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阮璞艺术史论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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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阮璞的艺术史论教育思想，始终紧扣教学实践和学术研究两个方面。虽然他没有独立撰写有关艺术史论教育类的专门论文，但并不代表阮璞没有艺术史论教育思想。文章从“以美启人、商兑学问”“博学精思、严谨求实”“解惑传道、知行合一”三个方面，对阮璞的艺术史论教育理念进行剖析，进而论证阮璞艺术史论教育理念的内涵与价值。

【关键词】阮璞;艺术史论;教育理念

阮璞（1918—2000）是我国知名的美术史论家、中国画学资深学者，以“我爱我师更爱真理”的学术理念著称于世。他推动了中国美术史研究与学科的发展，他在中国画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至今仍在滋养着无数后辈学者，而且他还为我国艺术史论教育培养了很多的学术青年。虽然阮璞没有撰写专门的艺术史论教育方面的论著，但他的艺术史论教育理念始终隐含在他的教学实践与学术研究当中。他并不仅仅是为了研究而研究的纯粹学者，而是藉以史才的主体性意识成为艺术史论教育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对阮璞来说，学术研究是过程所需，培养艺术史论后学才是最终目的。

一、以美启人、商兑学问

伴随着近代中国历史的演进与发展，美育的引入与传播先后得到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朱光潜等知名学者的推动。特别是蔡元培任民国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时期，积极推行美育教育，如美育进课堂的举措，还将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并列为四大教育类别，从而大大提升了美育的地位。阮璞在青年时期，受时代新思潮的影响，除了爱写新体诗之外，也开始阅读美育方面的新学书本，特别是阅读朱光潜的《谈美书简》，给了他很大的思想启迪。从那时起，他一生都保持着关于美育方面的阅读习惯。对于美育的认识，蔡元培这样认为：“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桥梁。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情感为目的者也。”又说：“图画，美育也”[1]。显然，在蔡元培看来，美育工作是通过美术教育这一手段来实现的。也正是这样，在他的主导之下，国立性质的“北京美术学校”和“国立艺术院”分别于1918年和1928年先后创办，使美育的传播得到很好的推动。在这样的时代思潮之下，阮璞从青年时期开始，就崇尚蔡元培的“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情感”的美育思想观。阮璞在1936年报考国立北平艺专，校方的考试题目中就有一道题是：“关于王尔德‘为艺术而艺术’，与托尔斯泰的‘为社会而艺术’孰是孰非？”而阮璞后来回忆说道，当时他很自然地就选了前者，而他这一观念倾向后来又在邓以蜇、滕固等美术史研究前辈的进一步影响之下得到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邓以蜇的“超功利的美育观”，对阮璞的影响很大，这在阮璞后来的个人自述中得到说明。他说：“我在作画上与钻研理论上都是朝‘超功利的纯美’上去努力的。我从老师那里接受了‘意识为美的根源’的观念论美学。”甚至于他还说道：“我相信世界上超阶级的爱，人类普遍的爱。”由此可以看出，阮璞的美育思想是超功利的。正是这种超功利的美育思想，使得阮璞投入自己所感兴趣的中国美术史、中国画学研究领域不计个人眼前得失，始终怀着理想从事研究与教学。除此之外，阮璞还是一位追求“内圣外王”的美术教育家。阮璞每次上课，除了注重课堂教学的精彩之外，他对日常修为的在意也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通过课堂教学和日常言行的双重魅力来启发他人。对于学术，阮璞曾说过，“我并没有什么考据癖，我决不提倡为考据而考据”。阮璞之所以“以美启人、商兑学问”，就在于他没有把学问仅仅当作是个人爱好的文字游戏，而是深究学术本身的问题，通过对学问的追寻与分享，做到以美启人，以此求得人生之完整。

二、博学精思、严谨求实

时期，阮璞在关注学术前沿动态的同时，也在继承旧学当中盛行“由博返约”和“博约并举”的学术传统。与其说阮璞的选择受制于所处时局混乱导致各种研究文献、实物资料极其匮乏之影响，不如说阮璞以“美术史也是历史”的观念之下的“史才”标准在要求自己。阮璞之所以选择走这条道路，是有其底气的。他的学生邵军回忆说：“他曾对我讲道，当时因战事频繁，文献极难得到，因此，每到一处，他总是先跑书店和图书馆。许多资料，是靠当时在书店或图书馆硬背下来而后记入笔记的。就是靠这种精神，他在解放前虽然没有完成什么美术史论著作，却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他日后的术业专精筑下了宽厚、牢靠的基础。”[2]目前关于阮璞的学术论著出版，除了他生前出版的《论画绝句自注》《中国画史论辩》《苍茫自咏稿》《画学丛证》等学术论著，以及后嗣阮旭东为其整理出版的《画学续证》《画学十讲》《往事如烟》三本遗著，大量的遗稿亟待整理出版。从中不难发现，他的涉足面之广、史料之细、数量之多是相当惊人的。阅读阮璞的论著，无不被他的旁征博引和推论逻辑所折服。他的治学经验连接于课堂授学，他始终以研究的心态进入每一个问题探讨之中。第一，在阅读方面，阮璞要求学生保持随时阅读、随时记笔记的习惯，甚至为学生有针对性地制定读书方案。其所开的书目不限于美术史范围，不仅囊括文史哲，还旁及诗词与美学。美术史家罗世平曾说：“对于这样的训练，其深意我当时并不能理解，真正理解阮璞老师这样的读书方式是在很多年后。我当时之所以还能坚持阮璞师的读书计划，一方面是出于今后工作的压力，一方面是因为个人对于读书还有些兴致，后来我有可能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专攻美术史的博士学位，也多少得益于跟随阮璞师的这一年的基础训练。”[3]第二，在治学方面，阮璞以博闻强记为治学基础，以严谨求实为治学方法。不论是美术史研究还是中国画学考证，坚持“论从史出”，在考订与分析过程中解决一个又一个的学术问题。特别是他在画学方面的研究，可谓建树颇多。他之所以投入中国画学研究领域中，是因为古代画学著作特别是明清画学论著太欠严谨性，给画学研究界带来诸多的弊病。同时，因画学古籍在五四时期两次国故整理潮中错失了辨惑订讹的机会，以至于愈演愈烈。为此，阮璞决定集中精力专攻画学古籍研究，以还画学本来面貌。阮璞的学术历程与教学经验无疑告诉了学生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大量的原著阅读为基础，没有实事求是的辨惑，是胜任不了中国美术史和中国画学研究的。因为在他看来，做学问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除了需要大量相关学科的学术积累之外，还需要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只有两者同时具备，才能在学术领域做出新的突破。

三、解惑传道、知行合一

古语有云：师者，授业解惑也。阮璞讲课从不故弄玄虚、夸大其词，相反，是有多少材料就说多少东西，且以深入浅出、触类旁通为教学引导方式，因为他深知师者为学生的授业解惑的重要意义所在。从如何上好一堂课到如何培养好学生，阮璞始终没有停止思考这一问题。如他的学生张幼云曾说道：“记得当年先生指导我研究画学时，反复强调，要真正理解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就必须把他的某一论断放到整个思想体系中全面地去看，不能抓住一点就说是他的结论。他特别指出：‘在理解古人的话时，要注意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郑重认真地论述的；另一种只是开玩笑似的风趣话，这就不可一本正经地对待它。还有一些题画诗、词或跋，有的是很有见地的，但有的却只是为了应酬，并没有见地。如石涛画语录，当然有些非常好的东西，有一部分相当精辟，但有大量的是受禅宗的影响，爱打哑谜，同样一个问题要故意让你捉摸不透，或不断重复’。”[4]从中得知，阮璞不仅学问本身钻研得很深，吃透每门课程，而且还注重课堂教学形式，从讲述到板书，从分析到举例，形成了一套属于艺术史论学科本身的教学模式。阮璞的教学思想，并不仅仅要求学生全面钻研原著，还注重联系实地考察。这一教学思想来源，除了师承关系之外，更多的是阮璞对实地考察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的双重认可。为此，罗世平曾回忆说：“阮璞师注重文献考据，同样也重视美术史迹的考察。在我随他当助教和他带研究生的过程中，只要身体和实践允许，他都亲自踏勘实迹、现场指导，获得实地感受，足迹遍及神州各地。”[5]阮璞对于中国画学学科的认识，也充分体现在教学课堂之中。他没有让学生陷入到专门学科的细枝末节之上，而是就解决问题本身出发，串联与之关联的其他部分。这样的教学指导思想，也给学生以很大的启发。

回顾阮璞60年的学术生涯和教学生涯，不难发现，他所孜孜以求的中国美术史、中国画学研究，并不仅仅满足于个人对学术之旨趣，而是基于对历史的尊敬和对学术的传承之观念，即使困难无比，也要去克服。不仅如此，他还注重学术传承和对后学的培养。“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正因学术界有阮璞这样一批学者，始终坚守学问的传承与推进，才有我们今天中国画学研究取得的突破性成就。“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也正是教育界有阮璞这样一批美术教育家，始终心系教学第一线，为我们今天学术界、教育界培养了众多的青年学者，才使得我们的学术研究和艺术教学后继有人。

参考文献：

[1]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4.

[2][5]邵军.阮璞画学研究论[J].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01（3）：12.

[3]罗世平.取精用弘由博返约：阮璞先生的授学与治学[J].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01（3）：7.

[4]张幼云.博学精思的学者严谨求实的导师：追怀阮璞教授[J].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01（3）：20.

作者:汪琨 单位: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