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教学思想以及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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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时期的湖南永州，虽然位于偏远的“蛮荒之地”．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兴”局面的影响下，教育成果特别丰硕。据史志对当时科举取士的统计，终唐一代湖南考取进士25人，其中衡湘以南l6人，经考证，基本上是中唐以后考取的。他们的成名，与柳宗元的教育、指导及影响是分不开的。印证了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所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①由此可见，柳宗元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确值得我们研究总结，是我国教育领域的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那么，柳宗元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与发扬光大呢?笔者以为，他师承尧舜，“延孔氏之光”；拒师“名”而重师“实”；因材施教，苦口婆心；“口讲指画”，心诚以行；借古鉴今，烛照后来等方面的言行，足以千秋垂范。

一、师承尧舜，延孔氏之光柳宗元从小深受以尧、舜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熏陶。

在柳宗元的诗文当中，涉及到“尧舜”的语句大约有上百处，如：“尧舜之道，至大以简；仲尼之文，至幽以默。”(《祭吕衡州温文》)“跨腾商周，尧舜是师”(《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陆文通先生墓表》)；“由吾言者为尧、舜，而吾生人为尧、舜人矣”、“俾汤为尧、舜，而人为尧、舜之人”(《伊尹五就桀赞》)；“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封建论》)。

孔子自然是尧舜文化的杰出代表。师承尧舜，自然得延孔氏之光。柳宗元曾经写过一篇《师友箴》并序。文中提出：“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

道苟在焉，佣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内考诸古，外考诸物，师乎友乎，敬尔毋忽!”意思是说，不拜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那我凭什么来取得进步和成功呀!不结交朋友会怎样呢?那我怎么去增加自己的才华与学识呀!假如对方是有道之人，即使他是佣人和乞丐也可以为伍；假若自己的道路与其相反，即使对方是公侯也要离开。内可以借鉴、参考古代的贤哲，外可以考察周围的各种事物；老师也好朋友也好，都应该敬重，千万不要慢怠疏忽!此文足以说明，柳宗元是何等看重师友之谊、师友之道。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即是说执政者治理国家，只有实行德政、德治，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就像北斗星，受到众星的拱卫。孔子尊崇尧、舜、周公等人物，倡导以德治国，对柳宗元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在《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人道序》中阐明自己的志向：“幸而好求尧、舜、孔子之志，惟恐不得；幸而遇行尧、舜、孔子之道，惟恐不慊。”柳宗元感到庆幸的是，自己羡慕和追求尧、舜、孔子的志向，惟恐不能达到；努力实行尧、舜、孔子的治国安民之道，惟恐相差悬殊。在《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中说：“延孔氏之光，烛于后来”。意思是说，要发扬光大孔子的学说，教育启发后来者。

从上面的引文，可见以尧、舜、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对柳宗元“师道观”的形成，的确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二、拒师“名”而重师“实”

1997年10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柳宗元全集》共收录文章537篇，诗歌142首。其中有7篇是写给“下第秀才”的，即《送严公贶下第诗序》、《送元秀才下第》、《送韦七下第》、《送辛生下第》等；有3篇是写给“登第者”的，即《送苑论登第后归觐诗序》、《送萧炼登第后南归序》、《送班孝廉擢第归东川觐省序》；有12篇是写给“登门拜访、讨教秀才”的，如《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答吴秀才谢示新文书》、《复杜温夫书》等；涉及“师道”话题的4篇，即《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答贡士萧篡欲相师书》；此类有关文道和师道的文章共计26篇，占文章总数的4．84％。

元和八年(公元813年)，韦中立要求拜柳宗元为师，写信向他请教如何写作文章。柳宗元写下了著名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加以详细的解答。

文章的第一自然段开宗明义：“辱书云欲相师，仆道不笃，业甚浅近，环顾其中，未见可师者。虽常好言论，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师来蛮夷间，乃幸见取。

仆自卜固无取，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为众人师且不敢，况敢为吾子师乎?”

书信的篇幅较长，共6个自然段落，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前面5段的内容，针对韦中立拜师的要求，明确答复说自己“不敢为人师”。接着举了两个例子，陈述不敢、也不愿为人师的理由。其一是韩愈为师之例，其二是孙昌胤行冠礼之例，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共同说明一个问题：流俗不问是非，见怪即吠，倘若独为众所不为之事，必然招致厄运。

韩愈为师的情况是最有力的说明。由于魏晋以来，社会风气衰落，人们都以言师为耻辱。韩愈写了《师说》一文，招收后学，敢为人师，想与流俗抗衡，结果遭到众人的耻笑和谩骂，被视为狂人。由此可见，敢为人师，要冒极大的风险。柳宗元用“蜀犬吠日”和“越犬吠雪”的两个典故，来说明为师者并无过错，问题出在那些见怪即吠的世人身上。柳宗元作为被贬之人，不愿为一个“师者”的名号而自取其辱，但并非否定“师道”。实际上，柳宗元当年在长安做官时，就有数十个后学之士，经常到他家去求学请教。虽然他不愿担为师之名，但却可行为师之实，并愿意将自己半生为文的经验之谈，毫无保留地告诉给对方。

第二部分为后面的第6自然段，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写作观点。作者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着重阐明了“文以明道”说，强调写文章不能片面追求词藻、声韵等形式上的华丽动听，而应该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端正写作态度，绝不能掉以轻心；同时，还要加强写作技巧的锻炼，广泛参考前代作家的成功经验在答复严厚舆秀才、袁君陈秀才和贡士萧篡的书信中，他也再三强调为什么“拒师名”而“取师实”的道理。

在《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中说：“仆之所拒，拒为师弟子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曾嗔目闭口耶?苟去其名，全其实，以其余易其不足，亦可交以为师矣!”明白无误地告诉严厚舆秀才，我之所拒，拒为师弟子名，而不敢当其礼。至于言道、讲古、穷文辞，凡是有前来询问(请教)的人，我的确未曾视若无睹、闭口不言呀!假如去掉老师的名份，而取老师与弟子的事实，用您的长处来弥补我的不足，也可以交流沟通、互为老师呀!

三、因材施教，苦口婆心元和四年，柳宗元的岳父杨凭，自京兆尹蒙冤被贬临贺(今广西贺州市)尉，他的妻弟杨诲之随同前往。亲友们途经永州，与柳宗元相聚甚欢。次年，诲之临行告辞，柳宗元送他出门，看见有车辆经过，便指着车辆对他进行告诫：“材良而器攻，圆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则速坏：工之为功也，不功则速败。中不方，则不能以载；外不圆，则窒拒而滞。方之所谓者箱也，圆之所谓者轮也。匪箱不居，匪轮不涂。吾子其务法焉者乎?”(《说车赠杨诲之》)柳宗元以车辆为比喻，谆谆劝勉杨诲之，说“材质不优良，就会很快腐坏；工匠的能力不强，功夫不到则容易衰败。如果中间不做成方形，就不能用来装载(更多的东西)．夕面不造成圆形，则运行要受到阻碍。方是所谓的车箱，圆即所谓的车轮。没有车箱不能装载，没有车轮不能在道路上运行”。希望杨诲之务必要取法于车辆，像车箱那样气量恢弘，像车轮那样周而通达，像车轴那样“守大中以动乎外而不变乎内”，才能达到“险而安，易而利，动而法”的境界。

文章最后指出：“凡人之质不良，莫能方且恒。质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圆遂。”因为诲之是自己的亲戚，虽然幼年时资质不特别突出，但通过后天的努力会越变越好。

柳宗元对其寄予厚望，图其“任重而行于世”，又担心他在处世方面还不能周而通达，“圆其外者未至”，因此，特地把这篇文章写下来，托人捎去给他，以资参考。

元和五年(81O年)十一月，柳宗元听说次年正月十六日，宪宗皇帝将要去长安东郊，举行籍田大典。按照以往的惯例，大的庆典必定会有大赦，虽然自己“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列”，而且像被贬长沙的贾谊一样，无缘参与这种规模宏大且相当隆重的庆典活动．但他期望岳父杨凭的冤情，能够得到洗雪。因此，喜不自禁地写了《与杨诲之书》，托福来捎去。信中说：“丈人之冤闻于朝，今是举也，必复大任，丑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贺甚贺!”其意是说．岳父的冤情早就传闻于朝廷，这次举行大庆典，必定会被重新委以重任，那些诬蔑丑化正人君子的小人，再不敢肆无忌惮地张嘴胡言乱语了。这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呀!

书信中，对杨诲之少年时气质平平，到后来“气益和，业益专，端重而少言”，而如今“文益奇．艺益工”的成长变化，十分欣喜和赞赏，希望他恪守君子之道，“方其中，圆其外”，认真领悟自己所撰写的《说车》那封书信的深刻含意。

杨诲之到贺州之后，曾经写过三篇文章，都流露出“不欲出于世”的念头。元和六年(811年)的四月十八日，写了一封回信，托张操带来永州。信中，对姐夫的《说车》之言不以为然，他觉得应该“柔外刚中”，认为自己“不能为车之说”，“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荣”：并表示要任心而行，肆志而言，以甘罗、终军为榜样，欲为阮成、嵇康之所为。

柳宗元反复阅读了妻弟的来信，为其治学态度和人生的取向深感忧虑，撰写了一封长达三千余字的《与杨诲之第二书》，再三重申“方中圆外”之旨。他引述诲之的言论，逐一加以解释和驳斥，旁征博引，并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深刻教训为例，条分缕析，谆谆开导，希望杨诲之能够既方其中亦圆其外，以免重蹈自己当年的覆辙。

他在信中认为，甘罗卖弄自己的口舌，为了使秦国得到利益，不惜背弃与己结盟的燕国，反而去跟赵国联合，给燕国造成危害。天下之人因此而更加知道秦国既无礼又不讲信义，视函谷关如同虎豹之洞穴，这其实是甘罗等人所造成的结果。终军为人阴险狡诈，不能以王道来规劝汉武帝的好战之心。视天下百姓的劳苦，如同观看蚂蚁在搬移洞穴，将战争当成好玩的游戏；千里征战，死于胡越的军人无数，不但不能谏止而且怂恿此事。终军自告奋勇去出使南越，说服南越王臣归顺汉朝，随同而去的淫夫少季，私通越王的太后，想暗中夺取他人的国家，其才智不能判断形势的安危，结果同时死在那里。

在柳宗元的心目中，甘罗和终军，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不值得仿效。而杨诲之竟然羡慕他们，岂不是“贱本而贵末，夸世而钓奇”吗?

针对杨诲之消极的人生取向，他苦口婆心地进行劝说，认为现在的皇上非常英明，正在大力提拔有道之士，努力实现“中兴”，那些形貌枯槁、隐匿于山林或被贬流放的高人雅士，都在摩拳擦掌，期望能辅佐尧、舜一样的明君，生怕来不及出世，以成就一番事业。老岳父目前正在为国家施展他的才华，重任在肩．为天下的振兴而出力。年轻如诲之怎么能不愿出世呢?应该要积极出世，走上仕途。

并且．他还毫不留情地批评杨诲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气未定，而忽欲为阮成、稽康之所为，守而不化，不肯入尧、舜之道，此甚未可也!”意思是说，你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志向未定，忽然要学阮咸与稽康的行为，守而不化，不肯将尧、舜之道，当作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这样做极为不可!

“守而不化”的含义，就是面对外在变化莫测的世界，应该通达和顺应；而在自己的内心要有所秉持，保持真我本色。

俗话说：“良药苦lZl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几封书信，是亲戚之间的坦诚相见，更是对青年才俊掏心窝子的话，恳切之态，溢于言表。

四、口讲指画，心诚以行柳宗元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给虚心求教的袁君陈秀才，开列了一串“必读书目”，告诉这位秀才：

“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毂梁子》、《太史公》甚竣洁，可以出人。”以上这些书，都可以作为参考与借鉴。

柳宗元说：“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秀才志于道，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道苟成，则悫然尔，久则蔚然尔。源而流者，岁旱不涸。蓄谷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则成而久者，其术可见。虽孔子在，为秀才计，未必过此。”

柳宗元着重强调作家的主观修养。他认为，文章要以行动来作为依据，首先应该内心诚实。秀才(你)有志于文学之道，必须谨慎从事，不要有怪诞的念头，不要被杂乱的事缠绕，也不要企图快速彰显自己的名声。文学之道假如能够成功，那也是诚实(专心致志)的结果，时间长了才能兴旺发展起来。源泉充沛的河流，再旱的年头也不容易干涸；粮仓中存满了稻谷的人，不会惧怕灾荒的年景；家中珍藏着玉石珠宝的人，不用担心会饿死。因此，那些长期坚持并成功的人，他们的方式方法或技巧，都明显可见。即使孔老夫子在，他来为秀才你设计，也未必能有其它的主意。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作家的主观修养，是写作成败的决定要素。柳宗元认为，立言要顾于行，言行必须一致，不能口中讲的是一套，行动上又是另外的一套。有志于文学之道的年青人，不仅要端正自己的写作态度，而且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主观修养。人品决定文品。文章的格调是否高雅、清新，是否低劣、粗俗，跟作家有无正确的情调息息相关。

古话说：“纸上得来终须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柳宗元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他在贞元八年(公元793年)的二月，21岁登进士第，当年五月父亲就因病去世，只好按照习俗在家守丧3年，24岁完婚，26岁才开始做官从政，33岁被贬到偏远的永州，过着长达十年的“羁囚”生涯，但却能在当时的文坛上和韩愈比肩而立，共同高举文体革新的大旗。柳宗元能够取得如此重要的地位，不仅是文学见解非常精辟、深刻，在理论上有较多的建树，更重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所撰写的大量作品，足以成为一代的楷模。

在永州时期给柳宗元写信求教文章的，有一位叫崔黯的。他是代宗朝宰相崔宁的侄孙，“好辞工书”，喜欢书法，热心钻研应付科举的骈文。柳宗元答复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凡人好辞工书，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学道以来，日思砭针攻熨，卒不能去，缠结心腑牢甚，愿斯须忘之而不克，窃尝自毒。今吾子乃始钦钦思易吾病，不亦惑乎?”

柳宗元在这里结合自己的经验教训，论述了文与道的关系。他首先肯定“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就是说，书法也好，文章也好，都有作用，即应是“明道”的。所以他反对单纯地“好辞工书”，而强调“之道”，并进而强调所“之”的“圣人之道”应是“及乎物”的。他对崔的“好辞工书”，给以委婉的批评，十分诚挚地谈到自己的教训，希望对方不要蹈其覆辙。

崔黯，字直卿，卫州(今河南卫辉市)人，唐太和二年(公元828年)登进士第。开成初年为青州从事，人为监察御史。会昌中迁谏议大夫，大中初为江州刺史。(事迹见《旧唐书·崔宁传》附传)韦中立，永州刺史韦彪的孙子，他千里迢迢，自京师来到永州，要求拜柳宗元为师。子厚虽然不敢为人师，但被他求教的真tY诚意所感动，于是现身说法，“尽以平生为文真诀告之”。韦中立后来于元和十四年(公元8l9年)登第，而柳宗元于这一年的十月五日，在更加偏远的柳州因病去世，年仅47岁。

贡士廖有方，交州(今广州市)人，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下第，曾来永州，请柳宗元为他的诗集作序。柳宗元不仅写了《送诗人廖有方序》，而且还作了《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以自己“为文”和“做官”的坎坷经历，供他作为借鉴。廖有方次年(公元816年)终于登第，授校书郎，后受辟使府，官居显职廖有方、崔黯和韦中立等人的登第，虽然是由于他们自身的奋发努力，但也与柳宗元的“口讲指画”有着一定的关联。

五、借古鉴今，烛照后来在柳宗元写给向他“求教”之青年一代的书信中，所涉及到的典故与历史人物，比比皆是，如“冯妇好搏虎，卒为善士；周处狂横，一旦改节，皆老而自克”、“子产之乡校不毁”、“吾子且为蒲捎、歇醍”(《与杨诲之第二书》)。

柳宗元引用“冯妇搏虎”和“周处改节”的典故，来启发杨诲之，说明品行再差的人只要愿意改恶从善，励志好学，也能够让人们交口称赞。

“子产不毁乡校”见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国人在乡校里走动，议论当前执政人管理的好坏。郑大夫然明告诉子产说：“干吗不把乡校取消呢?”子产说：“为什么要这样?乡人们白天劳动，傍晚休息时到乡校走走，谈论执政者的好坏。他们提到我办得对的地方，我就继续执行；他们提到我办得不对的地方，我就加以改进。这些人都是我的老师呀!如果情况这样的话，为什么要毁掉乡校呢?”

“蒲捎”见于《史记》，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马，号蒲捎。

“歇醍”见于《汉书》：苏秦相燕，人恶之燕王，燕王食以觖疑(驮醍，音决题。孟康云：骏马也，生七El而超其母)。柳宗元引用“子产不毁乡校”的典故，来启发杨诲之，希望他“善者则行之，恶者则改之”，以众人为师，成为“蒲捎”和“驮程”一样的千里马。、

“仆之朴朕专鲁，而当惠施、钟期之位，深自恧也”：

“仆之狭陋蚩鄙，而膺东阿、昭明之任，又自惧也。乌可取识者欢笑，以为知己羞?”“谨以所示，布露于闻人，罗列乎坐隅，使识者动目，闻者倾耳，几于万一，用以为报也。”

(《答贡士沈起书》)柳宗元在答复贡士沈起的信中，态度非常谦逊。他认为自己朴实而有些木纳，孤陋寡闻、粗野拙劣，被对方视为惠施、钟子期、东阿和昭明一样的人物，感到深深的惭愧，为他们的过分抬举而深感恐惧。他觉得自己平时所撰的文章，只能供人们参考，如果能够达到让“识者动目，闻者倾耳”的地步，就算是对朋友们最好的报答。

“若宋襄公好霸而败国，卒中矢而死。”(《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宋襄公，宋桓公次子，姓子，名兹甫(公元前?年一公元前637年)，春秋五霸之一，为宋国君主，于前650年至前637年在位。

“仆之心固虚矣，又何鲲鹏，互乡于尺牍哉!”(《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对于请求自己担任老师的请求感到“心虚”，怎么敢与鲲鹏相比呢?人人都有向善之心，通过书信(尺牍)的交流，互相都能认识到过去的不足，方能奋发向上，有所进步，有所追求。

总而言之，柳宗元不仅是当年那～代青年的良师和益友，而且其书信中所蕴涵的师道观、人才观、学习观、教学观和育人观等等，基本上是源自自己人生经历和教训．因而更加令人信服，更加容易被青年才俊们接受。直到21世纪的今天，对于我们提升办学指导思想、进行教师选拔和培养、指导教育与教学、培养当代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