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儿童城市融入困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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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通过对三所普通小学、一所农民工子弟小学筛选出的30位前农村流动儿童开展质性研究。发现家庭成员结构、与父母分离时间、父母职业的稳定度与学习成绩存在一定的联系。前农村留守儿童在城市存在亲情、学业、文化以及空间融入的困境。与父母关系的亲密度、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文化程度、父母对城市适应程度所代表的家庭关注因素，所处学校的类型、所处社区的类型所代表的环境关注因素，与老师、同学、邻居的关系所代表的人际关注因素均会对前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感产生影响。因此，强调无差别的待遇、有差别的服务，把握住问题核心，从生活习性入手来关注前农村留守儿童，营造和谐宽容的氛围帮助他们调整自己，适应并融入城市，成为城市中的一员。

关键词：不安全感；融入；困境；前农村留守儿童

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以及农民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去留成为关系城乡统筹发展、城镇化水平提升的重大问题。在党的报告中指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构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必须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18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今年要推动1300万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以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于原有的乡村家庭结构带来一定的变化，核心家庭与主干家庭成员的分离产生了农村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的群体。为了真正实现户籍人口市民化这一目标，多数城市放开户籍限制，通过房屋“租购同权”等配套政策，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帮助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留在城市。前农村留守儿童既不同于留守儿童，也不同于农村流动儿童，他们在城市留下后是否能够真正融入，留守农村的经历是否会引致进融入困难，可以从哪些途径帮助他们走出城市融入的困境是本研究尝试解决的问题。

一、研究综述

对于农村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的研究国外起步比国内早，在2005年左右达到峰值。而国内研究从2005年开始，直至2016年都呈现上升态势。2006年前对流动儿童的研究是将其作为单一对象，进行孤立的研究。2006年后，开始将城市儿童、农村儿童作为参照群体进行对比研究，得出流动儿童城市适应性差于城市儿童的结论。流动儿童相较农村儿童适应性的研究到目前仍未有较为一致的结论。流动儿童内是否有区分，区分何在（曾首锤等，2016），［1］也同样没有一致的结论。生活经历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留守处境容易导致儿童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范方等，2015）［2］。即使进入城市，流动儿童群体城市适应状况也较差（蔺秀云等，2009）［3］，他们是城市的边缘人，未完全融入城市生活中来，处于一种“局部适应”状态（袁晓娇等，2009；刘杨等，2008）［4-5］。在早期对留守儿童心理问题产生原因的探析中，人们普遍认为在不利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儿童的身心发展普遍容易出现问题（陈新，2010）［6］。然而在廖传景等（2014）的研究却发现，贫困留守儿童在心理韧性的中介下，心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非贫困留守儿童［7］，可见，并非所有的不良处境都会对儿童的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亲子关系可能会导致留守儿童心理和行为问题，由于长期亲子分离，留守儿童无法得到父母亲持续而稳定的教养与关爱，缺乏安全感（吴霓；等，2014）［6，8］。而安全感的拥有是个体心理健康的前提和基础［6］。这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使留守儿童认知、情绪和社交问题等有持续提高的风险（PeterMichaelBlau,1990）［9］，依恋行为发展受到干扰，致使他们对世界的信任感降低，对人际交往及社会的态度趋于消极（赵景欣等，2010）［10］，更容易出现攻击行为，陷入人格发展的困境（胡昆等，2010）［11］。在对策研究中，多数的观点都集中在户籍的给予，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公共服务的平等供给。廖传景等（2014）认为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挫折教育、强化和改进家庭教育有助于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12］。但是，前留守儿童与随父母进入城市的流动儿童相比是否存在融入困境，曾经的留守经历是否会对其城市融入带来影响等问题目前并未得到充分研究。

二、前留守儿童环境适应的情况

环境情况探索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分别选取了合肥三所有借读学生的小学、亳州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在校的成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与外围环境的适应情况（潘璐等，2014）［13］。对环境适应良好并不一定引致成绩好，但是对环境适应不好而成绩好的可能性较小。基于这一判断，有重点地将户籍在农村的借读学生与现在户籍在城市的原农村户籍学生的成绩提取出来。对成绩较为特殊的学生（成绩在班级排名前十与成绩在班级排名倒数十名的学生）单独提出，从中筛选出重点观察对象共30名学生，其中，合肥小校学生24名，亳州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6名。第二阶段是与重点观察对象班级的教师、同学、家长和邻居开展深度访谈。结合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研究所获取的信息，对30名学生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基于成绩筛选与深度访谈所获取的信息构成对30名学生描述性统计，旨在探究学生成绩与性别、家庭结构、和家人分离时间、到城市的时间、父母职业，原户籍地以及住房情况之间的关系。对家庭结构的描述旨在通过学生在家庭中的排行状况，了解父母可能花在学生身上的时间。对于家人分离时间的描述，旨在了解学生与父母之间的熟悉与亲密程度。对到城市的时间的描述，旨在了解对城市的熟悉与适应的程度及融入城市的能力。对父母职业的描述，旨在了解家庭经济状况及父母在工余将时间用在孩子身上的可能。对原户籍地的描述，旨在了解原所在地的生活习性与现所在地的生活习性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住房状况的描述旨在了解学生在城市的生活、学习空间状况。可以看出，30名学生中，女生有8名学生，其中成绩在班级前十名的有3名学生，排名班级后十名的有5名学生。22名男生中，排名班级前十名的有6名，排名班级后十名有16名，并无直接证据证明成绩状况与性别之间的关系。家庭中独生子女的家庭5个，均为男生，排名班级前十的占40%，排名班级后十的占60%。在其他25个多子女家庭中，8名学生排行第一，其中5名成绩排名前十，占63%，其他占37%。无论是多子女家庭还是独生子女家庭，成绩排名前十的10个学生中，在家庭中排行第一的孩子占70%，有较高的比例。可知学生的成绩状况与家庭人员的结构状况有一定的关联度。从未与父母分离的学生有4人，在成绩排名上，3名排名班级前十，1名排名班级后十，统计结果似乎并不能证明非留守儿童的成绩较其他前留守儿童更好。但是，与父母长期分离的学生中，成绩排名后十的学生有26名，占87%。可知留守经历会在一定程度影响学生成绩。从事职业的类型、与原有生活空间的距离、到城市时间长短与学生的成绩排名并无直接必然联系，住房情况对学生成绩影响并不太大。但是，父母职业相对稳定的学生成绩较为理想。从上述分析可知，留守经历、家庭成员结构、与父母分离时间、父母职业的稳定程度会影响流动儿童尤其是前留守儿童的成绩。

三、前留守儿童融入困境类型

结束留守，走进城市并不意味着从此成为城市的一员，还有一个从身到心的融入过程，留守经历带给前留守儿童的不安全、不信任、提防甚至抗拒的心理与进入城市后渴望被接纳、被认同的心理交织在一起的矛盾心态，使他们融入城市变得更为困难。通过深度访谈可以发现，前农村留守儿童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城市融入困境。（一）亲情融入困境。父母一方甚至双方“缺席”，孩子与父母缺乏正常的情感交流和亲子互动，长此以往，将会使父母与子女产生心理上的隔阂，儿童丧失基本的心理归属和心理依恋（范先佐等，2015）［14］。在访谈中发现，前农村留守儿童的留守经历，即使进入了城市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但是，由于过去与父母的分离，他们在重新见到父母时，除了兴奋、欢喜和依恋以外对父母还有陌生感和忐忑不安的情绪，被访学生B7在访谈中说“刚到工地上的时候，看到爸爸在工地脚手架上工作，妈妈在工地做饭的样子跟原来在家里面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他们和工地上的其他人说话的样子也跟在家里面不一样，除了吃饭，我就待在工棚，不敢去找他们，害怕影响他们，害怕老板不高兴。”甚至有的对父母还有畏惧情绪，被访学生A5在访谈中说“爸爸妈妈上的班都不能请假，请了假就要扣钱。除了第一天去学校报道的时候，爸爸送我去了学校以外，每天上学、放学都是我自己走的。明明爸爸带我去的时候没有用多少时间，但是我走得再快都要花半个多小时，我也不敢跟爸爸妈妈说，怕他们嫌我烦，又把我送回去跟爷爷奶奶在一起，我都走了快半个学期，才知道自己走了弯路。”（二）学业融入困境。在研究中发现，成绩不理想的同学学业困难的原因并非教师歧视或同学排斥，而是在学业上存在融入的困难。在研究中涉及的30名访谈学生，有5名学生是小学期间从农村转学到城市，其他都是在城市入学就读小学。转学的5名同学学习成绩都在后十名，在他们的访谈中，他们提到使用教材不一样，老师上课说的话有的听不懂，老师和同学之间原来就有的默契他们不知道，有一名学生在访谈中说“开学好长一段时间，我老是被老师批评，说我不交作业，其实我根本就看不懂老师写在黑板上的作业是什么意思。背精9、做天13，我哪知道是什么意思呢，都好久了，才敢问同学，才知道是要背经典诵读，要做天天练”。其他在城市开始读小学的，也会因为在原来的地方没有读幼儿园或幼儿园学的东西跟现在小学的东西对接不上而跟不上学校的进度。“我们原来都没有学过拼音和英语的，在学校如果的学习成绩不好，人家肯定不愿意和你玩的，所以我也挺自卑的，不敢举手回答问题，不敢提问，怕人家笑话我。”（三）文化融入困境。城乡之间以及不同的区域会存在文化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体现为不同的语境下的自如状况，也可能体现为生活方式的不同。熟悉的语言会很快拉近来自同一地域的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但是，熟悉的语言也可能带来的是固守原有圈子导致不被新的环境所接纳的困境，这种困境的产生既有被动也有主动成分存在。在访谈中，曾问及“你和父母在家说的是老家的话还是普通话”几乎所有的学生的回答都是老家的话。有的父母在工作时讲的是普通话，有的父母在工地上，因为工友来自同一个地方，所以讲的都是家乡的话。受访的学生在学校多数讲的是普通话。有的学生会讲家乡话，“普通话讲不好我的意思”，在他们看来，老家的话能够更流畅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对于他们的同学而言却很难理解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沟通存在障碍。从农村到城市，生活的秩序与规则的变化，对原有生活空间中的通用生存逻辑产生了巨大冲击，使他们在城市无所适从。“原来在老家的时候，我们想到谁家去玩，抬脚就去了，就在别人家吃个饭、睡个觉也没啥事。城里面不一样，老师让我们跟同桌交朋友，我就想到同桌家里去玩，跟他说了好几次，他都说他还没跟他妈说，这有什么说的啊，我又不会拿他家的东西，我觉得他们肯定是瞧不起我，觉得我是农村来的。”由于这些学生缺乏与城市居民的有效互动，在农村实用的可以强化个体间关系纽带的文化策略，现在无法在城市环境中得到施展，这种格格不入的状态反过来强化了他们与城市居民的隔膜感。（四）空间融入困境。不同于原来在农村的生活环境，城市对于个人言行的约束体现在一些细小的规则上，如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不讲脏话，甚至在农村非常正常的小菜园，在城市中基于公共场地公共享有的原则，也不能被私人占用。这些规则的存在对于他们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并且当自己的行为被他人所制止时，会条件反射地归因在彼此不同的身份上，从而将固守某些行为视为对自身尊严的捍卫。或者在自己难以遵循某些规则时，在行为上会表现出退让、逃避。受访学生C3在访谈中说“我不喜欢我住的地方，他们都看不起人，我奶奶在我家正对面的地里种了小白菜，结果被物业的人全都铲掉了，说是要文明城市大检查，旁边那家种在草地上的花，他们就不铲，还是因为我们是农村来的呗”。受访学生C8在访谈中说“我们的小区有一个儿童阅读中心，每个星期都有老师来带着大家一起读书，刚开始我去，后来我就不愿意去了，我觉得老师不喜欢我，他老是要讲我，说我随地吐痰，其实我就是吐了一口口水，又不是痰。还说我乱扔垃圾，房间里面有没有垃圾桶，要跑到外面去才行，我坐的位置靠墙，在房间里面出不去，我不丢地上丢什么地方呢？”受访学生D5在访谈中说，“我妈租房的小区里面有一个秋千，我挺喜欢的。原来有一个小孩经常和我一起玩，后来他爷爷说我说脏话，不让他和我玩了。没有人和我抢正好，现在每个星期天，晚上没人的时候我都要去荡好久。”当城市被前留守儿童物化为公共基础设施，不知晓或无法遵循公共设施使用时的基本公共规则，会使他们感觉自己被排斥在城市之外。

四、融入困境的影响因素

从前期研究中可以发现，研究对象尤其是与父母曾经分离的26名前留守儿童表现出的融入困境会较其他4名没有与父母分离过的农村流动儿童都大。因此，对26名前留守儿童的访谈信息进行归纳，提取共同的维度。再对于4名与父母没有过分离的农村流动儿童的信息进行归纳，提取共同类属。发现家庭因素、环境因素、人际因素在影响因素中都是农村流动儿童共同的类属，但是在继续提取核心类属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因受到的关注与关心不够导致缺乏安全感是前农村留守儿童城市融入困难的根源，这一根源与前期留守儿童与父母分离的经历有直接关联。因此，本部分内容主要分析家庭、环境以及人际三个因素在关注度与关心度上影响前留守儿童的安全感的作用机制。（一）家庭因素。家庭是个体安全感的最初来源，由于留守儿童与父母的长期分离，能够获取的来自父母关注与关心所带来的安全感有限。偶尔父母回家探望，囿于时间限制，仅仅只来得及照料孩子的物质需要，而对子女精神上的需求顾及较少。长时间缺乏稳定与持续的父母的关爱与照顾，会使他们在和父母接触时产生退缩。即使进入城市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以后，不安全感仍然会存在，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与父母关系的亲密度在与独生子女或排行第一的非独生子女访谈中可以发现，不管他们是被父母期待，性别是否符合父母的心意，都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没有其他人来分散父母的注意力。同时，由于父母还比较年轻，有精力在劳动之余花工夫来陪伴孩子，所以，即使后来与父母分离，即使后来也有其他的子女出生，但是父母在初期对第一个孩子的关注与关心仍会使孩子笃定地认为父母对自己的独特关注，重逢之后，这种信任会使他们产生稳定的安全感。2.家庭经济状况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父母可以不用整天忙于生计，而能够抽出一定的时间陪伴孩子，使其在新的城市环境中拥有足够的安全感，迅速适应环境。被访学生B2家境较好，父母在上海打工挣钱后，在合肥开了一家复印店，买房子以后，户口随着母亲迁到合肥。每个周末，父母都会带孩子到附近公园游玩，偶尔还会带着孩子到饭店吃饭，被访学生B2认为自己就是城里人。3.父母文化程度父母的文化程度，会影响其职业类型，进而影响他们可以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同时，父母接受教育的程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对孩子的精神层面需求的关注。受访学生A3和A4的母亲都在家做专职家庭主妇。但A3的母亲小学没有毕业，天天下午都会到小区打麻将，很多时候都不做晚饭，拿钱给孩子让他自己到周围小店吃东西。而A4的母亲初中毕业，每天会接送孩子，买菜做饭，有时会在家接一些代织毛衣的活打发时间，与班级其他同学的家长关系和谐，有的家长来不及接孩子的，她会主动帮忙，A4在班级人缘很好。4.父母对城市的适应程度如果父母对城市是熟悉的和适应的，那么表现出来的待人接物以及对待突发事件的态度会不一样。适应得越好就越能够自如地扎根城市，在与孩子相处时的言谈举止自然就会给孩子带来安心而不是恐慌和不知所措。在访谈中受访者B7在谈及父母工地有人受了重伤，老板在交了一次费用之后就找不到了，因此他的父母和同乡们准备去上访，一家人在工地宿舍里一晚上都没睡着觉，他说他现在想着都还害怕，如果不能住在工地宿舍了，今后他上学该怎么办。相对于城市的繁复的规则来说，进城的农民工是弱势的，他们不知道该找谁，不知道该怎么做，在没有适应城市的游戏规则前，他们采用的弱者的反抗手段带给孩子的是对城市的不安和恐惧。（二）环境因素。前农村留守儿童在进入城市后，外在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可以接触到的人群，此环境中的人群的态度会影响他们融入城市的速度。1.所处学校的类型合肥三所学校与阜阳农民工子弟小学的学生城市融入有着较大的差异。原来的留守经历，使得前留守儿童的防御心较强，寻找同类成为他们的行为本能。因此在访谈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阜阳农民工子弟小学的学生因为学生的同质性，能够找到共同语言。同时，由于多数寄宿在学校，他们并不需要和外界有太多的接触，这些熟悉的人和环境给他们带来安全感，使得他们不愿意向外拓展自己的空间。因此对于阜阳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来说，不存在城市融入的问题，他们虽然身处城市，但是他们的生活环境与原来的农村生活环境并没有太大差异。而合肥三所学校中的前留守儿童由于与城市中的学生混杂相处，因此在学习习惯、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上都会不由自主地受到影响，从而在潜移默化中放下心防，不自觉地慢慢融入城市。2.所处社区的状态在研究中可以发现，住在工地的学生，由于身边人群都与自己一样来自农村，所以城市融入的意识较弱。同样是在小区居住，租住房与自购房就不太一样，租住房的家庭没有社区的归属感，觉得自己就是游离于社区的一个过客，社区的事务不关心，社区的活动基本不参与。在访谈中到“小区有没有业主委员会”“小区有没有衣物回收箱”等问题的时候，自购房的学生能够准确地回答出来，而租房的学生则回答相对含糊。但是不管是租住房还是自己购房的家庭，在问及“过年如果有条件接父母来城市过年，你是愿意在城市，还是愿意回农村”时，非常有意思的是，不管现在是否父母已经跟自己生活在城市，几乎所有人回答的都是“回家”。可见，不单是学生，连他们的父母都没有真正将现在自己所在的社区、所在的城市当作自己的家，在城市和社区中没有归属感。（三）人际因素。农村空间的人际网络主要以“熟人”为主（费孝通，1998）［4］，由于生活空间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前留守儿童所面临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位移，还面临原来人际关系的消失和新的人际关系的建立。这种单方面建立人际关系的意图如果在其他人群中得不到有效的回应，那么人际关系网就很难建立起来。1.与老师的关系由于教师自身在师生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学生想要和老师建立较为亲近的关系会比较困难。而前留守儿童本身就带有畏惧心理进入学校，要想让学生主动去和老师拉近距离并不现实，因此老师能否主动关注、关心到这些前留守儿童就很重要。如座位的安排、交予一定的班级事务、上课点名回答问题等都能够很快地让前留守儿童融入班级，从而对班级以及城市产生亲近感。2.与同学的关系在调研中，我们主要选取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对于小学的学生来说，没有太多的职业的偏见，但是会因为前留守儿童的生活习性而不加掩饰地厌恶。一个城市的学生说“XX的爸爸好厉害，是我们学校的门卫！她的成绩也很好，但是我们都不愿意跟她玩，她每次擤了鼻涕都把鼻涕到处抹，好恶心人，讲她，她还说我们穷讲究”，在对这个女生访谈的时候，她明确地说“他们瞧不起我是农村人，我偏不按他们那套来，我爸爸说了，只要成绩好就行，管别人那么多干什么”。这种对于同学所代表的城市行为规则的抗拒，使他们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困难。3.与邻居的关系儿童能够敏锐的感知周围人群对待自己的态度，从而调整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来保护自己。社区是家庭与社会之间的一个桥梁，在社区中他们与邻居关系的融洽程度会有效缓解在城市中的不安，通过在社区建立起来的新的人际交往圈从而产生城市中的归属感。但是，如果城市居民的歧视或不理不睬，会使他们产生行为上的退缩，从而影响城市融入。

五、帮助前留守儿童城市融入的对策

对四个学校的学生所做的研究显示，即使农村儿童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但是身心都融入城市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的不仅仅是放开城市进入门槛如户籍、住房，还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来帮助他们适应城市，融入城市。（一）强调无差别的待遇。通过政府购买，引入专业社工工作者，帮助农民工及前农村留守儿童开展有针对性的个人活动与小组活动。由于服务的对象相对分散，服务的周期相对较长，服务方式也必须因对象而采取不同的策略。单纯指望政府部门抽出人手来解决前农村留守儿童城市融入问题并不现实，因此，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在各个社区购买社会工作岗位，由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专门为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提供服务，开展活动帮助他们适应城市、融入城市。政府部门也可以采取购买社会组织专项的服务，通过为工地的农业转移人口与子女或分散在社会中的农业转移人口与子女提供服务，开展有针对性的活动，把他们组织起来，适应城市，与城市中的居民在共同的活动中熟悉起来。在服务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强调农业转移人口及前农村留守儿童承担起自己在社区、在城市中作为一个居民应该尽到的责任，无差别地要求他们承担责任，他们的城市融入会更有效。（二）强调有差别的服务。在教育政策的制定中必须照顾到学生的异质性。无论是学校的选择、教材的使用还是教学方法和节奏的把握都要紧扣前农村留守儿童的特殊性，在前农村留守儿童进入城市初期，下意识的为拉平差距在思想上、态度上和行为上进行区分，使得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所有学生的无差别的全面发展。（三）把握住问题的核心。前留守儿童城市融入困难的核心是在于进入新的环境后安全感的缺乏导致对城市的抗拒。所以应从家庭入手，通过给予前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弹性、充足的陪伴子女的时间，通过非集中聚集的学校的安排，通过教师、学生和邻居的友好的态度来化解前留守儿童的不安。这需要一方面督促所有企业按照劳动法规定规范行事，另一方面，需要在社会中大力倡导包容、友善、互助的社会风气，形成平等、和谐的社会氛围。（四）从生活习性入手。一套被社会广泛接受的“礼仪”能够帮助人们控制自己的私人习性，克制冲动，按照规范举止。将学校作为改变的场所，通过改变前留守儿童们的生活习惯开始，如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再到礼貌大方地面对自己周围的人，再到承担自己的居民义务，再到积极服务他人。一点一点地帮助他们改变自己，然后适应环境，融入城市。

作者:张超 陈晴川 单位:1.安徽行政学院 2.合肥市第六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