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人文教育思想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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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们首先培养的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是钱伟长在办学实践中长期思考的问题。他说: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1］239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科技工作者，首先是一个爱国者，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修养、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有专业知识的人。［2］我们首先培养的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一个有道德、有修养、能负责的公民，其次才是一个专门家。［3］278钱伟长认为，教育的目的不单是培养专门人才，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重视和推行素质教育。为此，钱伟长从德、智、体、美等方面对素质教育的内涵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关于德育教育。钱伟长特别重视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和精神境界的提升。他说:“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在学生中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特别是加强道德教育，目前显得尤为紧迫。”［3］184对于教师在德育工作中的作用问题，钱伟长说:“德育工作应该由全体教师共同承担。为人师表，言传身教，教书育人，每位教师都责无旁贷。”［4］305“每一位教师都要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教书育人是教师的职责。”［5］针对学校重智育、轻德育的现象，钱伟长提出了批评，并对德育和智育的关系作了阐述。他说学校教育是两个方面的教育:第一，要转变你们的人生观，使你们生活有目的。第二，你们要获得建设国家的技术和知识。一个是给你们武器，一个是坚定你们的方向。［6］225所谓“给你们武器”，指的是智育教育，学生到学校学习是为了获取知识和技能。但仅仅学习知识又不够，学习还要有目的。所谓“坚定你们的方向”，谈的是德育教育，就是要加强学生价值观、人生观的培养。“我们的学生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3］129教师“应该给知识以生命，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让学生懂得做人的道理。”［7］1关于体育教育。钱伟长素来重视体育教育。在他看来，体育教育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体育是意志的锻炼，是培养人战胜自我的重要手段。其次，体育可以培养人的团队精神，培养团队协作的能力。钱伟长称自己一生都在拼搏，在奋斗，这种拼搏、奋斗的精神正是来自体育训练的启示。关于美育教育。钱伟长认为艺术是人不可或缺的素养，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就必需要重视艺术、审美素养的培养。在他倡导下，1999年，上海大学成立了实施艺术素质教育的专门机构———艺术中心，学校每年投入大量资金，加强学生艺术中心的建设，还邀请艺术家，如剧作家黄佐临、音乐家贺绿汀、书法家钱君匋、国画家王个簃、影视艺术家谢晋、钢琴家刘诗昆等人到学校指导，从多方面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艺术审美素养。

二、“爱国主义教育是一切教育工作的前提”

钱伟长把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视为教育的首要目标。在他看来，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必须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培养国人爱国家、爱民族的情感。他指出:爱国主义教育是一切教育工作的前提，贯彻爱国教育是目前教学工作的中心任务。我们绝对不能把爱国主义教育和某一专门的业务教学分开来看，把它单纯地看作只是现阶段的一个政治任务。［8］显然，钱伟长把能否培养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人才看作教育成败的标志。对于如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钱伟长提出了如下几点建议。其一，从中国历史中发掘爱国主义思想资源。“历史和地理课程，不能仅仅作为一门传授知识的课程，而忽视这些课程在国民教育中所具有的基础性和重要性意义。应该通过中国历史和地理教育，使爱国主义精神深入青年学生的思想之中，并成为指导他们行为的内在力量。”［3］185钱伟长十分欣赏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句名言，1987年，他在上海工业大学教学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的先哲对我们的教育是很多的，譬如像范仲淹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就是很精彩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为天下着想，这个天下现在就是中华民族。”［6］105其二，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爱国主义教育的知识资源。钱伟长在《中国古代的科学创造》等文章中指出:“我们祖国有着丰富的历史遗产，有着光辉无比的科学创造”，尤其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对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足以证明历史上中国的光辉伟大”，足以证明“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钱伟长主政上海大学时，十分重视中国文化史课程的建设。中国文化史不仅是文学院学生必修的基础课程，也是全校文科学生的必修课程，而且还向理工科的学生开放选修。2003年春，91岁高龄的钱伟长邀集中文系教师，商谈编撰《中国文化读本》一事，并委托治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董乃斌教授主持编写。书成付梓之际，钱伟长又欣然作序。他在序中说:“历代先人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及道德伦理、育人修身、处世智慧诸方面的种种创造，不仅光耀史册，而且沾溉万世;不仅有助于塑造崇高纯洁之人格，而且确能转化为现代化建设之推动力。对于这份丰厚遗产，我们应当妥善继承，发扬光大，绝不可轻视冷落，而贻无知不肖之讥。我上海大学师生，文科者自需负起加强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之责，即使理工科师生，也应以一定时间涵泳学习，俾能提高文化素质，养成品位高尚、发展全面之社会栋梁。”［9］其三，教材的编写应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他以物理教学为例，将物理教学如何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作了具体的说明。有人认为物理学是纯科学，与爱国主义教育搭不上边。钱伟长对这种看法深不以为然，认为物理教学与其他学科的教学一样，是可以有爱国主义内容的。中国古代在物理学上有许多发明和发现，例如在力学方面，《墨子•经说》中关于权衡的学说，便是杠杆原理的说明。中国人很早就发明了桔槔，这是杠杆原理的具体应用。从汉代起，我们祖先便已知道利用反作用力作滑翔飞行的试验，到北宋初年更作了喷射推进的设计，《武经总要》记载有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冯义升、岳义方作的火箭法。在电磁学方面，我们的祖先早在战国时便已发现磁石和它的吸铁性，并已经懂得利用磁石指南，发明了“司南”。钱伟长呼吁，中国物理学界在编写教材时，应注意发掘中国古代物理学的发明和发现，使物理教学与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以增强青年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三、提倡通识教育，培养通才

(一)“不能只注意专才的培养”

1952年，我国高校实行院系调整，是按照苏联培养“专才”的模式进行的，专业设置过窄、过细，也带来了种种问题。1957年，钱伟长发表《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对当时工业大学“专业分得过细过专”提出批评，并明确提出“大学的专业不要分得过细”的主张。1980年代初期，我国的高等教育仍然延续50年代的那套做法。1984年10月，钱伟长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目前我们的高等教育是专业教育，而专业教育不适应新的社会，很多新的东西不属于哪一个专业，常常是两个专业或几个专业合在一起产生的。而这些新东西往往是关键性的。专业教育不能满足这个要求。”［10］他举例子说，学轧钢的不懂炼钢，学栽桑的不懂养蚕，教理论力学的不懂材料力学，教材料力学的不懂理论力学，这样的局面应尽快地改变。钱伟长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后，就提出“拆四堵墙”，其中一堵墙就是“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

(二)理工科学生必须懂人文科学

长期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是理、工、文分家，各自发展，重理轻文的现象突出，学生知识结构不完善，人文素质普遍偏低。由于缺乏人文知识的修养，洛阳的建筑工程师在施工中炸毁古墓;泰山的地质工程师为采集标本，竟把“经石峪石刻”这样的稀世珍宝毁坏。钱伟长在痛心之余，大声疾呼:“长期以来，理工分家，文科和理工农各科分家的现象，业已明显地影响建设四化人才的培养质量，现在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4］90钱伟长曾就大学生文化素养问题对《文汇报》记者说:“理工科学生也必须懂人文科学，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学艺术方面的素养。”他在上海工业大学学生政工干部的一次会议上也讲道:“我们是一个工程学院，从某种意义上看，工程学院出去是当工程师的，专门搞技术的。我认为他首先是社会的人，要适应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懂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还有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学、美术，要有一定的素养。”［6］67上海大学的课程设置也体现了钱伟长学科交叉、文理渗透的办学思想。在自强学院(现更名为“钱伟长学院”)的课程设置中，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史、社会学概论等人文基础课程是必修课，而文学院的学生也必须学习高等数学。在文理渗透想想的指导下，学校建设了一系列有利于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公共课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培养口径宽、基础厚的综合型人才

早在1950年代，钱伟长就认为，过分注重专业教育，忽视了基础知识训练，不利于人才的全面发展。进入1980年代以后，钱伟长对专业教育的弊端有了更深的认识，对这种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更多的批评:“现在大学里有两个大缺点，一是太死，二是太专。你们的基础应该宽，基础宽才爬得高，这如同盖房子一样，基础是很重要的。光靠专业是站不住的。”［1］33为了培养口径宽、基础厚的创新型人才，钱伟长在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期间，推行前两年不分专业，完全学习基础课，第三年才分专业。1986年，上海工业大学率先试点了“学分制”，1993年，开始推行全面学分制，同时又是全国最早实行选课制的学校。钱伟长大力推行这两项制度的目的，就是帮助学生打好基础，拓宽他们的知识面，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1994年，新上海大学组建后，钱伟长培养口径宽、基础厚的通才教育思想得到了全面的推行和实践。各学院按宽口径招生，学生入学时不分专业，两年后选择专业，进入各系学习。以文学院为例，学院为一年级学生设置跨专业的课程平台，要求学生不论今后进哪个专业，一年级都要修读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和中国文化等学科的平台课程。同时，钱伟长先前倡导的学分制、选课制也得到了全面落实。［11］

(四)提倡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

民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深受西方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科学教育大行其道，有以科学教育取代人文教育的倾向。实际上，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非对立之两极，它们可以相容互补，因为“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人文中有科学的基础与珍璞;同样，没有人文的科学，也是残缺的科学，科学中有人文的精神和内涵”。［12］钱伟长是自然科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有强烈人文关怀的教育家，他重视科学教育，又不忽视人文教育，力倡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1994年5月，新上海大学成立，钱伟长担任校长。新上海大学组建之时，是一所以理工科见长、人文学科相对较弱的学校。钱伟长上任伊始，大力加强人文学科建设，他经常约文、史、哲等基础学科的教师座谈，畅谈自己对人文教育的认识，并用自己的学习体会启发和引导教师上好人文课。他说:“大学的人文教育应该重视文学教育。通过文学教育引导学生接近人文理想。好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充满了真善美的激情、美好的人性光辉。我相信，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会使学生获得心灵的丰富，懂得人世间美好事物的价值，使自己的精神、道德趋于完善和美好，实现人文精神的传承。”［7］1

四、钱伟长人文教育思想的渊源

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总是有原因的，钱伟长的人文教育思想也不例外。我国悠久的人文教育传统为他这一思想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他本人生活的家庭环境、学习环境与工作环境也深刻影响了他人文教育思想的形成。首先，家庭教育为钱伟长人文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钱伟长1912年10月9日出生在江苏无锡县七房桥村。七房桥钱家素以诗书传家，恪守“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的祖训，对族中子孙的教育非常重视。早在乾隆三十年(1765)，钱家就置义庄，创书塾，兴义学，开展家族教育，鼓励族人读书习业。［13］到钱邵霖时已建有怀海、清芬、宏远三所义庄，兴学育才，救济孤贫。钱伟长的祖父钱承沛是清末秀才，由于体弱多病，三次乡试不中，遂在七房桥开馆授徒，成为一名私塾教师。父亲钱挚从常州府中学堂毕业后就回到家乡，在怀海等三所义庄的支持下，创办又新小学，任校长，致力族中和家乡教育。［14］四叔钱穆自18岁起便在无锡乡间任教，在苏南的无锡、苏州做过18年的中小学教师，一生没有上过大学，靠自学苦读成为国学大师。①六叔钱艺、八叔钱文后来也成为当地颇有名气的知识分子。在父辈的影响下，钱伟长深受传统文化的滋润与熏陶。幼年时期的家庭教育，对钱伟长日后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在钱伟长成长过程中，四叔钱穆对他的影响尤大。1919年秋，钱穆任后宅小学校长，把年仅7岁的钱伟长带到学校住读。钱穆在后宅小学教书两年，一边教书，一边苦读，在他读书时，总有钱伟长在一旁陪读。钱伟长晚年回忆这段读书生活时说:“陪四叔读书几年，使我养成爱好读书的习惯，‘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养成良好的习惯于童蒙，终生受用。四叔除读书外，便是练字，纸张贵，就在旧报纸上练字，字越写越好。我也跟着练字，画图画。我对文史方面的兴趣，得益于四叔的熏陶和影响。”［15］4101928年，钱伟长考入钱穆任教的苏州中学，他仍像当年在后宅小学一样随四叔从旁伴读，经、史、子、集，多有涉猎。在钱穆的培养下，钱伟长的文史成绩在全班一直名列前茅。高三时，写出了第一篇历史论文《春秋日蚀考》，还获得了江苏省教育厅的奖励。钱伟长在一篇回忆四叔的文章中深情地写道:“我到苏州中学读书，学费杂费、生活开支全由四叔负担。他在苏州任教时，朝迎启明、夜伴繁星的苦读，经、史、子、集，无不精读，时而吟咏，时而沉思，时而豁然开朗。我看他读书的滋味，简直胜过任何美餐。与当年一样，我仍从旁伴读。有时还听四叔讲文学，从《诗经》、《史记》、六朝文赋讲到唐诗宋词，从元曲讲到桐城派、晚清小学，脉络清楚，人物故事有情有节，有典故，有比喻，妙语连珠，扣人心弦。就这样，我和他朝夕相处，耳濡目染，学到了不少东西。记得我考清华大学时，考卷中有一道题，问二十四史的作者、注者和卷数，许多考生觉得很出人意外，被考住了，而我却作了完满的回答，得了满分。这些都是从四叔平时闲谈中获得的知识。”［16］411-412其次，老师的言传身教也丰富了钱伟长人文教育思想的内容。在苏州中学期间，钱伟长受到一批名师的指导，除了他的四叔钱穆外，还有西洋史教师杨人缏、中国史教师吕叔湘、地理教师陆侃舆、音乐教师杨荫浏、英文教师沈同洽等。考入清华大学之后，钱伟长更是遇到不少名师，如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物理系主任吴有训、体育教授马约翰，还有校长梅贻琦。在钱伟长眼中，叶企孙教授“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有功于国家的爱国者”。［3］199而体育教师马约翰对钱伟长的影响，与他日后重视体育教育又有莫大的关系。马约翰是清华大学的体育教授，也是清华大学体育教育的开拓者。当时钱伟长的身体不好，马约翰教授教导他:“要重视锻炼，不要退缩，退缩救不了国，没有健康的体格，科学也是学不好的。”［1］45在马约翰教授的带领下，钱伟长加强体育锻炼，还成为清华越野队的一员。在一篇回忆老师的文章中，钱伟长深情地说道:“我拼搏了一辈子。拼搏精神的养成要归功于我的清华老师马约翰，是他把我培养成有拼搏精神的人。”［16］471清华校长梅贻琦的通识教育思想，对钱伟长的影响尤大。梅贻琦是现代著名教育家，自1931年起，即钱伟长进入清华大学读书之时，担任该校校长达17年之久。针对当时大学教育过分注重专门化之弊，梅贻琦提出了通识教育主张。他说，大学教育，通专固应兼顾，但“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应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17］105梅贻琦主政清华期间，大力推行通识教育，规定所有学生必须选修一定数量的人文课程，把体育课定为必修课，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深深影响了钱伟长。钱伟长在担任上海工业大学、上海大学校长期间，大力推行通识教育，强调为学应先学做人，主张通专结合、文理渗透，这无疑是受了梅贻琦通识教育理念的影响。另外，梅贻琦的“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名言，也深深影响了钱伟长。后来钱伟长明确指出:“师资队伍的建设，是办好大学的关键。”［17］278最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对钱伟长的影响。中国古代教育重视人文，儒家强调德性教育，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的完善，《大学》开篇即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可以说，中国传统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受教者学会做人，教育的基本精神主要表现为从理想上创造人、完成人，要使人生符合于理想，有意义，有价值。中国有重视美育教育的传统，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所谓“游于艺”，就是生活要丰富多彩，应追求艺术化的人生。

五、结语

钱伟长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他将教育思想付之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发展他的教育思想。他十分重视人文教育，是一位具有深厚文史素养、有深切人文关怀的教育家。在教育价值观上，他主张做学问，先要学会做人，把培养完整的人格放在首位。在知识结构上，提倡通专结合、文理渗透，注重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当今教育实践中重知识、轻素养的现象十分突出，道德素质滑坡、人文素养降低已是不争的事实。钱伟长的人文教育思想，对克服现今教育中存在的弊端有指导意义;对于当下的教育改革，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陈勇颜克成工作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