。比如一带一路、中美贸易谈判中涉及国际贸易规则和不同法系所带来的法律风险问题(法理学章节),推进“一国两制”和遏制“港独”所涉及的国家宪法与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关系问题(宪法章节),疫情所引发的对政府行政行为的社会关注问题(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章节)、因疫情等不可抗力导致合同无法正常履行而引起的经济纠纷问题(民法章节)、“聂树斌案”涉及的疑罪从无原则及对人的生命与尊严尊重问题(刑法章节)等。(三)坚持通识教育“宽口径”的教育特征,重点培育学生的法治意识。法学通识教育不同于法学专业教育。专业教育重视对法律规则的应用技术,而法学通识教育重视拓展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为社会培养“完人”。因此,法学通识教育重点是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即通过学习到的法律知识产生了一种理性认识社会现象的方法,主要表现为规范性意识。以湖南工商大学杨峥嵘教授主编的《法学通论》教材为例,全书按照部门法编排一共有12章,其中涉及法理、法史、宪法、刑法、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国际法以及三大诉讼法。针对在校非法学专业大学生来说,《法学通论》作为一门通识教育必修课,按照人才培养方案要求只有32课时。那么,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让非法学专业学生学好《法学通论》这门课?笔者认为,教学的理念不应该放在讲解基本概念和法律规则上,而是应该通过教学让学生树立起法律权威观念。因此,课堂教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案例教学,教学形式除了老师授课以外,可以安排部分课时用于翻转式教学。同时,为了保证有限的课堂教学效率,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强化经典原著阅读。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名校普遍重视经典原著的阅读,因为经典原著的阅读与深度研讨能有效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为终身学习奠定基础。[5](四)坚持教学手段多样化,充分应用“互联网+”和“案例教学法”。在重要讲话中指出法学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并且突出强调法学教育要处理好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关系。案例教学法成为近年来国内各大高校为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普遍教学方法。教师通过对一个个具象案例的分析和讨论,逐渐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更容易让学生的法律意识根深蒂固,并且在实际生活当中遇到类似的情况能够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问题又来了,学生没有法律基础知识,如何能与老师一起在课堂上分析案例。实践证明,传统课堂教学中一些基本概念的讲解,在互联网发展的今天,学生都可以通过线上课程完成自学。为了更好的掌握学生线上学习的情况,笔者更加建议自建或者运用MOOC构建线上线下混合式的翻转课堂模式,即学生课前完成线上学习内容,在线下面授环节则通过案例教学法加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当然案例的选择也要结合线上教学内容、把握“通俗易懂”“贴近生活”“关注热点”等原则精心设计。此外,笔者还建议在法学通识教育中,要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通过开展普法宣传、法律咨询和模拟法庭等公益志愿服务,让学生在真真切切的法律服务实践中感受到法律的尊严与价值,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五)坚持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构建分专业、分层次的法学类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在学科交叉、文理融合的“新文科”背景下,国家对跨学科综合性人才的亟需,都必然导致包括法学通识课在内的法学课程设置的细化。法学学科需要与其他学科有机结合,构建通专融合的课程体系,以满足不同专业和层次的人才培养需求。在开设《法学通论》这一通识教育必修课的基础上,还需要根据不同专业特色,开设法学类通识教育选修课程。比如,针对理工类专业,适时开设专利法、计算机法、工程法学、健康法学、环境资源法学等选修课程;针对经管类专业开设经济法、金融法、投资法、合同法、国际经济法等选修课程;针对艺术设计类、语言文化类专业开设著作权保护法、民法等选修课程。这些复合性的课程与《法学通论》一起为非法学专业学生提供法学通识教育,拓宽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视野,促进批判性思维、发散性思维、聚合性思维的训练,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周叶中.新时代中国法学教育的问题与使命[J].中国法学教育年刊,2018(6):7.

[2]马曦,孙乐强.哈佛大学通识教育建设的理念、特征及其理论启示[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229.

[3]陈乐.构建“中国模式”:我国研究性大学通识教育理念与实践——以六所“双一流”高校为例[J].现代教育管理,2018(8):113.

[4]王双群,余仰涛.法治教育与德治教育的内涵及意义[J].理论月刊,2006(7):184-186.

[5]张红伟,张怡.通识教育的反思、借鉴与创新[J].中国大学教学,2019(10):23.

作者:陶娟 单位:湖南工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