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通识与知识素质培训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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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通识教育文化素质教育专业教育

摘要：通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因产生背景、追求目的、教育理念的不同存在着诸多的差异，但通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都是以克服专业教育的狭隘性，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在人才培养体系中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都是以克服专业教育的狭隘性，培养德才兼备、知识广博、个性充分发展的人才为宗旨。但通识教育在我国属于舶来品，与本土创新的文化素质教育存在着诸多的异同。本文拟对两者进行粗浅的分析，以期引起教育界同仁的注意，共同促进我国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

一、通识教育

根据相关的史料记载，通识教育源出于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大(Aristotle)力提倡的“liberaleducation”。亚里士多德主张：最高尚的事业和生活是在免于为生计劳碌和不追求功利的闲暇中自由地进行理论的、纯思维的沉思；最高尚的教育应以发展理性为目标，使人的心灵得到解放(自由)与和谐发展，而不是为谋生和从事某种职业做准备。据此，他将知识与学习分为自由的与偏狭的两种。他认为前者致力于理性的发展、心灵的完善，后者则只会有损于人的胸襟和自由精神，从而使人变得粗鄙和庸俗。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理论对后来的西方教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通识教育在亚里士多德提出后，后来又得到了纽曼等人的进一步发展。纽曼(Newman，1801－1890)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把学生从偏见、无知和局限中解放出来。因此，大学的功能主要是教学而不是科研。因此，纽曼主张大学里应该只传授普遍的知识，不应该实行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也就是所谓的“绅士”型教育模式。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以及它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强，社会对人的素质要求也有了变化，即科学和技术已逐渐成为高素质的人应掌握的必不可少的内容。因此，传统大学只重视培养“绅士”型的教育模式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传统的自由教育理念被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1945年，美国的哈佛大学发表了著名的《自由社会中的普通教育》的报告(即哈佛的“红皮书”)。该报告把教育分为普通教育(一般教育)与专门教育两部分。普通教育主要关注学生作为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和公民的人生生活需要。专门教育则给予学生某种职业能力训练。1979年哈佛大学通过了《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关于共同基础课程的报告》。该报告提出了本科生的教育目标：清楚和有效地进行思考；有一定深度的专业知识；正确地评价我们取得的知识；应用知识、认识宇宙、认识社会和认识自身的方法；对道德和伦理问题有一定的认识和思考；不但了解本国文化也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至此，从古希腊罗马时代一直流传下来的自由教育在美国发展成了意义更广、也更完善的普通教育或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发展至今，学术界也渐渐地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通识教育既是大学的一种理念，也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其目标是培养完整的人(又称全人)，即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在通识教育模式下，学生需要综合和全面地了解人类知识的总体状况，学生通过融会贯通的学习方式，形成较宽厚、扎实的专业基础以及合理的知识和能力结构，同时认识和了解当代社会的重要课题，发展全面的人格素质与广阔的知识视野。通识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学有专长，术有专攻，而且在智力、身心和品格各方面能协调而全面地发展；不仅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独立思考以及善于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能够主动、有效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

通识教育更加注重学生人格的塑造，其次才是专业知识的培养、职业能力的训练。此外，通识教育中的“通”不是通才的“通”(即什么都知道)，而是贯通的“通”，即不同学科的知识能够相互通融，遇到问题能够从比较开阔的、跨学科的视角进行思考，收集资料，与人交流合作，达到不同文化和不同专业之间的沟通。

二、文化素质教育

人文素质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理性觉识、理论阐述和实践规范。它包括对人的立身处世的现实规范，也包括对人的精神和价值追求的理论升华。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角度来解读文化素质教育，其含义有二：一是“化育”，即不是从外在的角度以政治道德伦理规范去约束人，而是将理想转化为信念，将信念转化为情感，让情感最终支配人的行为；二是将客观知识转化为一种个人的情境化的知识。文化素质教育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产物。

1952年，我国进行了大学院系调整并效仿前苏联专才教育模式，本科教育曾一度以专才教育为主导，而以人文教育为核心、全人教育为宗旨的通识教育受到普遍忽视。这虽然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社会合理性，但却给整个高等教育甚至社会风气和时代价值取向带来了偏失和问题。部门办学，学科分隔，重理轻文，专业先行、技术至上，科学主义等现象和观点一度造成知识的盲点，认识上的误区，价值观的错位，甚至理想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