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改及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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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法学教育可以追溯到三国魏明帝时期。据《三国志•卫觊传》记载：明帝即位，觊奏曰：“请置律博，相传教授。”“律博士”即专司法学教育的职官。不过，近代意义的法学教育至晚清才始得在我国创立。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并设法科，开法学教育之先河。此后，清朝覆灭，民国兴起，历经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法学教育依托综合性大学兴办的法学院系，以及若干诸如朝阳大学、东吴大学、法商大学等专攻法学的专门性大学，不断发展繁荣。新中国成立后，法学教育伴随法制建设的曲折历程，历经反复，终于在改革开放后步入正轨。迄今为止，我国的法学教育已获得长足进步，取得瞩目成就。我国已经形成空前庞大的法学教育规模，建成以普通高等教育为主体、成人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为补充的法律教育体制，以及包括法学学士、法学硕士、法律硕士和法学博士在内的学位制度，足以为法治建设培养各类、各层次的法律人才。总体上，我国的法学教育结构已经相对完善，层次已经基本齐备。但是，法学教育质量不高、学生实务能力欠缺、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脱节等问题在满足法律人才数量需求之后逐渐凸现出来，法学教育迫切需要改革。这种改革势必建立在国内已有改革实践的基础之上，并积极借鉴域外优秀的法学教育经验，形成中国特色的法学教育模式。

1我国的法学教育改革

近年来，我国若干法律院校开始借鉴美国做法，探索建立法律诊所、模拟法庭等教学模式。这一改革努力具有内外两方面的推动力。就外部力量而言，外国基金会例如美国的福特基金对此类教育改革颇为支持。而纵观国外法学教育改革经验，法律诊所在培养法科学生的实践能力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但上述改革最根本的动力还是学界、教育界对消除我国法学教育固有弊端的愿望和努力。长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主要采用解释概念、注释条文、阐述理论、抽象议论等途径，即使之后也尝试案例教学、课堂讨论并注重实习，但均未改变现有教育模式概念化、教条化、形式化的特征。这种状况与我国注重立法而忽略法律实施的传统密切相关。首先，我国的立法立足于相关学者和立法者较长时间的理论论证，每一项法律条文都蕴含一定的法律观念或者理论，而法学界绝大部分学者的工作就是围绕这一立法工作展开，即便不能亲历法律起草，也广泛地对法律的具体设计进行讨论。其次，关注立法的学者们在教授法学知识时，更注重剖析蕴含在立法中系统、深奥和复杂的法学理论，而对法律应用及其相关知识关注不足。进而，法律实施中诸如如何发现、重构和证明事实，如何协调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如何平衡宏观正义与个案正义等重要问题也没有在法学教育中获得应有的重视。纵观各法学院校的培养方案，就可以发现少有课程致力于法律应用能力的训练和培育。显然，上述弊端难以在现有的法学教育模式中获得消解。新兴的法律诊所、模拟法庭等注重实践的课程或成为突破以上困境的有效的途径。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0余所法学院系开设了法律诊所课程，更多的法学院系设立模拟法庭。

2外国的法学教育经验

法律诊所和模拟法庭都是我国法学教育对外国法学教育经验的借鉴，但可资借鉴的域外经验不仅于此。总体而言，英美等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将法律人才划分为应用型和学术型两类，并根据不同类型法律人才的特点设计不同的培养模式。以美国为例，其应用型法律人才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人、法律顾问等，学术型法律人才则主要是大学教授和高级研究人员。作为典型的精英教育，无论是应用型还是学术型法律人才的培养，都要求学生在研习法律之前已获得必要的科学知识。实际上，美国法学教育的起点相当于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报考法学院的学生通常已获得学士学位且通过了法学院的入学考试。显然，这种精英教育对我国而言，尚不可取。但其对应用型和学术型法学人才的分类及其相应的教学模式设计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并大胆借鉴。再以和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相近的日本为例。日本高校的法学教育也大致属于讲解模式，但教师对法条的讲解分析并不囿于通说观点或者统一的法学教材，而会向学生灌输不同学说、理念，允许学生当堂提问，还会要求学生撰写大量的案例报告。因此，法科学生课后必须翻阅许多案例，并对不同的判例和学说进行比较、分析。与我国的教育模式相同，日本高校也有期末考试。但不同于我国主要考查学生对教材上统一观点的掌握，日本的法学教师对试卷的判分会更注重考查学生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以鼓励学生以恰当的角度看待和解决问题。除此之外，广泛的模拟教学也是日本法学教育的一大特色。较之于我国覆盖面窄且常常流于形式的模拟法庭教学，日本每位法科教师的课堂都可成为一个模拟法庭。采用模拟教学法的教师一般会给出十几个真实案例供选修其课程的学生自主选择，而学生选择主攻案例后还可进一步自主决定担当案例原告、被告或法官。在一学期的模拟法庭式学习中，学生对案例以及角色的选择还可以变化，从而有助于他们从不同角度思考、分析案件，提出不同主张并论证自己的观点，还可以通过小组成员之间的互动、协作学习团队作战策略。简言之，日本的模拟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实践教学。教师在其中仅给予有限的引导和点评，而学生享有充分的自主性进而使自觉性和积极性都很高。

3我国法学教育的完善改革

3.1法学教育的目标与定位

法学教育是国家法治实践活动的重要环节。不同阶段的法学教育，其目标和定位应有不同。具体到法学本科教育，从其毕业之后的职业走向出发，应以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为主要目标。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剧烈变化的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需要大量的应用性法律人才，诸如律师、公证员、仲裁员、法律顾问、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这要求本科阶段的法学教育应定位于大众教育和职业教育，注重对法科学生实务技能的训练。具体到研究生教育，笔者主张在其侧重学术训练的传统之外，增设并大力发展应用型职业教育，以满足社会对大量高层次实用型法律人才的需要。具体改革设计两个方面：第一，扩充、落实法学研究生的实践教育环节；第二，健全、提升法律硕士的培养制度。

3.2法学教育的规模与质量

教育规模与质量是观察、思考我国法学教育状况的重要视角。如上文所述，我国法学教育已形成庞大规模且仍然处于发展壮大之中。这种规模发展过快、过热的现状极易导致就业难和法学教育质量严重滑坡。应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教育部应提高并严格审查招生单位的相关资质和办学条件，应将法学专业严格限定在本科层次并仅允许全日制普通高校进行招生。因此，应取消大、中专等办学层次中的法学专业，而就当下诸如电大、函授、成教等非正规办学形式，可考虑整合资源，将其作为法律职业培训机构而非正规的学历教育。长远而言，各高校还应适当缩小法学本科的招生规模，并设置更为严格的入学条件。

3.3法学教育的模式

在明确法学教育的目标定位，并对其规模质量作出要求之后，必须关注教学模式的改革。法学是实践性的学科。但现有法学教育以理论讲解为主，忽视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不利于法科学生获得从事法律职业所必须的实务技能，导致法学教育和社会需求相脱节。因此，笔者认为必须改革现有法学教学模式，建立与法律实践以及社会需求紧密结合的法学教育环境。首先，应不断扩充、完善法学实践教育方法、形式和课程。例如，民商法等实体法教学应当开展课堂讨论，并纳入案例教学环节。再如，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法应更多采用模拟法庭教学。其次，应建立校外法学实践教学基地，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学生到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等法律职业部门实践、学习，以便学生更具体、深入地理解相关法学理论并培养、强化其法律实践技能。再次，法学院校应逐步建立校内和校外两支教师队伍。校内的专职师资队伍应提升其专业水平；校外则可特聘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担任兼职教师，开设实践性强的案例评析或实务技能课程。

3.4法学教师的素质和能力

培养高素质法律人才的另一关键，是具备高素质的法学师资队伍。这对习惯于讲解法律条文的法学教师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首先，法学教师必须转变教育理念，不仅要授业解惑，还应担负起传道职责。这要求法学教师准确地向学生传授法律知识和法律方法，并逐步培养其高贵的法律品格。其次，法学教师必须创新教学方法。传统的讲解式教学早已落后于时代步伐。网络时代的兴起要求法学教师能够熟练运用电化教学和网络教学，并且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例如根据具体课程的性质如属于实体法或程序法，选择适合课程特点的教学方法。再如，法学教师在系统的法学理论讲授之外，辅之以适当的案例分析和课堂讨论，特别针对应用法学的讲授，应以案例教学为主，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启发。考察我国法学教育蓬勃发展却弊端丛生的现状，应正确认识到这是我国法学教育发展到一定水平所遭遇的瓶颈，而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改革突破以求更大发展的契机。因此，法学教育应关照已有的问题，顺应改革开放的步伐和法治建设的需要，继续深化改革，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