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礼仪风俗诏的教化思想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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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义道德作为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词语，“教化”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出现的频率颇高。从语义上说，“教化”有教育、感化的意思；而从实际意义上说，“教化”则是指用教育、感化的方法改变人心、风俗，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教育明朝(尤其是明初)是中国历史上教化比较成功的一个时期，无论是教化的内容、教化的方式，还是教化的效果，都值得我们关注。而这一切都与明太祖朱元璋的教化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朱元璋对教化的认识，指导了明初甚至有明一代的教化活动，是明王朝制定教化政策和软化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教化思想的形成

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了《正礼仪风俗诏》，实际上宣告了教化活动的全面展开。诏书一方面回顾了教化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痛陈当时民风之劣，“道理未臻；民不见化，市井乡间，尚然元俗[1]”。表明了教化的必要性。此后，朱元璋又以诏书、训谕等方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全面、具体的论述。

朱元璋认为，教化肇始于三皇五帝时期，“三皇立极，寻民以时，庖厨稼穑，衣服始制，居民舍焉。五帝之教以仁义，不过遵三皇之良规，益未备之时宜”[1]。从夏、商、周开始，教化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并被长期保留下来。“自周至于汉、唐、宋，增减损益，用乃是国昌。民受时宜，家和永康。”[1]教化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夏商周三代，还是汉、唐、宋等，其稳定、繁荣无不与实施教化政策有着一定的关系。“昔圣人以德化天下，则民乐从者众，否从者寡，天下治矣。”[2]朱元璋最推崇的是夏、商、周三代，“三代而上治以心，三代而下治以法。心则道德仁义，其用无穷；法则权谋术数，其用有时而穷，故择术不可不慎也。”[3]他认为，三代是以教化作为治国的主要手段，刑罚则是次要的、辅助性的。这与后世的法为主，教为辅的治国方式迥然不同。“先王不施赏而民观于善，不施罚而民不为戾，何也?仁义本之也。商变夏，周变商，仁义未尝改。”[4]正因此，朱元璋认为，三代树立了一种模式，是后世的楷模。相反，朱元璋对汉朝的统治评价不高，认为“汉治”不如三代，根本原因是汉朝对教化重视不够，未能“制礼作乐，复三代之旧”[4]。基于这样的认识，朱元璋提出明王朝要效法夏、商、周三代，“治国以教化为先”[5]

朱元章对明初社会风气的忧虑和不满也是他重视教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而奴仆贱隶往往肆侈于乡曲，贵贱无等，僭礼败度。”[6]“兵乱以后，人习斗争，鲜知礼义”。[2]朱元璋认为，元朝近百年的统治是导致社会风气恶劣的主要原因。一方面，蒙古统治者把本民族的一些落后习俗带到中原，影响了汉人。如明初南京“循习元氏旧俗，凡有丧葬，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惟较酒肴厚薄，无哀戚之情”[7]。另一方面，元朝统治者对传统的纲常礼教不够重视，封建的礼义道德越来越被人们忽视。“自元氏废弃礼教，因循百年，而中国之礼变易几尽。”[7]“先王衣冠礼义之教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2]到明初，人们的道德观念已极为淡薄。“乡邻亲戚，不相周恤。甚至强凌弱，众暴寡，富吞贫，大失忠厚之道。”[8]这种封建道德的沦丧，往往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也不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朱元璋认为，要改变社会风气，靠法律等强制性手段是无法奏效的，所以他主张：“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改污染之俗”。[2]即通过教育劝化的方式，宣传封建礼义道德，来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

对于教化的可行性，朱元璋深信不疑。他认为，人有愚贤，但其善恶既非天生的，也不会一成不变。“民之为恶，犹衣之有积垢，加以浣濯，则可以复洁，污染之民，以善导之，则可以复新矣。”[8]朱元璋强调教育对人的重要，认为通过教育可以使人成材，“马虽至驽，策励可以致远；木虽至朴，绳削可以致用；人虽至愚，勉教可以成材，故圣人之教无弃人，君子之化无鄙俗”。[7]朱元璋认识到环境对人的巨大影响，他举例说：“夫越与鲁相去甚远，使越人而居鲁久，则必鲁矣；鲁人而居越久，则必越矣。非人性有鲁越之异，风俗所使然也。”[7]所以，朱元璋主张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大力开展教化活动，逐步培植起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这样才可能使人人向善。“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即中材或附于小人。”[8]朱元璋肯定了教化在改变人心、风俗方面的作用，也就是肯定了教化在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所以，他总结说：“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8]将教化与“致治”连在了一起。

二、教化思想的内容

那么该怎样进行教化，怎样去改变人心和风俗呢?朱元璋认为，教化应以宣传、倡导礼义道德为核心内容，“敦信义而励廉耻，此化民之本”[4]。只有礼义道德观念深入人心，社会风气才会好转，封建统治才会稳定。“世之治乱本乎人情风俗，故忠信行则民俗淳朴。”为此，朱元璋明确提出了“教化必本诸礼义。的教化方针。

朱元璋非常重视礼制在教化中的作用，主张以“礼”教民，用“礼”来约束百姓，规范百姓的行为，使人们树立等级尊卑观念。“礼所以辨上下而定名分。”[9]‘礼以辨贵贱，明等威。”[7]他把“礼”放在了一个极为特殊的位置上。“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纪纲，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7]“有礼则治，无礼则乱。”[7]这是从大的方面而言的，即“礼”可以使国家井然有序，可以使政权得以巩固。而从小的方面说，“礼”又可以“防欲”，即约束、限制人的欲望。所以朱元璋指出：“人之害莫大于欲，惟礼可以制之。先王制礼，所以防欲也。循礼可以寡过，肆欲必至灭身”。朱元璋十分重视“礼”在教化中的作用，一方面制定礼制，将“礼”制度化、法律化；另一方面进行大力宣传。他命儒臣编成《礼制集要》一书，“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丧祭之仪，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为条格。”“颁布中外，使各尊守。”礼制明确了人们的等级尊卑，它要求百姓安分守己，循规蹈矩，这对封建统治的巩固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如果说“礼”是封建道德的基础，那么“忠孝节义”则是封建道德的核心内容。所以，朱元璋对“忠教节义”的倡导可说是不遗余力。“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亲，则人道立矣。”[10]“忠”作为一种道德范畴，主要是针对贵族官僚而言的。朱元璋以对待忠于元室的元朝官吏的态度，表明了自己对于“忠臣”的赞赏和敬重；“或优之以礼，或宠以褒赠，或列诸秩祀，或录其子孙。”[11]“孝”作为一种道德范畴，则更具普遍性。朱元璋指出：“孝者忠厚恺悌”。[4]即孝顺父母的人也往往兼有其他美德，如忠于君，悌于兄，友于弟等。在这一点上，朱元璋继承了儒家思想的传统观点：“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12]正因此，朱元璋把“孝”作为最重要的道德进行宣传和倡导。洪武八年(137年)，杭州有民犯罪，其子愿代父刑，朱元璋亲自处理，释放其人，并说明了这样做的意图：“此美事也。姑屈法以申父子之恩，俾为世观。”[7]其后，山阳县又有人请求代父受刑，朱元璋再次加以宽释，并重申：“朕为孝子屈法以励天下。”[8]朱元璋态度很明确：为了倡导“孝行”，“屈法”也是值得的。所以明人曾评价说：“皇明以孝治天下。”[13]此外，朱元璋还以旌表的方式，提倡“节义”。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诏天下郡县，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事关风教者，其悉以闻”。[14]而在此前，明廷已旌表了许多孝子、节妇。如洪武六年(1373年)，“旌表孝子姜瑜及节妇潘氏”[7]。洪武七年(1374年)，“旌表济南府沂州民王辅妻张氏、海州民宋谷梁妻王氏、沐阳县民曹良佐妻姚氏、淮安府山阳民耶律养正妻韩氏贞节州”[7]等等。后来，明王朝对节妇的旌表逐渐制度化，“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者，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15]。

在推行礼制和提倡封建礼义道德的同时，朱元璋还重视“尊老敬长”风气的培植。“尚齿所以教敬，事长所以教顺。”[7]他要求“民间岁时宴会，拜揖坐次皆序齿”[4]。又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行养老之礼”。他多次“诏有司存问高年”，对各地老人定期地进行慰问和赏赐，并逐渐制度化，“贫民年八十以上，月给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岁加帛一匹，絮一斤”[5]。同时，朱元璋还提高老人的社会地位。洪武五年(1372年)，在各地乡间建“申明亭”，由本里百姓推举正直的里甲老人主持，在亭内张榜公布本里有过错人的姓名及过错行为，并由老人“理其乡之讼”，“凡户、婚、田、宅、斗欧事，本里老人断决”[4]洪武三十年(1397年)，“令天下里置木铎”，由里甲老人持铎巡行诵唱：“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又在每村置鼓，由里甲老人“农月晨而鼓之，鼓鸣众集，及时力耕，老人督其怠者，婚丧随着”[4]这样，老人成为乡间举足轻重的人物。朱元璋希望通过提高老人的地位，树立起尊老敬长的风气，同时也希望由老人理民事，宣教化，能使乡间风俗日渐淳厚。

三、教化思想的历史意义

朱元璋继承了传统的教化思想，同时又对教化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从教化内容方面说，朱元璋沿袭了历史传统，即仍以礼义道德为核心内容，但同时，他又把法律知识的宣传与普及纳入到教化范畴，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不仅使教化的内容更丰富、更充实，也使得明初教化更务实，其效果也就更加明显。其二，从教化方式来看，朱元璋注重多途径、多手段的结合。在他的要求和指导下，明王朝确立了推行老人制度、行乡饮酒礼、旌表节义、教民榜文及官吏亲自劝教等多种教化方式。这种多途径、多手段相结合的教化方式无疑有利于社会风气在短期内的好转。其三，朱元璋把教化与学校教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学校不仅是培养统治人才的地方，同时又是传播封建礼义道德、引导社会风气的场所。所以，他提出了“教化以学校为本”。[5]的主张，不仅完善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学校制度，而且还在民间设置了以百姓子弟为教育对象的社学，其目的很明确；“庶可导民善俗也。[7]”

参考文献

[1]傅维鳞.明书.卷51.“纶涣志”.

[2]明太祖文集.卷4.卷46.

[3]谈迁.固榷.卷2．

[4]国榷.卷2.卷3.卷8.卷5.卷10.

[5]明史.卷3.卷69.“选举志一”．

[6]余继登.典故纪闻.卷2．

[7]明太祖实录.卷35.卷37.卷80.卷81.卷82.卷87.卷96.卷102.卷126.卷168.卷182

[8]典故纪闻.卷1.卷3.卷5．

[9]王伟.王忠文公集.卷7．

[10]明通鉴.卷8．

[11]功伯衡.苏平仲文集.卷7．

[12]论语.而学．

[13]宋讷.西隐集.卷5．

[14]徐一夔.始丰稿.卷14．

[15]明会典.卷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