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阅读与通识教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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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内外经典阅读在通识教育中的应用

1．1外通识教育中的经典阅读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源于古希腊雅典的自由教育（liberaleducation，又称人文教育或通才教育）。自由教育的提出者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的本质在于通过学习知识获得理性，从而解决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获得心灵上的自由。在高等教育领域，通识教育的发源地是美国。1829年，美国博德学院（BowdoinCollege）的教授帕卡德（A．S．Parkard）首次提出了近现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概念。自概念提出之始至今，众多教育先行者都做出了大胆而有益的尝试，为通识教育打开局面。在美国现代大学的本科通识教育体制中，每个本科生都首先被要求接受高度强化的西方古典和经典教育。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通识教育经典阅读课程的第一个尝试者。其通识教育经典阅读课程由“当代文明”（contemporarycivilization）和“文学人文”（literaturehumanities）两门课组成，这两门课的教学内容都以经典阅读为基础。此后，至少有30所学校开始竞相效仿哥大的名著课程［3］。芝加哥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50年起了一项重要的社会教育运动———名著运动（TheGreatBooksMove－ment），将名著课程改造为一种理论、方法和模式。天普大学（TempleUniversity）在1995年设立了旨在北美地区（后来面向全世界）推动人文科学核心文本课程的“核心文本课程协会”（ACTC，TheAssoci－ationforCoreTextsandCourses）。该协会的高校成员从1996年的12所，增加到2016年的67所。其中包括积极倡导通识教育的综合性大学，如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老牌研究型大学，如耶鲁大学、波士顿大学、纽约大学；还有亚洲推行名著课程的代表性高校———香港中文大学［4］。1．2国内通识教育建设中的经典阅读实践我国古代教育中也包含着“通识”之义。《论语》中提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篇）、“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子张篇），反映了孔子主张博学的教育思想。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制度建立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在我国高等教育界提出了最初的通识教育理念。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则明确提出“通识为本，专识为末”［5］。钱穆先生也提出，中国传统教育所提倡的是通德、通识［6］。所谓“通”是指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识”是将学习知识与思辨精神相结合。1995年，国家教育部门在52所高校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标志着我国高校通识教育的起步。2003年11月，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在首届中国人文教育高层论坛上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进一步开展文化经典阅读活动的倡议书》：倡议中国高校师生通过多多阅读经典名著，从而提高自身文化修养。2006年4月，“中文学科通识教育改革———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研讨会”在上海大学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提出，应打通文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教研，致力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同时强调经典阅读，呼唤教学中对经典原本的回归。许多高校也将经典阅读纳入到通识教育实践中。2000年，北京大学王余光教授开设“中国名著导读”课程，为不同专业的学生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本；2000年后，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创办的“国学试验班”、“中西比较哲学试验班”，旨在倡导经典原著的阅读；2005年，复旦大学设立复旦学院实施通识教育，将“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纳入核心课程体系；2009年，中山大学创立博雅学院，引导学生广泛而深入地研读中西方经典著作。种种尝试进一步加深了高等教育界对经典阅读的重视。

2关于经典阅读与通识教育关系的调查

2．1苏州大学通识教育课程改革概况笔者任教的苏州大学（下称“苏大”）于2013年底正式启动通识教育改革工作。在全面调研国内外知名高校通识课程开课经验的基础上，于2014年上半年完成了通识教育课程改革初步方案，并应用到2014级新生人才的培养中。经过3年多的建设，苏大通识教育课程改革项目已经有200门课程立项，其中人文社科类通识课程（下称“文科课程”）和自然科学类通识课程（下称“理科课程”）开设比例为111∶89。笔者对苏州大学通识课程任课教师群体进行问卷调查，旨在从教学主体出发，搜集任课教师对经典阅读与通识课程教学相关问题的看法，考察目前在国内高校普遍开展的通识教育改革背景下，经典阅读融合于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和有效途径。2．2调查问卷回收情况本次调查通过“问卷星”生成在线调查问卷，发放给200位通识课程任课教师，共回收有效问卷74份。填答问卷的74位通识课教师年龄跨度为33岁～67岁，其中男性教师40人，女性教师33人（1人未填性别）。从教师职称来看，教授16人，副教授30人，讲师28人；从讲授的通识课程属性来看，文科课程有54门，理科课程有18门（其中有2位未填课程属性信息）。笔者设置问题旨在面向所有的通识课程任课教师。从结果来看，多数参与填答的是文科课程的任课教师。部分未参与填答的教师（主要是理科课程教师）说明了不适合填答问卷的原因。如《社会•犯罪•被害》教师指出该课程内容以结合法学知识分析具体的实际案例为主。而《宠物饲养》课程主要通过讲授与饲养宠物相关的客观常识、科学技巧等等，达到知识普及的教学目的。鉴于课程的性质，并不适合以经典阅读的方式开展教学活动。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理科课程的技术性和以培养实践能力为主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参与填答的理科课程教师肯定了经典阅读的必要性。例如有两位医学院的教师指出，基础医学等生命科学学科更希望补充学生的历史观和人文情怀，建议给学生增加《大医精诚》《黄帝内经》等经典阅读书目，并给予相应学分。因此，问卷调查的结果进一步启发了笔者对于经典阅读与通识教育关系的思考，包括经典阅读与通识教育目标之间的关系，经典阅读在通识教学中的落实，以及基于经典教育的通识教育改革。

3经典阅读在通识教育课程改革中的定位

3．1经典阅读与通识教育目标通识教育的目标是“人”的培养，也就是培养现代公民所必须的基本素质。苏州大学在通识教育课程改革中提出，通识教育是大学教育理念的集中体现，其目标是培养“全人”，具体而言是培养具有人文与科学精神，拥有健全人格和高度责任感的模范公民［7］。这也契合了苏州大学“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校训精神。在调查中，笔者将通识教育的目的分解为五点征求意见，赞同人数排名前三的是“培养更多的兴趣爱好”、“培养思辨能力，促进头脑发展”、“完善自我，形成健全人格”。具体见表1。关于经典阅读对通识课程教学的影响，参与调查的教师也普遍持肯定态度，约有38％的教师认为“影响显著”，有57％的教师认为“有一定影响”。对于这三点目标，经典阅读可以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其一，经典作品包含了丰富的知识和深刻的思想，是先哲智慧的结晶。阅读经典可以开阔视野，涵养性情，培养积极向上的兴趣爱好。例如《论语•阳货》中有孔子鼓励学生学习《诗经》的记载，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见经典的好处是多方面的。学生们通过阅读经历未曾经历过的生活，去认识、了解各种人物的复杂情感和个性，学习为人处世的道理；其二，经典作品立意深远，内涵丰富，这就要求学生在阅读时必须全身心的投入，才能有所收获。在阅读过程中，思想游走在先哲著作的字里行间，时而提出疑惑而进行求索，时而举一反三联系辩证，仿佛在不断地与大师进行对话。这样的过程是对学生思维能力极佳的锻炼，长期坚持必然会促进其头脑发展；其三，经典作品丰厚的思想内涵与艺术魅力，具有启迪智慧的持久影响力。阅读经典为学生提供精神发育中重要的营养素，有助于其人文素养、道德水准、思辨能力与审美水平的提高，促进全面发展，形成更为健全的人格。3．2经典阅读与通识课程教学与专业课程不同，通识课程是给外专业学生讲授相关领域的知识。对于缺乏相关知识背景的讲授对象而言，不能过于艰深。目前通识课程的教学方式往往是某一门学说宽泛的介绍，某一段历史时期重要历史事件的列举，或者是美术、音乐或电影等艺术作品的简单欣赏，从“XX概论”、“XX通史”、“XX赏析”、“XX鉴赏”等课程名称上便可得知。然而浮光掠影的讲授，带给学生的是大量零碎的信息以及短暂肤浅的认识，缺乏深刻的体味和领悟，更勿论深层次的思考和有效的创新。关于通识课程教学，有21位教师选择了“经典阅读及讨论”，占比约28％，略低于“概论介绍”，但大大高于“通史介绍”；此外有44位教师选择了“通史、概论和经典阅读及讨论相结合”的选项，占比约59％，具体见表2。调查结果显示一定数量的教师选择了不止一种教学方式，说明他们认可并实践着通识课程教学方式的多样性。通识教学要取得实效，必须认识到通识课堂不是兴趣班和讲习所，而是传授人类文明和智识的场所，是为专业学习奠基的地方，因此各个学科的经典著作是课程内容的最佳选择。不少通识课教师提出，通识理念置于目前的大学课堂来看显得较为宏大，并不很好实现，但都肯定了经典阅读的意义和作用。同时提出每个学科的经典书目都不一样，不能一刀切。数位教师持相同的观点，认为经典阅读与通识教育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通识教育可以更好地推进经典阅读，需要在通识课教育教学中突出经典阅读这个关键环节。因此要接近这个通识教育的目标，就必须找到一个科学有效的切入口，找到一个聚焦点。以经典教育作为切入口、聚焦点便十分合适。在重阅读的同时，更要重思考，在经典阅读过程中传承文化，更要重创新。3．3经典教育与通识教育课程改革的可持续性目前国内通识教育改革体现在教育体系建设和课程体系建设上，这两方面都与经典教育密切相关。首先教育体系建设上一般采取“全校通识”＋“书院制”的模式，代表了第一课堂的正式课程和第二课堂的非正式教育的融合。全校通识即面向全校本科生推行通识教育课程，实践通识教育的理念，将结合课程体系设计深入分析。书院制是我国古代书院制度和西方住宿学院制度的结合，古代书院以教学和传承为本，西方住宿学院致力于学习氛围的营造，经典教育成为其实现通识教育目标的根本。苏州大学唐文治书院通过打通文史哲专业的方式，实施跨学科跨领域的教学方式，培养复合型、学术型的高端文科人才。而打通文史哲的基本途径，就是回到中国文化的“原典”，对文化史、思想史上的经典著作进行研读和理解。另外，打通文史哲还需要处理好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书院教育时刻与现实生活保持联系，实现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进一步融合，达到通识教育为人生的目的。其次，课程体系建设是全校通识模式实现的灵魂，在目前书院制普遍只针对少数本科生进行试点的情况下，面向全校的通识课程体系建设尤为重要。在调查中，关于经典阅读对于通识课程教学的影响，认为“影响显著”的有28人，占比约38％，认为“有一定影响”的有42人，占比约57％，仅4人认为“无影响”，占比约5％。关于经典阅读应用于通识教育改革的途径，我们列举了六点征求意见，结果见下表。可见，赞同率排名前三的是“构建经典阅读书目”、“学校图书馆提供馆藏建设及服务”和“进行通识课程模块化建设”。前两点可看做是教学辅助工作，第三点较为统一的反映了通识课程一线教师对课程体系建设的意见，就是建设以经典阅读为基础的“核心课程”，这与通识教育改革取得较显著成效的国内外高校不谋而合。

4将经典阅读应用于通识教育课程改革的关键策略

4．1建立科学有效的教学方式对于主要教学方式选择的调查中，赞成“以教师为主导，通过课堂讲授经典”的有16人，占比约22％；赞成“以学生为主导，分小组进行互动讨论”和“形成助教制度，由助教带领进行小班讨论”的人分别有28人和12人，占比约38％和16％，还有18人（占比约24％）赞成将三种形式相结合。值得注意的是，选择“以教师为主导”为单一教学方式的教师仅仅占了全体的两成，而选择“将以上三种方式相结合”的教师，均强调了小组讨论与助教制两者的结合。这说明，大部分的教师主张教学方式的多样性，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态度，以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与通识教育对创造性思维培养的目的是一致的。此外，鉴于“‘通识’当求开放性，‘经典阅读’当求文本的封闭性”这一认识，有教师提出，首先，把经典当作客观文本，扎扎实实读清楚，领会明白，了解其内在逻辑；然后，再追求阐发、扩展、与自身体验相结合，追求各类知识、思想的融会贯通。不能为了阐述抽象的文化概念而牺牲文本本身的准确性和丰富性。实际上，这两个原则并不矛盾，经典文本之封闭性恰恰是通识教育之开放性的前提，两者辩证统一。经典文本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是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而其中的很多内容已经成为一种普世价值观，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准则和思想感情中。对于大学生来说，教师对经典内容的讲解和分析，结合自身的阅读和思考以及对当今社会的认识，能够有创造性体悟和发现。笔者承担的“推荐书目与名著导读”教学，在讲解《诗经》文本时，将课堂讲授、分组讨论和撰写读书报告三种方式相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读书报告中，有学生在农事诗中读出了先民祈求风调雨顺的淳朴心愿，反思了当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有学生在征戍诗《小雅•采薇》中如若身临其境地读出了隐含的保家卫国的自豪之情，从而更加珍惜美好的和平时光；在《豳风•东山》中与古人产生了“近乡情更怯”的情感共鸣，感受之深刻相信会长存心底。4．2完善核心课程体系建设上文中提到目前国内外通识教育的实践中，经典教育都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在美国现代大学的本科通识教育体制中，要求每个本科生都必须接受经典教育。具体而言，本科前两年安排学习必修的通识课程，即“核心课程”，课程内容以人文社会科学为重心，西方传统经典讲授和阅读是主要的教学和学习方式，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都普遍采用这种方式。综观国内高校通识教育改革实践，无论采取何种方式，经典教育都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如清华大学开设的“人文科学实验班”，前三个学期不分专业，学习内容是中外经典著作的讲授和研读；复旦大学复旦学院设置的核心课程体系中包括了“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注重传统经典的研读和阐发；中山大学设立通识教育部负责全校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其设计的囊括四大类的“通识教育共同核心课程”其中一大类即是“人类基础与经典阅读”，推行助教制和小班讨论制，向本科生全面提出经典阅读的要求。苏州大学通识教育改革越来越重视经典阅读，今后的通识课程建设重点会以经典阅读为主，这就要求有相关课程体系的支撑。目前200门的通识课程数量有必要持续精简和淘汰，形成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固定下来。国内通识教育的积极推动者，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提出设计5门“共同核心课”作为通识教育课的“纲”，分别是“中国文明史”、“中国人文经典”、“中国古代汉语”、“西方人文经典”、“西方文明史”，下列具体课程作为“目”，逐步建立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体系［8］。同时辅助以不断更新的通识选修课，一方面形成完备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另一方面为“核心课程”的调整和完善不断注入源头活水。此外，香港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基础课程”设置了两门同时必修课，分为“人文”和“自然”两个领域，分别编辑了《与人文对话》和《与自然对话》两本教材，教材内收录了由任课教师指定的经典阅读篇章。这种基于经典阅读的，小而精的课程课程设计更容易实现，也能够培养大学生基本的文化素养。4．3构建经典阅读书目在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经典著作中，选择一批适合通识课教学、适合学生阅读的经典，显得十分重要。国外高校在多年的通识课程教学实践中已经形成了“经典作品的标准选目”，如哥伦比亚大学“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两门课程的经典作品目录。我国通识教育课程建设在短期内无法达到国外高校的成熟度，但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汇集各方面力量，厘定经典阅读的标准选目，或者编制经典阅读教材，供通识课程师生选用。在目前提倡建设书香社会的背景下，各个高校陆续推出了“推荐书目”、“大学生必读书目”、“校长推荐书目”等。笔者认为名目繁多的推荐书目往往收效甚微，一方面又会陷入信息超载、选择困难的境地；另一方面大学生读书需要指导，尤其是对于内容博大精深的经典著作而言，泛泛而读没有效果，也没有必要。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说“青年学生‘斐然当述作之誉’，也是实际上鞭策学问的一种妙用”［9］，说明读书治学的必要性。因此，各个高校在开展阅读推广工作时，有必要与通识教育改革相结合。将中外的经典作品根据学科分类统一选目，或者选择经典篇章编选成读本，供通识课程教师选用。通过课程教学过程中对经典文本的讲解、分析，学生配合以思考性阅读，在汲取先人丰富智慧，领略灿烂文化的同时，形成思辨能力和科学精神，培养高尚的情操和健全的人格，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经典书目的作用。在具体选择经典文本时，教师们必须考虑到学生的知识背景，应将全面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关于“学生阅读经典方式”的调查，支持“阅读原典”，“阅读选编的经典篇章”和“阅读经典阐释文本”的比例分别是86％、78％和53％。可见大部分教师认可前两种方式，但对第三种方式持较为谨慎的态度。有教师指出，要摒弃一些过分浅显甚至庸俗的经典阐释文本，要提防许多现在流行的快餐式的经典解读。这些文本打着经典的旗号，但实际上带有解读者非常强烈的主观色彩，与真正的经典大相径庭，阅读它们也意味着与阅读经典的初衷背道而驰。此外，有80％的教师赞成以其他方式，比如听讲座、观看影视作品等来了解经典作品的内容，尤其是理科课程的教师。比如《疫苗改变世界》的任课教师指出，以某疫苗为主题，辅助电影、文学、小实验会更通俗，更吸引人，也更有教育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理科课程是否适合运用经典阅读方式的问题，笔者认为作为通识教育的理科课程，有必要减少专门知识的介绍，而注重于科学史和学科史的普及［10］。比如医学和生物学专业阅读《物种起源》《本草纲目》《黄帝内经》等，数学和物理学专业阅读《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几何原本》等，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史》等科学史专著。4．4高校图书馆做好教学辅助工作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教学和科研的辅助单位，有必要配合通识教育改革的开展。而作为大学生阅读推广的主体，经典阅读推广也是其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结合这两方面，笔者认为高校图书馆应配合通识教育改革的需求，加强经典馆藏建设和经典阅读推广服务。香港中文大学有着良好的通识教育传统，并且分别在3所书院图书馆都设立了通识教育特藏，这3所书院图书馆分别是新亚书院钱穆图书馆、崇基书院牟路思怡图书馆和联合书院胡忠图书馆。截至2009年底，共有馆藏3370种，主要集中在历史、社科、语言文学方面，占总藏书量58％，流通量占到62％。借阅次数排名前十的著作也与新亚书院通识教育宗旨一致［11］。苏州大学图书馆（本部馆）于2016年10月开设了“通识教育阅览室”（又称“阅读推广基地”），设有畅销书、经典阅读、吴文化、台湾学者作品展等专架，并提供数字设备和小型讨论场所。然而，在本次调查的74名通识课程教师中，使用过通识教育阅览室的只有12人，不到总人数的20％。超过80％以上的教师表示从未使用过，甚至不知有该阅览室。另外，有63．51％的通识课教师认为目前苏州大学图书馆未做到为经典阅读在通识教育中的应用提供应有的支撑条件。对于经典文本的获取，有50％左右的教师倾向于购买，另有50％左右的教师倾向于借阅，这就对图书馆馆藏提出了要求。因此，图书馆有必要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对通识教育改革的支持，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学校教务部在充分了解通识课任课教师教学需求的基础上，通过与图书馆的协调，增加满足教学需要并自成体系的通识教育特藏，从馆藏上服务通识教育改革；配备专职馆员向师生提供图书借阅及数字资源设备使用方面的指导，从服务上提高利用率；开辟专门的空间作为讨论室或研究室，便于师生课后组织读书会和阅读分享会，在小班制和助教制度尚未实行前提供条件，加强通识教育馆藏的利用；将通识教育改革、通识阅览室建设与本校经典阅读推广工作结合，根据课程教学内容，举办延伸性的读书讲座、读书竞赛、观影活动等，形成经典阅读的连锁效应，有利于校园良好阅读风气的形成。传统经典是一个民族优秀文化的集中体现，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库，应该代代相传，历久弥新。而真正做到让大学生阅读和掌握经典，必须切实把经典教育和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结合起来。通过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和教育改革实现民族文化复兴的目标。而高校通识教育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不断地思考、实践和努力。

作者:李雅 费王开 单位:苏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