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改革理念转化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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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

目前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围绕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主要存在两种教育观。而这两种教育观也一直在我国教育界不断引起学者们的争鸣。一种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包括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下简称“马克思主义“的课改方向。)另一种为:教育中要渗透西方建构主义、实用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以下简称“后现代主义”。)然而，如果细心推敲，事实上这两种教育观点并不完全对立，甚至在很多地方是重合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观点并不激进、绝对，认为如今的课程改革应在我国传统的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对于西方的教育思想进行有针对性的借鉴和扬弃。他们相互辩难的也无非是些细枝末节。比如说:支持“后现代主义”的《对靳文有些观点，不敢苟同》一文中谈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靳文》中有关理论的多元性里提到了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漏掉了“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可是，一点小小的疏忽就可以彻底的否定坚持“马克思主义”派的观点了吗?相反的观点，在支持“马克思主义”的《当前我国中小学课程与教学改革的理论争鸣》一文中作者提到:“后现代主义”心仪拿来主义，似乎洋理论就是先进的、科学的，而我国的东西多是落后的、愚昧的，只有西方理论才能拯救中国教育。支持“后现代主义”教育理论的教育家们真的是这么想的吗?我们再来看，在支持“后现代主义”这一篇文章《中国课程的改革:挑战与反思》明确提到我们确实不应该照搬外国建构主义的一套而是应该立足于自身改革的实践，在此基础上博采众长，建构自己的建构主义。所以呢，实际情况并不像教育家们所争辩的那样。因此在我看来，从大方面来谈，无论是哪一派学者其实都十分清楚，到底什么样高屋建瓴的教育思想对于我国目前的课程改革才是好的，比如，要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比如说要以人为本;再比如说，要培养学生创新和实践的能力。总的来说就是要将那我国的教育实际与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结合起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博采众长。总的来说就是这两种教育观点之间其实并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甚至可以说是大体相似的教育观点。

二、课程改革理念转化的必要性

十几年来，我国的课程改革之所以不理想，除了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制约还受到很多现实因素的影响。例如:区域差异，使得我国的教育改革很难有一个全国所有区域都适用的统一方案;关系网络，通过关系网络，可以使教育改革项目申请顺利获得批准，并获得较多的资源分配;社会基础:由于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人们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因而，在“教育改革支持力量”这一总体性人群中，也存在着利益诉求及价值取向相去甚远的不同人群量来自物质欲望与精神品性千差万别的联合体。如此种种导致了我们的课程改革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结合实际去逐步解决的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除此之外，从微观的学校教育来讲我们应该看到并且经过积极应对与调整可以改变的。在实施新课改的影响下，新课堂的变化很多时候演化成了令师生眼花缭乱的多媒体课件。而教师成了这些媒体软件的“操作员”。然而，这些并不是教育思想有问题，而是教育思想的转化，和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因此，我们缺少的并不是像许多教育家们所呼吁的宏观的教育思想，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我们缺少的恰恰是对很多具体，深层次问题的探讨和研究。也就是说我们的课程改革的笼统性使新课程理念转化为现实出现障碍:据研究表明，大多数课程变革方案付诸实施后并不像方案设计者所预想的那样乐观。国外一项研究报告指出，一项变革方案被采用后，研究者将方案所要求的行为模式分解为12种具体行为，用测量工具对教师的行为进行观察测量，结果发现，教师的行为只有16%符合方案所要求的行为模式。因而，课程改革的实施是课程改革过程中的非常关键的环节。若忽视课程实施的研究、再完美的教育理念终将成为水中花、镜中月，可望而不可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对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实施问题没有做出详细具体的说明。而无论理论界还是实践界对课改实施措施的研究也都较少。对新课程的探索大多数仍滞留在对课程纲要、课标的解读层面上。如何将这些先进理念转化为实践则基本处于盲区。在学术期刊网上，2004－2014年间，研究课程理念或教学理念的论文有28567篇，然而，再以“内化”为关键词搜索，结果发现先关的文章便寥寥无几。由此可见，近10年来，课程或者教学理念方面的问题也许已经引起了教育者们的关注，但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目前却尚不多见。

作者:姚煜 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