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和文献的学习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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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政协会议期间提了一个提案，建议将整理出版咸宁文献丛书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没想到被发改委采纳了，写入了规划《纲要》。为了跟踪促办，今年在计划工作时，决定做一项专题研究，以推动整理出版工作尽快开展。7、8月间，与有关领导一起，调查了全市各县级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查看了收藏情况，并与收藏单位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天气很热，事件较短，也只能说是走马观花；但作为调查报告撰稿人，案头工作还是做了不少的。

一、调查发现，目前存世的咸宁古籍文献为数不少，其中多数有整理出版价值，但市内机构保存极少，校勘出版更少。这些古籍文献但绝大多散藏于国内及国外图书馆不能“回家”，另有一些民国时期未出版的钞本、稿本和民间文献，多数已经散佚，少量幸存的也处于“濒危”状态，较少有人关注。它们既有历史研究价值，也有档案收藏意义，亟待引起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视，加以收集保存、抢救整理和开发利用。调查中，笔者了解到的基本情况是：

——数量不少，但征集收藏不多。现存咸宁地方人士各种著述数百种，另有少量外籍人士所作的涉及咸宁的著作，这些著述构成了咸宁文献的主体。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收录此前古籍书目100289种，咸宁人著述入选约16种。宣统《湖北艺文志》记载咸宁籍作者320余人、著作510余种。据文献记载，咸宁历代方志约46种，现存20种，其中咸宁县志3种、通山县志3种、通城县志3种（残本1种）、嘉鱼县志5种（残本1种）、崇阳县志4种、蒲圻县志4种。辛亥以降，咸宁人士著述也有不少。近年出版的“四库”系列，包括《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及补编、《四库未收书辑刊》及补编等，收录咸宁古籍文献约17种；“方志”系列如《故宫珍本丛刊•湖北府州县志辑》、《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清代孤本方志选》、《中国道观志丛刊》等，收录咸宁志书12种，保存了大量咸宁地方文献。

据调查，市内各级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收藏古籍数量不多，大体分三类：一类是县志，存世志书共20种，但市内各种机构收藏的只有16种，其中还有五种不全；一类是专门志，包括嘉鱼、蒲圻、通山3种《乡土志》，九宫、太平2种《山志》、嘉鱼《堤志》、《蔡墩育婴志略》、《续修华陂志》、《通城学田图志》、《贤亲录》等10种；一类是诗文集或笔记，调查发现市内各馆收藏的只有《大影楼集》、《熊鱼山文集》、《两崖集》、《湛辉阁草》等几种。目前未收入各种丛书影印出版的咸宁文献，尚有多种存放海外如日本、美国等图书馆以及国内各图书馆和私人手中。如明代汪文盛《汪白泉先生选稿》、汪必东《南隽集》文类二十卷六册、刘景韶《大白原稿》十三卷六册，今存于日本内阁文库；乾隆十七年《崇阳县志》十卷，藏美国国会图书馆；清雷以諴《雨香书屋诗抄》，藏大连图书馆。而藏于国家图书馆、省图书馆、北大、武大等图书馆以及民间收藏的稿本、钞本等则更多。这些古籍文献不能回到故里，自然无法为地方文化、经济建设服务。

——内容丰富，但保护利用不够。从各种书目的著录情况来看，咸宁文献内容比较丰富，涵盖古代图书分类的经、史、子、集四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从宣统《湖北艺文志》收录情况看，经部58种，史部73种，子部75种，集部255种，记载地方事实的50种。经学著作反映了古代社会政权主导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多数不存，史部成果则很可观，一些史著受到当代学者的重视。如明代廖道南的《楚纪》和《殿阁词林记》、朱廷立的《盐政志》、熊开元的《鱼山剩稿》、蒙正发的《三湘从事录》等。集部集中反映了古代咸宁著述丰硕成果，著录书目数量最多，信息量大，很多涉及咸宁的自然山水、历史事件、社会生活和民俗风情。明清以来，咸宁文人注意搜辑整理前人的文献，如崇阳汪文盛任福州知府时，曾整理刻印“三史”（汉书、后汉书、五代史），号为精品；蒲圻张康逊、张国淦父子致力搜集方志和乡邦先贤著作，辑成《湖北书征存目》十四卷，体现了重视历史文献的文化传统。

调查发现，由于种种原因，古籍收藏不多，保存状况也不容乐观。许多单位缺经费投入、缺存藏条件、缺保护和修复人才，古籍因老化、脆化、受潮、虫蛀而破损严重，有限的藏品面临损毁的威胁。而且它们长期尘封，读者不知所在，难以得到利用。崇阳有古旧图书近千册，既未造册登记，更无保护措施，其中有没有、有多少地方古籍文献也不清楚，尘封虫蛀，十分可惜。通山几种原版县志和《九宫山志》，也不同程度的受潮、虫蛀。此外，在咸安、通城也发现一批珍贵古籍，保存条件同样不理想。古籍保存状况亟待引起重视，修复工作迫在眉睫。

——价值较大，但整理出版不够。有一些著述是很有分量的。如明清文人的集部著作、历代关于水利的著述等。再如方逢时，清代学者毕沅称他是明代三百年间立德、立功、立言“兼综厥美，尊闻行知并行不悖”的人物，其诗文集《大隐楼集》主要是他任大同巡抚时的经历、见闻与感想记录，堪称“边塞记”，对于理解十六世纪后半期以来蒙古族历史和蒙汉关系史、我国长城地带民族文化的融合进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传统颇具价值。2009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将其整理出版。再如明清关于堤防、陂堰、道教的著述，关于造纸、茶业的记载，反映了当时咸宁地区的社会发展与生产概况，最能体现咸宁文化特色。挖掘研究本地的桂文化、竹文化、温泉文化、山水文化，都离不开古籍文献，单靠传说和虚构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此外，《四库全书》和几年来的“四库”系列汇纂的作品质量都不弱，咸宁文献入选不少，本身也说明了它的价值。

实际上，咸宁古籍文献整理工作尚未起步。一些散藏海外或国内图书馆的咸宁地方文献，如各县同治年间的县志、“四库”系列等，虽然得到影印再版，但仅仅是提供给专业人士阅读，不能算是整理。幸运得到整理的，仅仅是前述方逢时的《大隐楼集》和蒙正发的《三湘从事录》。八十年代以来，市内一些有识之士涉足古籍文献整理，但囿于出版资金，也只能是偶尔为之。崇阳县点校出版了同治《崇阳县志》（崇文书局）、《黄少谷集》（内部资料）等地方文献著作，实属难能可贵。大量反映咸宁历史文化的古籍文献不能得到校勘出版，多数人无从了解咸宁历史文化，以致造成了咸宁没有历史文化积淀的错觉，甚至于在面对外地文化时胆怯心虚、自惭形秽，在宣传本地文化时传讹作伪，自欺欺人。

二、文献是记录人类知识与历史的载体，整理出版文献是积累、传播和继承文化信息最有效最重要的手段。了解并研究咸宁历史，从中获得对今天发展的启示，需要通过研读文献来获得。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不少地方纷纷启动了古籍文献整理工作，甚至一些小县也在做这项工作，并且做出了成就。相比之下，咸宁的历史文化底蕴并不逊色，只是没有全面普查搜集地方古籍，没有系统整理地方文献。是哪些因素制约了咸宁古籍文献的保护、整理呢？究其原因，既有认识问题，又有能力问题。

建国以后的政治运动和教育实践，使传统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尤其是中大量古籍文献被认为是“四旧”、“毒草”而遭毁弃。改革开放以来，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搞了一些民间文化、群众文化、流行文化，对历史文化则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漠视、冷落和淡忘。积淀多年的历史文化资源没有得到深入挖掘整理，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当代文化的发展处于割裂状态。于是，真文化埋没隐沦，伪文化大行其道，近年来出现一些夸大其辞的宣传和严重失实的说法，竟然走俏媒体，流行市面，无人证讹揭伪。认识不清是第一个问题。

截至目前，对全市古籍的遗存和收藏状况，尚未进行系统普查；对本地古籍文献、乡贤著作等，更没有准确统计。《四库全书》中咸宁籍人士著作16部，《湖北艺文志》载乡贤著作有510余种。经过自然和人为的毁损，至今还有多少幸存于世，有多少需要投资收回，有多少值得整理出版，亟需抓紧调查研究，迅速予以确定。否则，难以列出整理出版计划。家底不明是第二个问题。

古籍保护和整理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古籍普查、征集、修复、整理、出版等工作，没有经费寸步难行。通山县发现南林、杨芳私人各有一批古籍，但图书、档案部门均无力采购保护。县级图书馆每年图书订购经费四五万元不等，工资以外无办公费，遑论古籍征集保护、整理出版。各级政府要加大投入，还可以制定优惠政策，鼓励社会捐赠，设立古籍保护整理研究基金。经费不敷是第三个问题。

这些年来，地方古籍文献的保护、整理、修复、研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这方面的人才既未培养、又未引进。文化老人相继凋零，年轻一代明显断层，读得懂、读得进古籍的相对较少，纵有一堆宝贝，也是无人识货。专门机构对乡邦文献竟然一无所知，整理研究工作自然无从开展。人才不足是第四个问题。

三、一个地方的历史文献是难得的文化积累和文化遗产，是展示当地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整理出版《咸宁文献丛书》被列入“十二五”规划，正如笔者所愿。但此项工程相当庞大，需要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充分负责，从规划设计、组织协调、机制保障等方面入手，采取措施，扎实推进。具体提出这么几点建议：

——认识要有高度。古籍文献作为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对当代建设而言无疑是一笔宝贵财富。整理出版《咸宁文献丛书》，事关经济和文化建设，功在当代，惠及子孙。从近处说，这项工作有利于促进城市建设和旅游开发，推动地方文化研究，加重对外宣传份量，寻绎地域文化精神，传承地方历史文脉，为群众提供精神产品，使之增强文化自信。往远处说，整理地方古籍文献，将优秀历史文化传之子孙，留之后世，火尽薪传，也是一代人的责任。如果现在不做好抢救整理工作，让珍贵的历史文献在自己手上失传，就对不起前人，也对不起后代。此事若做得好，功德无量，胜建十处形象工程。

——实施要有步骤。整理出版《咸宁文献丛书》，工作实、任务重、难度大，建议分三步走：第一步，摸底。普查是抢救保护的基础，也是整理出版的前提。应由文化部门全面开展古籍普查，建立古籍名录，搞好修复工作。可设立文史研究会，组织一批历史文化爱好者开展研究，尽快弄清咸宁文献的家底。第二步，收藏。用一年时间，把建国以来未能再版而存于海内外各图书馆或市内私人收藏的咸宁文献，全部用复印或胶片方式复制“回家”，供研究整理使用。第三步，整理。按照学术、艺术等标准，以史、子、集为主，选取40种左右代表性古籍文献，制定整理出版计划，确定校勘体例，落实点校人选，聘请专家会审，争取每年出版10种，四年时间完成。整理出版工作可分“咸宁史志丛刊”、“咸宁先贤遗著”两大部分展开，前者包括咸宁20种旧方志、各种专门志，后者包括历代名人诗文集、笔记、日记等。

——运转要有机制。一要加强领导。建立《丛书》整理出版领导小组，由市政府主要领导牵头，发改委、财政局、文体新局、方志办、档案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领导小组可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组织协调。县市区成立相应的机构。二要成立专班。成立《丛书》编辑委员会，分设“史志丛刊”、“先贤遗著”两个编辑部，聘请顾问和专家，负责日常编务工作。三要建立机制。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统筹经费、分头整理、统一出版，市领导小组负责下达丛书整理出版计划，编制经费预算；县市区领导小组负责筹措部分经费。编辑委员会及其下设的编辑部，负责落实点校整理人选，与有关专家签约，由专家分头整理。四要保障经费。各级财政部门要把古籍的普查、征集、修复、整理、出版等专项经费列入预算，及时拨付，保证该项工作正常开展。

——成果要有利用。要注重利用文献保护整理成果，发挥其在学术研究、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文化、史志部门最好是进行数字化，建立面向公众的网站，提供方便快捷的古籍文献服务。也希望政府把历史文化研究的成果运用于建设地方的实践，通过开办全省、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促进咸宁文化建设，提升咸宁城市形象。

旧鞋合脚，敝帚自珍。以上内容，按照惯例将形成一份报告，送有关部门参考。但此稿尚未经同人商议，属一己私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