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小学留守儿童情绪状态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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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与方法

农村留守儿童是指因父母双方或其中一方长期外出务工而被留在农村，由家中其他长辈或父母其中一方抚养的儿童。不同研究者对留守儿童的年龄界定差异较大，一般有18岁以下、16岁以下、6—14岁、6—18岁、0—14岁等多种界定方法。[1]根据父母外出情况，农村留守儿童可以分为父母双方都外出、父亲一方外出、母亲一方外出三种情况。近年来，许多学者对留守儿童进行了大量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研究者大多从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出发。从研究视角来看，研究者们普遍假设留守儿童是有问题的群体，加之各种媒体中频繁出现的关于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的统计数据和典型案例，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将留守儿童看成问题儿童的印象。并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认定留守儿童在各个方面存在问题，一些研究者发现儿童的学习成绩和学习问题与父母是否外出打工没有明显关系，甚至一些留守儿童在学习信心和学校效能感方面还略高于父母在家的儿童。一些研究表16MoralEducationChina明，尽管亲子分离为留守儿童带来不少困难，但儿童个体自身成长的力量也是不容忽视的，不同留守儿童表现出较大的个体差异，一些留守儿童具有较高的心理复原力（心理弹性）。为了深入了解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和心灵状况，2014年10-12月，“上学路上”公益组织对我国东部、中部、西北、西南的六个省市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进行了问卷调查，从亲子沟通、学业学习、课外生活、情绪状态等方面，反映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与心灵状况，重点关注不同留守儿童之间的差异，系统分析地区、性别、学习、生活等因素对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的影响。本调查采用自编问卷，对我国东部、中部、西北、西南的六个省市农村地区的3—5年级小学生进行了调查。发放问卷2218份，回收有效问卷2131份，回收率96%。在2131份有效问卷中，东部地区的问卷来自山东省的4所小学，共323份，占15.2%；中部地区的问卷来自河北省的2所小学，共301份，占14.1%；西北部地区的问卷来自甘肃省陇南市的6所小学，共455份，占21.4%；西南部地区的问卷来自贵州省、广西省、云南省的11所小学，共1052份，占49.4%。本调查通过询问家人外出打工情况判断被调查的学生是否为留守儿童以及留守的类型。具体说，对于“家里有哪些人长期（半年以上）在外或经常（每月或每星期）外出打工（可多选）”这一问题，选择“无人外出”或“哥哥或姐姐外出”的被判断为非留守儿童（父母均在身边）；选择“父亲外出”“母亲外出”“父母都外出”被判断为留守儿童。调查采用情绪词自我评估的方法，了解学生最近一段时间的情绪状态。调查采用二维模型的分类，选用了20个情绪词，分为四组。其中，第一组为描述积极高唤醒情绪的词汇，包括开心、愉快、轻松、好奇、有信心5个词汇，对应的潜变量命名为“愉悦度”（Pleasure）；第二组为描述积极低唤醒情绪的词汇，包括镇定、平静、舒适、满意、有安全感5个词汇，对应的潜变量命名为“平和度”（Peaceful）；第三组为描述消极高唤醒情绪的词汇，包括伤心、害怕、紧张、忧愁、心烦意乱5个词汇，对应的潜变量命名为“烦乱度”（Disorder）；第四组为描述消极低唤醒情绪的词汇，包括寂寞、孤独、无聊、迷茫、缺乏信心5个词汇，对应的潜变量命名为“迷茫度”（Confusion）。在调查中，对每个情绪词，要求学生判断其与自己最近情绪状态相符合的程度，按照1-5的等级做出判断：1—最不符合、2—不符合、3—不确定、4—比较符合、5—完全符合。将属于同一潜变量的5个词汇的得分计算平均值，作为衡量该潜变量大小的数值，分别称为“烦乱指数”“迷茫指数”“愉悦指数”“平和指数”。根据5等级评分的规则，各种指数的最低分为1分，最高分为5分，低于2.4分判定为符合程度较低，高于3.4分判定为符合程度较高。“烦乱指数”“迷茫指数”高于3.4分，表示学生烦乱度和迷茫度较高；“愉悦指数”和“平和指数”高于3.4分，表示学生的愉悦度、平和度较高。“烦乱指数”“迷茫指数”“愉悦指数”“平和指数”四个潜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a系数）分别为0.643、0.697、0.559、0.542，基本达到心理测量的要求。

二、结果与分析

（一）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情绪状态

对比本调查将父母外出情况分为“父母均在”“父亲外出”“母亲外出”“父母均外出”四种情况，其中，“父母均在”的情况为非留守儿童，其他三种情况是留守儿童的三种类型。非留守儿童和三类留守儿童四个情绪变量的分值见表1。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在迷茫指数、烦乱指数、平和指数三个变量上，父母外出四种不同情况之间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在愉悦指数这一变量上，父母外出四种情况之间的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图1显示了非留守儿童和三类留守儿童在情绪状态四个变量上的得分情况。根据图中数据，并参照差异检验后的多重比较，可得出以下结果：1.在烦乱指数方面，非留守儿童的得分均显著低于三类留守儿童的得分（即烦乱程度较低），母亲外出留守儿童的得分显著高于父亲外出留守儿童的得分，与父母都外出留守儿童的得分差异不显著，反映与父亲外出相比，母亲外出对儿童烦乱度的影响更大。2.在迷茫指数方面，非留守儿童的得分均也显著低于三类留守儿童的得分（即迷茫程度较低），母亲外出留守儿童的得分显著高于父亲外出留守儿童的得分，与父母都外出留守儿童的得分差异不显著，反映与父亲外出相比，母亲外出对儿童迷茫度的影响更大。3.在愉悦指数方面，非留守儿童的得分与三类留守儿童之间的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三类留守儿童得分之间的差异也不显著，说明父母是否外出以及外出的不同情况对小学阶段农村儿童的愉悦度没有显著影响。4.在平和指数方面，非留守儿童的得分与父亲外出、父母外出两类儿童的得分之间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与父母都外出儿童的得分之间的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父亲外出儿童的得分与母亲外出儿童的得分之间的差异不显著，与父母都外出儿童的得分之间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这一结果说明，父母都外出的孩子在平和度方面不如其他儿童。总体来看，留守儿童的迷茫度和烦乱度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更可能表现出寂寞、孤独、无聊、迷茫、缺乏信心、伤心、害怕、紧张、忧愁、心烦意乱等情绪。这一结果与罗静等人对留守儿童研究的评述[2]相一致。

（二）农村小学儿童情绪状态的性别差异

不同性别农村儿童四种情绪状态的描述性指标见表2。由表中数据可以看出：1.在烦乱指数方面，不同性别农村儿童之间的差异显著（t=-3.6，p=.000），具体说，女性儿童的烦乱指数（2.93）略高于男性儿童（2.80）。这一结果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女性儿童的身体发育和心理发展早于男性儿童，也可能是因为女性儿童遭遇到更多的现实不利条件。2.在迷茫指数方面，不同性别农村儿童之间的差异显著（t=-2.364，p=.018），具体说，女生的迷茫指数（2.73）略高于男生（2.64）。这一结果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女性儿童的身体发育和心理发展早于男性儿童，并更早地思考有关未来生存条件的问题。3.在平和指数和愉悦指数方面，不同性别农村儿童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并且都达到较高水平（分别为3.5和3.7，均超过3.4），说明农村儿童的平和度和愉悦度总体上处于良好的水平。不同性别农村儿童在四个情绪变量中得分超过3.4的儿童所占比例见表3。由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女性儿童烦乱指数高于3.4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儿童（25.4%>19.8%）；女性儿童迷茫指数高于3.4的比例略高于男性儿童（17.6%>15.9%）；女性儿童的愉悦指数高于3.4的人数也高于男性儿童（75.4%>65.8%），女性儿童平和指数高于3.4的比例与男性儿童基本相同。

（三）农村小学儿童情绪状态的地区差异

不同地区农村儿童情绪状态的描述性统计量见表4。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在烦乱指数和迷茫指数方面，不同地区农村儿童之间的差异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在平和指数和愉悦指数方面，不同地区农村儿童之间的差异也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广泛的地区差异说明农村儿童情绪状态受到与地区有关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文化和生活习俗、地区自然条件、不同地区的家庭教育方式等。不同地区农村儿童在四个情绪变量中得分超过3.4的儿童所占比例见表5。由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在烦乱指数方面，高于3.4的比例最高的是西北地区；在迷茫指数方面，高于3.4的比例最高的也是西北地区；在愉悦指数方面，高于3.4的比例最多的是东部地区；在平和指数方面，高于3.4的比例最多的也是东部地区。根据这一结果，可以推测，西北地区存在更多导致农村儿童出现烦乱和迷茫等消极情绪状态的不利因素；而东部地区则存在更多导致农村儿童出现愉悦与平和等积极情绪状态的有利因素。图2呈现了不同地区农村儿童在四类情绪状态上的得分情况。根据图中数据，并参照差异检验后的多重比较，可得出以下结果：1.在烦乱指数方面，除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之间的差异不显著以外，其他地区之间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具体说，东部和中部地区学生的烦乱指数较低，西北和西南地区学生的烦乱指数显著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烦乱度越高，说明儿童对现实生存条件越不满。2.在迷茫指数方面，东部和中部地区学生的迷茫指数较低，西北和西南地区学生的迷茫指数显著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迷茫度越高，说明儿童对未来生存条件的前途越不明确。3.在愉悦指数方面，除中部和西北地区之间的差异不显著以外，其他地区之间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具体说，东部和中部地区学生的愉悦指数较高，西北和西南地区学生的愉悦指数明显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4.在平和指数方面，东部地区学生的平和指数较高，其他三个地区明显低于东部地区。综合来看，西北和西南地区农村儿童的情绪状态明显比东部和中部地区儿童的消极，这一状况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四）与父母见面或联系次数对留守儿童情绪状态的影响

在三类留守儿童中，有11.1%的学生与父母每月见面3—4次，32.7%的学生一年能见父母5次以上，11.7%的学生一年能见父母3—4次，29.4%的学生一年只能见父母1—2次，15.1%的学生一年都见不到父母。按照全国6102万农村留守儿童总数测算，全国约有近1794万农村留守儿童一年只能见父母1—2次；有921万孩子一年都没有见过父母。分析结果表明，一年内与父母见面次数越少，儿童的烦乱度越高。（见图1）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年见面5次以上”与“每月见面3—4次”两种情况下，儿童的烦乱度没有明显差异，但“一年见面3—4次”儿童的烦乱度显著高于“一年见面5次”以上的儿童。与父母联系次数对农村小学留守儿童烦乱度有显著的影响，总的趋势是，一年内与父母联系次数越少，儿童的烦乱度越高，与父母几乎每天联系的儿童烦乱度最小。（见图2）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年内与父母没有联系的儿童，其烦乱度竟然小于见面次数在每月3—4次、每年3—4次、每年1—2次三种情况。说明长期与父母不联系使得儿童的情绪状态受父母的影响减弱。但其中所蕴含的亲情的缺失可能是更为深刻的，而且是难以弥补的。

三、讨论与建议

从总体上看，农村儿童的迷茫度和烦乱度处于中等水平，而平和度与愉悦度处于较高水平。留守儿童的情绪状态与非留守儿童在愉悦度方面差异不显著，在平和度、迷茫度、烦乱度三个方面的差异显著。根据情绪状态的二维模型，愉悦度属于“积极-高唤醒”的情绪状态，这一情绪状态一般在个体感知到当前生存条件比较有利、不存在明显危机的情况下产生，主要功能是使个体愿意关注外部环境中出现的新情况，以维持当前有利生存条件能够持续。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愉悦度方面差异不显著，并达到较高的水平，说明从总体上看，农村儿童对自己当前的生存状态是比较满意的。平和度属于“积极-低唤醒”的情绪，这一情绪状态一般在个体对未来生存条件的前途比较明朗和乐观的情况下产生，主要功能是使人避免产生盲目的行动，从而导致对未来有利的生存条件产生干扰。父母都外出的留守儿童在平和度方面显著低于其他儿童，说明父母都外出导致儿童对未来生存条件产生不确定感。烦乱度属于“消极-高唤醒”的情绪状态，这一情绪状态一般在个体感知到当前生存条件的状况不利甚至存在明显危机的情况下产生，主要功能是促使人产生某种应激行为，以改善当前不利的生存条件。三类留守儿童的烦乱度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说明留守儿童对当前生存状态不满意。迷茫度属于“消极-低唤醒”的情绪状态，这一情绪状态一般在个体对未来生存条件的前途不明确甚至比较悲观的情况下产生，主要功能是使个体从现实中回避和退缩，以获得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来思考最有利的应对策略。三类留守儿童的迷茫度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说明留守儿童对未来生存状态不自信。农村留守儿童的情绪状态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和性别差异。针对这一情况，需要探讨导致地区差异和性别差异的原因，尤其需要对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农村儿童给予充分的帮助和关注。根据与父母见面次数对儿童迷茫度和烦乱度方面的影响，留守儿童的父母至少每年应与孩子的见面1—2次；与孩子的联系次数至少应保持在每月3—4次以上，最好每周不少于2次。针对留守儿童所面临的不利生存条件，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应该采取积极措施帮助他们。几点建议是：（1）研制留守儿童生活与心理状况监测标准，对留守儿童的生活与心理状况进行系统、持续的监测；（2）在农村地区建立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中心，切实解决留守儿童在生活和心理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3）对农村学校的教师进行关爱留守儿童的专项培训，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辅导，促进留守儿童与父母之间的亲子沟通和情感联结；（3）在进城务工人员输入地区建立针对留守儿童父母的心理援助中心，帮助他们增强生活的乐趣和信心，加强与自己孩子的沟通和交流。不管采取何种辅助措施，生活中总会存在困难和挫折。心理学研究表明，在导致困难或挫折的外部突发事件中，个体的不同应对方式对自身情绪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因此，进一步了解农村留守儿童在困难或挫折情境中的应对方式，不仅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解释不同留守儿童的情绪状态差异，而且可以为改善留守儿童的情绪状态提供一个新思路。

作者:李亦菲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心理与学校咨询研究所

参考文献：

[1]罗国芬.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问题评述[J].青年研究,2006(3):8-14.

[2]罗静,王薇,高文斌.中国留守儿童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09(5):990-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