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义务教育阶段教育选择权
时间:2022-12-12 11: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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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受教育权是教育的组成部分,亦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国际法方面,《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第一款均规定了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后者在第十四条还规定了缔约国在承担免费的、义务性初等教育方面制定计划和采取行动的具体义务。此外,《儿童权利公约》、《取缔教育歧视公约》以及区域性的人权公约,如《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欧洲人权公约第一议定书》等,均宣告了受教育是公民不得被否定的权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宪法中对受教育权作出明确规定。例如《日本国宪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全体国民按照法律规定都有依其能力所及接受同等教育的权利,都有使受其保护的子女接受普通教育的义务。《大韩民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全体国民都拥有按能力均等地受教育之权利,全体国民都有义务使其所监护之子女受起码的初等教育或法律规定的教育。我国《宪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押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义务教育是国家对一定年龄儿童免费实施的学校教育,亦称强迫教育、免费教育或普及义务教育。我国《义务教育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而教育选择权是受教育权利的组成部分,是受教育者对学校、专业、课程、教师、教学资源以及其他教学构成要素享有的选择权利。
对于高中阶段以及大学阶段的教育选择权,人们普遍认为学生及家长享有对学校、专业等方面的选择权利。但是对于小学、初中阶段的义务教育,尤其是对于公办学校的义务教育,在理论上是否应该享有教育选择权,以及在实践中是否可以行使教育选择权,则观点迥异,甚至完全相反。肯定教育选择权的一方认为,教育选择权有其必要性。首先,儿童的禀赋各异,其所需的教育类型当然不同,因此,应该赋予他们教育选择权。其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有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特别是户籍管理的逐步放开,人口流动日渐频繁,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需要教育选择权。以农村学生为例,如果按照义务教育就近入学的原则,这部分学生应该到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但这样就使得学生无法和在外打工的父母在一起生活,同时也给父母对子女的监护和教育带来诸多不便。因此,选择到父母打工地学校就读,对学生而言,更有利于其身心方面的健康成长。但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子女需缴纳各种名目的高昂的择校费用。这样不仅增加学习成本,而且也和义务教育免费原则相悖。最后,我国城乡之间、城区之间、乡村之间不同学校的教学理念、教学质量、教学设施等,在现阶段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学生及其家长在义务教育阶段有权选择学校。否定教育选择权的则认为,如果可以选择学校,则对家庭经济较差的学生来说显失公平,也违背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教育机会不应顾及性别、宗教信仰、种族、社会阶层以及经济地位等,人人都有机会接受同等的教育,如果赋予家长或学生选择学校的自由,可能出现教育机会不均等与社会的分化。而且,《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免费,学校作为国家教育目的的实施单位,收取择校费显然与法律相悖,该费属于乱收费,应严加制止,以维护《义务教育法》的严肃性和公平性。
从法律角度来看,教育选择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我国《宪法》在明确规定受教育是义务的同时,也规定了受教育是权利,在法理上并未排斥教育选择权。《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六条第三款也认为:父母对其子女所应受的教育的种类,有优先选择的权利。我国在1997年签署的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所有公民都有自决权,并凭这种权利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第三条规定:公约缔约各国尊重父母和法定监护人的下列自由:为他们的孩子选择非公立的但符合国家所可能规定或批准的最低教育标准的学校。我国于1998年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每个儿童应有权享受家庭、社会和国家为其未成年地位给予的必要保护措施,不因社会出身、财产等而受任何歧视。
根据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学生及其家长可以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进行选择。民办教育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国家保障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民办学校也可以实施义务教育,这点从我国《义务教育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既然民办学校可以从事义务教育,学生及其家长当然可以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
二、义务教育阶段教育选择权的应然性分析
首先,提供多种教育选择。从充分发展个性角度来看,社会应当根据人们的不同情况提供多种教育选择,尽量使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需要和个性特征来选择最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教育方式。如果考虑到这一点,学生及其家长有权选择就读的学校,学生及其家长也有权选择在学校就读的方式。如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工作压力的增大,一部分家长对子女的日常教育既没时间也没精力,民办寄宿制学校就可以满足这些家长的需求。
其次,增加学生和家长的选择机会。当今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尊重视受教育者的个人权利。义务教育从以国家需求向个人需求转化。在丹麦,家长拥有在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之间自由选择的权利,学生和家长对私立学校的选择几乎不受限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这样,满足了不同的学生和家长的教育需求,也促使学校不断地改善教育质量以留住学生。英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广泛推行择校政策。教育被看成是一个开放的市场,家庭是市场的消费者,父母可以根据学校的办学质量为子女选择学校就读。在美国,对教育的选择有很大的自由。在学校方面,有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或教会学校可供人们选择,甚至家长可以选择家庭学校,自己教育子女。其他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在推行择校政策。就连曾经限制择校最坚决的以色列,由于公众对学校融合政策的反对意见越来越大,认为按片划分就近入学的制度剥夺了父母为他们的孩子自由选择学校的民主权利,教育当局对推动学校融合以及保持政府对所有教育活动全部负责的立场也开始动摇。
第三,平等的受教育权。为了保障大量农民工子女平等的受教育权,也需要教育选择权。我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因为农民工子女的户籍所在地在农村,他们可以在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就近入学,又因为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或居住,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农民工子女也可以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因此,没有教育选择权的话,上述规定就有可能是纸上谈兵,无法落到实处。
第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需要教育选择权,需要受教育权利可选对象的多样化。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和谐教育是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性,包容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人类社会本身就是矛盾的统一体,多样性和差异性是社会生活的本来状态。况且,单一的社会状态并不存在。自然界的多样性有利于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社会的多样性则有利于社会的生态平衡。和谐应该是多样性的和谐,也是差异性的和谐。整齐划一、抹杀个性,就会窒息人们的创造力,也会窒息社会的生命力,反而不利于社会和谐。此外,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教育选择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也实际存在着,如选择私立学校就读、缴纳赞助费从而在户籍地以外的学校就读等情形。
综上,教育选择权有其存在的应然性。至于教育选择权在实践中出现的诸如以权择校、以钱择校、以关系择校等问题,应当对症下药,力求妥善解决,而不是因噎废食,彻底否定教育选择权。因为那些问题不是教育选择权本身的问题。各级政府应努力保证在义务教育阶段为每个公民提供尽可能公平的教育资源,加大教育投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尽快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校际差距,消灭权力寻租的基础,认可并尊重家长和学生的教育选择权,并在诸如学籍转移等教育行政管理方面提供优质服务。当然,只有努力达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坚持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倾斜,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教育发展差距,推动公共教育协调发展,并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的要求,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选择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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