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人文精神内涵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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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典大学人文教育阶段语文教学中的人文精神内涵

夏、商、西周时期的大学教育以“明人伦”为首要任务，通过习孝来培养道德，通过习射来增强军事实力，通过习礼来规范人的言行，通过习乐来陶冶性情。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官学的崩溃，私学的兴起，教育的明显变化是养士制度的建立，进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家、教育家的论述及实践充分体现了教学的人文属性。如孔子（前551—前479）首倡“有教无类”[1]，主张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君子”，并对“君子”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一方面，君子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坚强的道德信念，要谦虚谨慎、言行一致，如“君子怀德”“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君子学以致其道”“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2]。另一方面，君子要有明确的奋斗目标，治理政事的才能，并善于选任贤才，如孔子在回答子路怎样才能算是一个君子的时候，他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3]。为了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选择的教育内容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4]，并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来实施教育。孔子以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为目标，重视人伦道德，主张天人合一，提倡“里仁为美”“敬事而信”“为政以德”的教育思想，对我国人文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教育著作中也充分体现了教学的人文属性。《学记》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体系较为完整的教育专著，强调人的可塑性和教学的重要性，指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从教育目的出发，对学校教育制度、教学原则以及教学方法方面做了详细论述，尤其注重学业考察和道德养成。《大学》开篇就道出了其宗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使人怀“仁、义、礼、智”之德，抱“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达“止于至善”之境。大学之道是一种人文教育理念，以高扬人性、纯化人格为起点，以建立仁治国家和太平天下为归宿[5（]P.169）。大学所要培养的人是有道德意识的人，是有创新精神的人，是臻于完美境界的人，对后世具有大学性质的太学、学宫、书院、学堂、大学等影响深远，同时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古典人文教育集中体现为“化民成俗”，重视教育培养人的重要作用，倡导“教学为先”；教育对象是每一个求学之人“，自行束脩以上”即可从孔子那里得到教诲“，农与工肆之人”可被墨子培养为“兼士”“，人皆可以为圣贤”；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或“贤人”，强调以“仁、义、智、信”为核心的道德品质和以“礼”为核心的规范意识的培养；教育内容上以经典著作为主；教育方法上主张“因材施教”，依据不同人的实际情况给予教诲。在其导引下，语文教学中的人文精神集中体现为个人的德性和善，虽然在教学中对人的德行培养有着时代局限性，尤其是重视封建礼教和统治阶层的需要而忽视人的主体性，但这一时期的语文教学更多的是关注语文的人文性而非工具性，其教育目的、内容、方法对此后乃至当前的语文教学仍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二、近代大学人文教育阶段语文教学中的人文精神内涵

随着西学东渐的逐渐深化，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分科观念及分科体系传入中国，传统经术不足以经世致用，在“通经致用”“学以经世”的观念支配下，为了济世，必须寻求有用的“经世之学”，西方“富强之术”及这些方术背后的“格致之学”逐渐受到关注便是自然而然之事了。近代启蒙思想家龚自珍、魏源积极主张学术界、教育界应该注意研究社会的现实问题，大力提倡“经世致用”的新学风，要求人们从繁琐的考据学中解放出来，敢于自由思索，参与现实的政治斗争。资产阶级维新派憧憬平等与民主，以人民之幸福为指向，对清末教育产生了冲击。康有为认为发展教育是国家富强的根本途径，主张变科举、兴学校，培养变法维新人才，在《大同书》中提出了有关大学教育的主张，认为在大同世界中，没有国家和家庭，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人人有参政权，人人参加生产事业，全人类都能过自由、平等、和平、民主的幸福生活。梁启超从变法图强的目的出发，主张兴办政治学院，以培养通晓“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的“救国良才”。严复反对旧学，提倡西学，主张“教育强国，开启民智”，目的是发展工业，变法图强，造福人民[5（]P.205）。洋务派新办了语言学堂、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对西学的传播起到了启蒙作用。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指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他要求人们“知耻“”知惧“”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6（]P.215，P.216）其教育思想的中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在厘定学堂章程时规定：“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早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6（]PP.239-240）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们也对大学人文教育进行了论述。蔡元培在1912年1月就任教育总长时指出：“民国教育应以养成共和健全之人格为根本方针”，以多育和谐发展作为养成学生完全人格的具体途径，这深深影响了当时教育部的教育政策。同年10月颁布《大学令》，其中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他向学生提出三件事：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6（]P.256）。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从大学的性质和任务是研究高深学问出发，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基本办学方针，提倡教育独立、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统一；主张文理渗透；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蔡元培关于大学教育的主张和实践，不仅在当时促进了我国大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而且很多独到见解和宝贵经验在我国大学人文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一时期的人文教育内涵可集中概括为“中体西用”，旨在培养适合各阶段国情的人才，强调道德素养、科技知识和爱国情怀的培养，与国家前途命运相连的“民”的意识取代了与君王长治久安相系的“民”的意识，语文教学过程中凸显人的主体性，并将其与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与此同时，重视语文的工具性特征，使之成为贯通中西之纽带。此外，开始尝试按照西方分科立学原则设置课程，将中学的“经学”和西学课程结合起来，20世纪初的分科立学方案标志着近代中国开始探索创建近代西方式的学科门类及近代知识系统，语文逐渐走向学科化。

三、现代大学人文教育阶段语文教学中的人文精神内涵

经过长期发展，我国的学科分类及知识系统与西方模式相近，现代意义的大学人文教育开始了本土化历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对“大学人文教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深入，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有关大学人文教育的理论研究方面，在对西方相关著作进行翻译和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相关学术著作并发表学术论文，对于人文精神、人文教育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因研究视角不同侧重点有异。在有关大学人文教育的实践探索中，各大学以通识教育为目标，因校制宜，各有特点。在以“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为议题的第一届中国文化论坛上，学者们介绍了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的背景，对综合性大学、科技型大学、艺术院校、师范大学、新兴综合性大学、边远地区大学等的人文教育及其实践进行了热烈讨论，并邀请大学生畅谈对大学人文教育的体会[7（]P.4）。这一时期的人文教育内涵可概括为“转识成智”，它在中西人文传统中寻求本土化路径。当学科和科学逐渐发展成单独领域时，逐渐脱离了各自母体，学科制度的形成遮蔽了教育的人文情怀，科学的霸权更赋予了学科制度以改造教育的能力，致使教育与学科的地位发生了颠覆，人文与科学的地位发生了扭转。这种地位的转变带来了学科制度的规训，它对人产生了束缚，致使人文精神失落。科学以其特有的方式改变了教育的性质，降低了教育寻求一切结果的可能性，有利于制度化社会的更迭，但不利于人的发展，最终会造成人的异化。语文教学中也出现了严重的学科化倾向，学科化在促进语文工具性的同时束缚了其人文性，窄化了语文教学的人文精神内涵。我国人文教育在“化民成俗”“中体西用”到“转识成智”的发展过程中，努力展现了自身人文、教育的本真属性，也承受着制度化教育的发展以及科学力量的倾轧，在这一抗争和博弈过程中，随着西方学科分类的引入使文科和理科泾渭分明，语文不是渗透在学生整个求学历程之中，而是逐渐学科化，甚至变成个别专业的必修科目，语文教学中所内含的人文精神被消解。从当前时代特点及语文兼具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特征出发，语文教学中人文精神的发挥首先要重视对学生独立人格的培养，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真正领悟并实践“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践行语文的人文性；其次要使语文教学的目的由学科本位转向人本位，突破学科桎梏，在生活和实践中挖掘语文素材，关注学生的生命及其发展，重视对学生精神世界中潜藏的自由精神的挖掘，培育自由开放的追问风气，营造学术自由的环境；此外，要实现语文教学过程中师生心灵的碰撞，在生命与生命交流的过程中体悟语文教学的真谛。

作者：谭月娥工作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