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惩罚教育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导语：我国古代惩罚教育对现代教育的启示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摘要]从文字起源的视角分析古代的教育惩罚，可以清楚地看出，惩罚是教育的伴生物，是教育的手段和工具，其发展具有自身内在的规律。古代教育惩罚与古代礼仪规范等传统文化相适应，具有合理性和神圣性，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对下一代实施惩戒教育，促进教育对象的社会化。借古鉴今，应当以客观、辩证、冷静的思维认识和使用教育惩罚，有效地实现教育目的。

[关键词]传统文化；古代教育；教育惩罚；现代启示

一、中国古代的教育惩罚

任何一种教育活动都是特定的文化中进行的，并深受文化意蕴和价值内涵的影响。斯普朗格（Spranger，E.）甚至说：“教育也是一种文化活动，这种文化活动指向不断发展着的主体的个性生命生成，它的最终目的，是把既有的客观精神（文化）的真正富有价值的内涵分娩于主体之中。”下文探讨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下，古代教育惩罚的“众生相”。

（一）文字起源与教育惩罚

汉字是中国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一重要组成部分，本身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汉字的产生也绝非由一人于某一时期独立创造，而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由某些必须使用文字的社会群体长期摸索、使用，然后约定俗成的结果。在殷商甲骨文中，“教”字被形象表现为：儿童在棍棒体罚的威胁下，教下一代尽“孝”。而甲骨文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字，具备了“六书”的特征，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演变过程。换言之，“教”字形象的出现有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教育惩罚”有着一个非常遥远的过去。如果把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刻符作为甲骨文的起源的话，依此类推，“教育惩罚”的历史可能有6000年，早于奴隶制国家的诞生。

可见，我国的教育惩罚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于它的出现早于奴隶制国家的诞生，这说明惩罚没有染上统治阶段的意志与价值，本质上它只是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是中性的。那么能否说明惩罚是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发生的一种规律呢？从古文字学的角度讲，“教”字的甲骨文形象表明，惩罚是教育中与生俱生、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是教育过程中的一种内在表现、内在必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缓慢提高，尤其是在氏族公社晚期，人类的社会性明显增强，教育内容中不仅包括生产劳动教育，而且增加了生活习俗教育、原始宗教教育、原始艺术的教育，以及体格和军事训练；到了奴隶社会，又增加了各种艰涩难懂的文化教育和枯燥繁杂的道德教育等。这些教育内容，儿童不可能像早先一样，本能般地就可学会和掌握，比如，天书一般的甲骨文就很难学。此时，教育过程中外在力量的逼迫，如惩罚的出现，就具有某种必然性。以上对汉字演变过程的简单分析和“教”字的甲骨文形象，恰好说明这一点。换言之，教育惩罚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发生的一种现象，或者说是文明继承与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

教育家杨贤江说：“自有人生，便有教育。”我们不妨大胆地在后面续上：“之后便有教育惩罚。”

（二）人格尊严与教育惩罚

1.学校教育中人格平等的缺失。实际上，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所表现的是一种由上面下的制约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是“人格平等”观念的缺失。教育成了一种“上所施，下所效”的上下关系。教师高高在上，讲究“师道尊严”；学生则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例如，中国古代最早制定的学生守则《弟子职》就规定：“出入恭敬，如见宾客。危坐乡（向）师，颜色毋怍”，“先生将食，弟子乃彻”，“先生有命，弟子乃食”，“先生将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问疋何止”，等等。为了实践与维护这种上下关系，各级学校都制定有明确的学规和奖惩制度，目的在于“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在小学，如果学生平时不认真学习、违反纪律制度、不敬师长者，将要受到处罚，即用“夏楚之物，收其威也”冥玩不化者甚至可“屏之远方，终身不齿。”在太学，学规通常分五等，违反者从“轻则关暇几月，不许出入”，到“重则夏楚，屏斥终身不齿”不等。在这种人格平等缺失的情况下，教师对学生的惩罚“如同吃饭一样习惯和有规律”“也就见怪不怪了。

2.家庭教育中人格平等的丧失。在血缘为纽带的中国家族制度中，“父为子纲”，甚至持有生杀权。如魏禧《日录》：”父母即欲以非礼杀子，子不当怨，盖我本无身，因父母而后有，杀之，不过与未生一样。“∞1在这种上下制约的关系中，没有任何尊严和人格平等。也正是因为这种家族制度，古代封建家庭十分重视家庭教育，以期望下一代光耀门楣。例如《礼记·内则》日：”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在《颜氏家训》中，颜之推认为父母应当严肃地对待儿童教育，树立威严，严加督训，”使为则为，使止则止“。为了达到教育目的，不论是怒责还是鞭笞，只要是有效的手段都是可以使用的，他甚至认为“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只有严格的教育，子女才能成器。”从中可见，正是在这种家庭制度中，在这种“父为子纲”的上下关系中，家庭教育中可滥用惩罚，而全然不顾孩子的实际需求与心理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儿童只是家族制度中的一件可以说话的工具。

3.家族制度中“门面”的维护。在家族制度中，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荣誉与骄傲，但更多的是“一损俱损”、“不肖子孙”的无奈与辛酸，故传统文化有一种“羞耻感”，十分讲究“门面”。就反映在教育中，就是个人的学业成败与否，不仅是个人的事情，而且关系到父母与教师的面子。《三字经》所谓的“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讲的正是此理。在中国所有侮词中，恐怕没有哪句比“没有教养”这四字来得恶毒、彻底！这四字不仅辱骂了此人，而且连同父母、教师都牵涉了起来。因此，在传统文化下，父母、教师都喜欢“有教养”、“听话”的孩子——这不仅反映了他们教育的成功，而且孩子受人称赞时于他们也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但艰深晦涩的课业、呆板僵滞的教学方法、儿童活泼好动的本性，以及不良的社会习气，都会使儿童不会规规矩矩听话，甚至“大逆不道”。于是，教师爱不释手的“夏楚之物”在威慑力失效之后，就可发挥立竿见影的效用。由于“没有教养”牵涉到父母，故父母不仅会对教师的惩罚表示认可，还有可能落井下石。所谓“不打不成器”，讲的正是此理。

（三）礼仪规范与教育惩罚

儒家伦理除了对个体的道德成就表示嘉许之外，极不强调个性的价值（勿宁说它是束缚和否定个性价值的）。因此，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个人没有资格享有自主的独立，不配赋予个性与自由，自然也无民主；相反，个人的生命与价值只有在礼治秩序中人与人相互依赖共处于未成年的状态才能体现。《礼记·典礼上》明确写道：“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要求每个人的视、听、言、动都要合乎礼，必须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体现在教育中，就是思想与行动无自由，重视整齐划一，强调对秩序的维护，反对标新立异、不守纪律。如《礼记·曲礼》中规定：“立必方正，不倾听”，“坐必安”；“男女不杂坐”，为的是避免“授受不亲”，等等。《弟子职》中规定：

“汎拚正席，先生乃坐”，学生则要“出入恭敬”，“危坐乡师，颜色毋作”。“受业之纪”，如有问题必须“奉手问之”，下课“师出皆起”等。

一方面固执地强调秩序，钳制人的自由；另一方面却是生陛好动，渴望自由，矛盾应运而生。怎样维护所谓的“礼”呢？除了教导之外，父母和教师最常用、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惩罚。《礼记·玉藻》日：“父命呼，唯而不诺，手执业则投之，食在口则吐之。”教师也不甘示弱，对于不守礼仪规范者，《周记·小胥》曰：“麒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挞其怠慢者。”《明会典》又日：“生员有戾规矩，并课业不精，禀膳不洁，并从纠举惩治。”更有甚者，教师可以对学生施以刑法。例如，《尚书·舜典》有“朴作教刑”的记载，郑玄作注认为，“朴”是梗楚做的刑具。到明朝，监生倘若“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讦者，即系干名犯义，有所风化”，定将该生杖刑一百。

（四）人生境界与教育惩罚人生境界

作为中国文化耀眼的一笔，浸染着整个社会，并深深影响到教育。历史上的儒、道、佛三家都非常重视人生的境界，从不同的角度应用不同的标准提出了自己的人生境界理论，为中国人的内心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副其中，作为独尊的儒家思想，对教育惩罚的影响最为深远。

1.动心忍性。

中国传统文化很讲究意志锻炼、逆境中的磨砺。

《孟子·告子下》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并认为“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疚疾”。这种思想认为人的聪明才智在于艰苦的磨炼，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教育中的惩罚，使之变得更加合理化。教师会认为，对学生所施加的各种惩罚，有利于学生意志的磨砺、理想人格的形成，否则就是纵容下一代。此外，学生在潜意识中也会默认这种外在的“磨砺”。以孔子作为“万世师表”的古代的教师，不仅有渊博的知识，而且有高尚的人格与师德。对学生，他们诲人不倦，以身作则；对自己，他们严格要求，堪称表率。正如《论语·子路》中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不能正其身，如止人何？”从某种程度上讲，教师可以堂而皇之的惩罚学生，也与教师自身的修为和严格要求有关。

2.以苦为美。

人生境界的提高，非常强调个人的主观自觉和刻苦努力，重视个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控制。《三字经》就这样告诫学生：“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这种近乎残忍的自我激励、自我摧残、自我惩罚，无疑比出自教师之手的惩罚更严重。但是，它作为教学内容写进教科书，却也告诉我们：要想成功，攀登人生新境界，就要自我不断地鞭策自我、惩罚自我，仅靠教师外部的“磨砺”是不够的。如果说，教师的惩罚是外部的、强迫的、暂时的，那么自身的惩罚则是深刻的、自愿的、永恒的。

二、教育惩罚的现实启示

中国文化自成系统，具有延续性和一贯性，教育惩罚自然也不例外，其现实启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以宽容之心理解教育惩罚

余世维教授在职业经理人讲座说道：“我们可以花10年的时间把人家50年的建筑造好，但不可能以相同的时间吸取他人的思想。”尽管我们正在积极认真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例如民主、法制、自由，但不可能在10年、20年就能消化吸收。可以说，我们的思想正处在一种“发酵状态”，“醇酒的出炉”尚需时日。因此，站在历史与文化角度，持一颗宽容心理解眼前的教育惩罚现象，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心态。

那种一味地“批中羡外”、急功近利的心态是不可取的，完全忽视背后深重的历史与文化。此外，今日教育惩罚问题之所以严重，不只在于惩罚本身，而在于受罚者的不理解与不服心。这与教师自身的素质紧紧相关联。目前，教师素质的提高，尤其是师德，仍有漫漫一段路要走，这也要求我们以一颗宽容心来认识当前的现象。

（二）以平衡之心认识教育惩罚

无疑，任教育惩罚泛滥是绝对要不得的。但教师如果碍于法律，不敢大胆地管理学生，甚至放任学生，降低自己工作的责任心，更是不可取。因为这种放任的做法与文中得出的结论——教育中出现惩罚是必然规律——相违背的。笔者认为，我国相关法律中所规定的禁止“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其要义更多的在于威慑，防止教师的过激行为和惩罚的滥用，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铁桶般地禁止。这从一侧面反映了政策制定者对中国文化的自觉运用，因为我国是一个典型“多向记时制”为特征的社会。有趣的是，理论界出现了许多与“教育惩罚”相似的术语，如“教育处罚”、“教育体罚”、“教育惩戒”、“变相体罚（心罚）”等等，并做出有关的区分，认为“教育处罚”或“教育惩戒”可以合情合理的运用，而“教育体罚”、“变相体罚（心罚）”一律禁止。这种区分最多有“分析教育哲学”上的意义，在实践中有多大意义无从可知，因为相关的法律几乎可以囊括各种“惩罚”。但出现这种玩弄文字游戏的原因，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理论界在有意无意在维护教师可以拥有对学生的惩罚权，同时也是理论界与相关法律“讨价还价”或“打折扣”的写照。

（三）以务实之心减轻教育惩罚

我国出台的相关法律，虽然起到威慑的作用，但终究还带有一刀切的味道。就连以民主、自由、法治标榜的美国，也不是所有的州废除了体罚；而一些曾经废除过体罚的国家，如英、德、泰等国，又开始“死灰复燃”；而像日、韩等国，教师仍保有体罚权，只是有更量化、细化的法律条例。但对于什么是“变相体罚”，许多国家也无具体说明，因为这个操作起来太难了。对于我们有着五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我们需要一颗务实的心态，来减轻当前的教育惩罚现象。其中与我们有着相似文化圈的日、韩等国的经验是可以值得借鉴的。

（四）以全面之心审视教育惩罚

从对古代教育惩罚分析来看，学生实际上受到教师、家长、与自身“三位一体”的惩罚。纵观当今的教育惩罚现象，还可以明显地捕捉到过去的影踪。

如果我们仅仅把“教育惩罚”局限于学校，而忽视家庭、学生自身带来的惩罚，难免失之偏颇。因此，我们不仅要具体相关法律，而且要切实引导家长正确地教育自己的孩子，既要保持家长的权威，又要尊重孩子的人格尊严。同时，对于学生的自残行为、内疚心理要即时进行纠正和辅导。只有学校、家庭、学生与整个社会，积极参与到其中，教师才会更加理性、家长才会更加明智、学生才会更加快乐，我们的教育才会更加和谐。

综上所述，惩罚是教育（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发生的一种规律，本质上它是一件价值无涉的工具、手段，不管有无意识到，它一直在默默发挥作用。在传统文化影响下，惩罚学生有各种理论依据辅证，进而变得合理化、显性化、神圣化，不惩罚倒有可能招来“没有教养”的骂名。惩罚不仅来自教师和父母，还包括自我惩罚。教育惩罚并不总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它超越了惩罚本身，与整个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教育学的角度看，惩罚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培养学生克己的修养、提高自我控制的能力，继而有裨益于学生人格的形成与精神境界的提高。从根本上讲，如果没有教育惩罚，就没有古代社会维持社会秩序的“礼”，也就没有学生的社会化。公务员之家

因此，身处当今社会，我们应以宽容之心理解教育惩罚，以平衡之心认识教育惩罚，以务实之心减轻教育惩罚，以全面之心审视教育惩罚。

[参考文献]

[1]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10，114.

[2]朱顺龙，何立民编著。中国古文字学基础[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8.

[3][7][14]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5，145，72.

[4]王炳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一卷[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326-327.

[5]孙孔懿。教育失误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53.

[6]转引自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159.

[8]孙隆基[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74—184.

[9]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159.

[10]梅汝莉主编。中国教育管理史[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5：113.

[11]李才栋，谭佛佑等主编。中国教育管理制度史[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404.