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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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错少年（delinquentjuvenile），指出现不同程度罪错行为，并需要矫正治疗的一类少年的统称。在美国联邦与各州的法律中，对“少年”的年龄界定各不相同，主流观点是将少年的年龄范围界定为10周岁以上，18周岁以下。[1]“罪错”行为大致可概括为两层含义：其一为“罪”，可理解为触犯刑法的行为，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情节较为严重；其二为“错”，可理解为触犯刑法但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或触犯其他法律的行为，以及尚未触犯法律的越轨行为等，社会危害性较低。2017年，美国少年法庭的数据显示，社区矫正是少年案件最主要的矫正方式，在所有少年案件中运用的比例达到63%，而这一比例自1997年开始就保持在60%以上。[2]显然，社区矫正已成为美国应对少年案件的最主要的矫正形式。除此之外，美国还有“非正式”的社区矫正体系，用以应对没有正式进入司法体系的罪错少年，给予他们适当的矫正措施。美国的罪错少年社区矫正建立在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基础上，以康复主义（RehabilitationIdeology）为主流理念，其中包含大量的康复（rehabilitation）与矫治（treatment）措施等。这些措施并不代表对罪错少年既往罪错行为的回应，因此不具有惩罚性，而是对罪错少年即时状态的回应，旨在改变罪错少年的不良心理与行为，并促进其个体发展与未来福祉，其内涵与中国社区矫正语境中的“教育矫正”非常类似。中美两国虽然制度、法律土壤不同，但却不约而同地将对罪错少年的社区教育矫正放在了极其关键的位置。相比之下，美国是社区矫正的发源地之一，自1825年美国贵格会在纽约市建立了第一个专门的少年矫正所—庇护所（HouseofRefuge）开始，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美国在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理论与实践上有很多“前车之鉴”；而中国社区矫正舶来于西方，针对罪错少年的社区教育矫正仍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2016年，我国广东省就报告了针对未成年犯的社区教育矫正方式过于简单，难以获得未成年人的认同，导致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再犯率高于总体再犯率。[3]基于这种现状，从矫正理念，实践特征与方法等各方面分析认识美国的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有助于我国在客观认识的基础上，批判性地吸收美国的经验，避免其教训，获得有益的启示。

一、美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法律制度基础与矫正理念

（一）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法律制度基础——少年司法制度。要理解美国的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就必须先理解美国的少年司法制度。1899年，美国伊利诺伊州通过了《无人照管、疏于管教及罪错少年的矫治与监管法案》（AnActfortheTreatmentandControlofDependent,NeglectedandDelinquentChildren），即广为人知的《少年法院法》。这标志着美国，也是世界上首次建立了独立的少年法院，意味着美国的少年司法体系首次与传统刑事司法体系实现分离。同时，这也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司法理念的分离。建立在“国家亲权”（ParensPatriae）基础上的美国少年司法体系，旨在维护少年的最大利益，把罪错少年从传统刑事司法体系的严刑中转移出来，在独立的保护与福利型的司法体系中，给予罪错少年个体化的矫治康复措施，促使他们复归社会。这与传统刑事司法中的惩罚、报应、维护社会正义等理念有根本区别，也是美国少年司法体系得以独立的前提与基础。[4]国家亲权理念，是美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得以建立的哲学基础。在英国的影响下，美国自殖民地时代就秉承国家亲权理念。这一理念的内涵主要包括三点：首先，国家是儿童最后的父母，对儿童负有责任；其次，国家亲权高于父母亲权，如果父母不能适当的履行其监护权时，国家有权剥夺父母的这种权利；最后，国家在履行亲权时，要以儿童为本，维护其最大利益。国家亲权的理念根本性地改变了国家与儿童的关系。在19世纪后，这一理念被少年司法领域广泛引用，奠定了美国福利型少年司法的基础。[5]美国少年司法体系保持着其独立性，在理念、程序与处置上，皆与成人刑事司法体系不尽相同，少年法庭甚至在用词的选择上也非常慎重，以避免对罪错少年的“标签化”。例如，用“罪错少年”（delinquent）的称谓代替“罪犯”（criminal），用“处置”（disposition）代替“量刑”（sentencing）等。（二）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理念——康复主义。在美国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背景下，康复主义的矫正理念在美国罪错少年的社区矫正中占据主流。康复主义矫正理念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主张对罪错少年施以康复和矫治的措施，而非惩罚，其最终目的是促使罪错少年重归社会。“医疗模式”是康复主义矫正理念的主要表现形式。康复主义的潜在假设是，罪错行为并不是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而是由各种内外因素所引起的，因而罪错行为就像“疾病”，而矫正就是“医生诊病”，是识别导致犯罪的风险因素并“对症”消除它们的过程。因此，美国罪错少年的矫正过程借鉴了许多医疗上的方法和词汇，如犯罪病理学（Pathology）、交叉感染（Infection）、诊断（diagnosis）和矫治等。[6]在医疗模式的指导下，美国非常注重对少年罪错的风险因素研究，识别了大量与少年罪错行为相关的风险因素。同时，为保证教育矫正的有效性，美国在社区矫正中广泛地运用个案调查评估等方法，以便如“诊病”一样确定罪错行为的“症结”所在，并聘请心理学、精神病学和社会工作等方面的专业人士参与矫正，为罪错少年设计个体化的专业矫治方案和项目。康复主义的矫正理念是美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实践基础，直接促使美国产生了大量针对风险因素的、专业化的社区教育矫正项目及其相关研究，促进了美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实践的个体化、科学化与专业化发展，也促进了个案社会调查、循证教育矫正、恢复性矫正等矫正模式与方法的兴起与运用。20世纪80年代，由于矫正效果不尽如人意，美国民众开始质疑康复主义矫正理念，并普遍地倾向于更加强硬、严厉的惩罚措施，有学者开始质疑美国对罪错少年的社区教育矫正理念，在“康复”与“惩罚”之间摇摆不定。[7]但康复主义矫正理念目前仍是美国少年司法矫正的主流，因为康复主义更加符合美国少年司法的根本价值取向与公众的期待。[8]

二、美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实践特征

美国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和康复主义的矫正理念，决定了美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体现出一些实践特征。（一）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对象与体系的连续性。美国少年司法体系具有独立性，学者们普遍认为其司法程序是民事的而非刑事的。[9]正因如此，比起严格的刑罚执行活动，美国的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更像某种“帮助”或“服务”。而突破了刑罚的框架后，美国的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具有更广泛的矫正对象与完整连续的体系。美国的社区教育矫正不仅针对违犯刑法的罪错少年，更针对普通违法少年和未触犯法律的越轨少年等群体。相关机构根据矫正对象罪错行为的严重与危害程度，给予不同强度与针对性的社区教育矫正。例如，未触犯法律的越轨少年可以自愿或通过父母、老师的转介进入社区教育矫正机构，如青少年服务局（YouthServiceAgency）或家庭服务局（familyServiceAgency），接受预防型的教育矫正。美国非常鼓励这一方式，这是有行为问题但未达到违法犯罪程度的青少年，以及有特殊需要的家庭获得帮助与服务的重要途径。而犯有轻罪或非暴力犯罪的少年，则可以通过转处制度（diversion）提前离开正式的少年司法程序，直接进入社区教育矫正机构进行矫正，以避免正式的司法程序所留下的记录和产生的不良“标签”，这是美国少年司法中的“非正式”社区教育矫正。美国许多州都设置了初犯项目（Firstoffenderprogram），初犯项目并不只针对“初犯”的少年，概括来讲是针对需监管少年、轻罪少年和非暴力犯罪少年的转处项目。初犯项目往往包括多种类型的教育矫正措施，包括对受害者赔偿、社区服务、职业训练、教育和咨询等。（二）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处置的灵活性。美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处置的灵活性有赖于美国少年司法体系的特点。相比于刑事司法的“量刑”，美国对少年案件的裁量是个体化的、模糊的和灵活的。“罪刑相适”原则能执行社会正义，却并不能反映少年独特的个体境况和需求，这不符合美国少年司法的目的。因此，美国的少年法官在案件裁量时，会依据个案情况，附加个体化的社区矫正“特殊条件”，为每个罪错少年“量身定制”最适合的社区教育矫正规划。美国的少年法官与社区矫正官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少年法官在进行少年案件的裁量时，个体化原则（Individualization）是最重要原则之一。例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法律规定，每个少年、每个家庭、每个受害者都是独特的，因此对少年案件的处置必须最适合于罪错少年的矫治、监管、康复和福利。[10]此外，罪错少年的社区矫正官在矫正过程中也有重要的话语权。少年法庭在判处罪错少年社区矫正时，经常附加“模糊”的条件，如“遵循社区矫正官的建议”等，这事实上给予了社区矫正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而社区矫正官也会依据他们所了解的罪错少年个案的具体情况，为他们安排适当的、个体化的社区教育矫正措施。这种灵活性使美国的社区教育矫正一方面能够最大化地满足罪错少年的个体需要，另一方面却也造成了美国社区矫正的混乱状态。美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中，少年法官、社区矫正官的司法权限重叠不清，造成了教育矫正的“碎片化”问题。[11]此外，由于美国的少年法官和社区矫正官掌握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对罪错少年的社区矫正过于依赖于少年法官和社区矫正官的个人判断。有研究指出，由于缺乏客观的社区矫正标准，美国的社区矫正存在非公正情况，有些社区矫正官甚至具有“种族主义”倾向，在对非洲裔美国少年进行矫正时，倾向于选择更严厉的惩罚性措施而非教育矫正。[12]（三）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非强制性。正因为美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服务”性质，因此，许多情况下社区教育矫正的参与是不具有强制性的。罪错少年的社区矫正官会以“建议”的形式向罪错少年及其家庭推荐某种适当的教育矫正课程或服务，罪错少年可以自愿参加，不具有强制性。有时，罪错少年可以通过自愿参与一些社区教育矫正课程等，争取少年法庭和少年社区矫正官的“从轻处置”。美国社区教育矫正的环境更加宽松，这不易引起矫正对象的逆反与对抗，使教育矫正更易于被矫正对象接受而发挥真实效果，但是罪错少年身心发展并不成熟，且大多是具有心理、行为问题的特殊群体，将社区教育矫正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矫正环境过于宽松，很可能造成社区教育矫正的实施困难与效果低下。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美国罪错少年的社区教育矫正是完全自愿的。美国的少年法官和少年社区矫正官具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如果他们认为必要，可以强制性地要求罪错少年，甚至包括其家长一同参加某种特定内容的教育矫正，如心理辅导和情绪控制课程等，如果罪错少年拒绝或未按要求参加，则可能要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但这种强制性的社区教育矫正又与美国社区教育矫正“服务”“康复”的初衷产生了矛盾。（四）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运行的市场化。美国的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是一种“服务”，遵循“市场化”的运行模式，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服务”是有偿的，矫正对象需要缴纳一定费用。以美国得克萨斯州为例，得克萨斯州的少年社区矫正部门将其下45%的教育矫正项目通过合同外包的方式，外包给专业的矫正服务机构负责，它们绝大部分是私立或半私立的机构。[13]美国的付费社区教育矫正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财政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使专业机构承担专业服务，提高了教育矫正的效果，但这种模式也广受诟病。目前，美国有21个州的少年社区矫正部门向罪错少年收取“监管费”（SupervisionFee），根据其社区矫正时间的不同，监管费从10美元到2000美元不等，平均每人每月的监管费为50美元左右，这些费用还不包括咨询、药物测试与治疗等专业化矫正所产生的更高额收费。[14]事实上，收取费用与少年社区矫正的初衷相悖。首先，卷入少年司法系统的少年往往来自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社区矫正的费用会给他们的家庭造成债务或沉重的压力。而一旦这些罪错少年不能按时缴纳费用，他们就可能被认为违犯了社区矫正条件，从而面临监禁或社区矫正的延期，这与促使他们顺利回归社会的目的相背离。其次，教育矫正费用所带来的压力，使罪错少年无法专注于行为的改变和自身的发展。而一旦他们对收费的公平性产生质疑，这种质疑很容易转变为对少年司法制度本身的质疑，这会极大影响罪错少年对社区教育矫正的服从性，也必然会影响教育矫正的效果。

三、美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实践方法

在美国康复主义矫正理念的指导下，美国罪错少年的社区教育矫正体现出个体化、专业化、发展性等潜在要求，这也直接促进了美国社区教育矫正中个案社会调查、循证教育矫正，以及恢复性矫正等方法的发展。（一）个案社会调查法在社区教育矫正中的运用。对每个卷入司法程序的罪错少年进行个案社会调查并出具相应的社会调查报告，是保证社区教育矫正个体化和针对性的前提和基础。在美国的少年司法中，对每个卷入少年司法程序的罪错少年进行个案社会调查，并出具社会调查报告（socialinvestigationreport）或社会研究（socialstudy），是每个少年案件必不可少的程序，也是社区矫正官制订个体化教育矫正计划最重要的依据。美国的社会调查报告，之所以也被称为“社会研究”，是因为社会调查报告中，不仅包含罪错少年个人、家庭及社会关系等客观背景信息，还包括在客观信息基础上对其进行的标准化评估结果，以及专业人士给出的教育矫正建议等。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少年法官委员会指出，在一份标准的社会调查报告中，至少应包括[15]：少年的罪错行为及严重性；少年在家庭、学校和社区的行为模式；少年目前身体、智力、情绪和社会化的发展程度，并且基于这些信息理解少年目前的行为和预测未来可能会出现的行为问题；少年家庭、学校和社区的态度，以及他们的态度会对罪错少年重新适应社会造成的影响；必要的心理学、精神病学和医学报告及评估；就业情况和就业机会；基于社会调查事实基础上的社区矫正官对其的评估结果，以及建议性的处置措施等。这些信息层层递进，较为全面地描述出罪错少年的背景、现状、需求，社区矫正官往往以此为基础和参考，开始专业化、个体化、有针对性的社区教育矫正。伴随着社区教育矫正的进程，社区矫正官会不断补充罪错少年社会调查报告中的内容，使其尽可能详尽和专业。社会调查报告就像罪错少年的“个人档案”一样，跟随他们历经整个少年司法的过程。而正是由于社会调查报告在美国社区教育矫正，乃至整个少年司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美国许多州法律规定必须要分配足够人力和专业资源，按时高质量地完成社会调查报告。例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就规定要优先划拨足够的人手和资源完成罪错少年的社会调查报告，如果少年个案被羁押，则限时10个工作日内完成社会调查报告，其他个案的社会调查报告完成时限则是3周。[16]（二）循证方法在社区教育矫正中的运用。1997年，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研究者谢尔曼（L.Sherman）和同事发表了长达600页的研究报告《预防犯罪：什么有效，什么没效，什么有前景》（PreventingCrime:WhatWorks,WhatDoesn’t,What’sPromising），分析了500多个犯罪预防研究，最终识别出了有效犯罪预防实践，被认为将循证方法应用于司法领域的先驱。谢尔曼认为，过去的矫正实践中所欠缺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运用研究评估的结果去指导矫正决策。[17]因此，循证矫正最根本的原则就是用研究得出的“最佳证据”指导决策，从而采用“最佳实践”。2002年，美国重新修订《少年司法与犯罪预防法》（JuvenileJusticeandDelinquencyPreventionAct），在其中加入了要求州政府优先给予循证教育矫正项目拨款资助的内容。而依据这一法案而建立的美国少年司法与犯罪预防办公室（OfficeofJuvenileJusticeandDelinquencyPrevention,OJJDP）隶属于美国联邦司法部，该部门通过研究、资助、宣传和政策建议等，支持和促进美国少年司法循证教育矫正实践的运行，成为美国罪错少年循证矫正实施的指导与核心部门。循证矫正首先要确保研究证据的有效性，因此，美国进行了大量含有随机对照试验的实证研究来评估社区教育矫正项目的有效性。并采取元分析（meta-analysis）和系统评价（systematicreview）等研究方法，提升研究证据效力，旨在评价教育矫正项目的真实效果。可以说，美国的社区教育矫正是以大量实证研究结论为基础的，这基本保证了美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效率和效果。（三）恢复性矫正法在社区教育矫正中的运用。美国少年司法及康复主义的矫正理念，由于过度关注罪错少年的最大利益，甚至有时忽视社会整体利益，一直备受诟病。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一部分学者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司法范式——平衡与恢复性司法（BalancedandRestorativeJustice）。为平衡罪错少年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平衡与恢复性司法要求少年司法要关注赔偿和修复被罪错行为损害的受害者、社区纽带，提高罪错少年的综合能力以减少罪错行为并保护公共安全。平衡与恢复性司法模式特别强调，对罪错少年的矫正应具有更长远的眼光，关注罪错少年的能力发展。[18]在平衡与恢复性司法范式指导下的教育矫正方法，被称作恢复性矫正。恢复性矫正法，立足于更长远的“能力发展观”。与传统矫正关注罪错少年的缺点与问题的视角不同，恢复性矫正认为首先要发现和识别少年本身、其家庭以及所处社区的优势和资源并加以运用。因此，相比于一些“污名化”的处罚措施，判处罪错少年对受害者和社区作出相应的补偿，如社区服务等，是更明智的，因为在矫正过程中，罪错少年更可能形成社会责任感，并真正地悔罪。恢复性矫正项目，如赔偿社会、修复与被害人关系等观点，非常符合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因此在美国有较为稳固的社区和民众基础，许多社区和受害人愿意参与到恢复性司法项目中去。必须看到的是，恢复性的社区教育矫正以罪错少年的能力发展为核心，注重社会纽带的修复，关注改变社会对罪错少年消极看法，帮助其回归社会，是一种根本性的教育矫正方法。

四、结语

美国针对罪错少年的社区教育矫正历史较长，经验丰富，但并不是其所有的经验都有可取之处。美国罪错少年的社区教育矫正，注重罪错少年群体的特殊性，在矫正理念与实践方法上都与成人刑事司法矫正进行了区分，建立了针对不同程度罪错少年的完整的、连续的社区教育矫正体系，注重个体化的社会调查，实证化的教育矫正评估研究与罪错少年的能力发展，其科学化、专业化、个体化、发展性的教育矫正方法，值得借鉴。但必须看到的是，美国社区教育矫正由于其法律上的模糊性，实施的非强制性与运行模式上的市场化等特征，导致有时过于宽松，或收费过高，以至于无法有效执行并产生良好效果。

作者:苏春景 赵茜 单位: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